第二节　塞万提斯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莎阿维德拉（1547——1616）是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伟大作家，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他的代表作《堂·吉河德》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欧洲文学影响甚远。

塞万提斯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一生坎坷。他的父亲罗德里哥是个医道并不高明的江湖医生，为了谋生，经常在外奔波。因家境贫困和动荡的生活，塞万提斯书读得很少，但吸取了大量生活经验，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1569年，他随红衣主教阿括维瓦出使意大利，接触并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后参加西班牙驻意部队，在1573年著名的靳邦德海战中带病登船作战，英勇杀敌，左手残废。1575年在回国途中，被土耳其海盗俘虏。当时他身上带着联军统帅堂胡安和西西里总督塞萨公爵的两封向斐力普国王举荐他为军官的推荐信，海盗头子以为他是个有钱、有地位的贵族，让他写信回家索取大笔赎金。他过了五年充满屈辱、死刑威胁的囚徒生活，以惊人的胆略和侠心义胆，几次组织俘虏逃跑。最后，家人倾尽资财，将他赎回。他应该是作为英雄回国的，可是时过境迁，他什么也没得到。他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工作，都遭到拒绝，便开始从事写作。

塞万提斯采用当时流行的各种体裁进行创作，写了抒情诗、讽刺长诗、骑士传奇等，都不是大成功。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是田园牧歌体小说《伽拉苔亚》（1585），歌颂理想化的真诚友谊和爱情。这部作品虽然给塞万提斯带来一定的文名，但无法解决生活的困难。为了生计，他又为剧院编写剧本。1584——1586间，他写了二三十个剧本，但大部分已散失，只给后人留下了《奴曼西亚》和《阿尔及尔风习》两个早期剧本。著名悲剧《奴曼西亚》取材于西班牙人民反抗罗马侵略者的斗争史实，歌颂了顽强不屈，勇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有评论家认为此剧可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媲美。《阿尔及尔风习》反映了塞万提斯当年在阿尔及尔的俘虏生活。此后，塞万提斯还当过征粮员和收税员，曾被诬告两度入狱，两次被教会驱逐出教。他还当过布贩，帮人跑腿，甚至为卖唱的乞丐编写歌词。他长期生活在下层社会，对骄淫奢侈的贵族和僧侣极其愤慨和厌恶，对贫苦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因而后来在自己的作品里，他把自己的许多生活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细节写了进去，出色地描写了他所熟悉的社会生活，表达了他鲜明的爱憎感情。他在监狱里构思了举世闻名的《堂·吉河德》。晚年还出版了《惩恶扬善故事集》（1613）和《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集》（1615）。前者是塞万提斯除《堂·吉河德》之外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部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西班牙封建社会各阶层生活面貌的短篇小说集，共收有12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意大利小说型，以历史或现实生活为依据，描写动人的爱情故事和曲折离奇的冒险经历；第二类为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型，偏重于揭露和讽刺现实，反映了西班牙人民的生活习俗，宣传了高尚道德，表现了反对封建偏见，赞颂个性解放，同情人民不幸的人文主义思想。塞万提斯自己称这部小说集为“社会的变形”。这部风格独特的小说作为西班牙最早出现的短篇小说，为西班牙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不少评论家认为：如果塞万提斯一生只写这部小说集，也足以使他名垂于世。而他的幕间短剧集则为西班牙幕间短剧创作开了先例。其中最精彩的《奇妙的木偶戏》写两个骗子到小镇演出木偶戏，说凡是私生子和不是纯基督教血统的人是看不见的，其实舞台上什么也没有。镇长和公证人都假装看得见，笑话百出。该剧风格活泼幽默，对白精彩生动，饶有民间风味。

生于忧患、死于贫困的塞万提斯因患水肿病于1616年4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坎坷多难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堂·吉河德》等宝贵的精神财富。

《堂·吉河德》（1605——1615）这个“在监牢里诞生的孩子”（塞万提斯）第一部出版后马上轰动全国，成为畅销书。由于小说的反封建反教会内容及虚拟骑士文学的形式，受到封建教会统治阶级的攻击和热衷于骑士文学者的仇恨。1614年，一个化名为阿隆索·斐南德斯·台·阿维拉尼达的人发表了一部《堂·吉河德》续篇，不仅歪曲原作精神，还在序言中对塞万提斯肆意侮辱。塞万提斯极为愤怒，赶写了第二部，于1615年公诸于世，伪作再也无人问津。

塞万提斯在作品自序中说，写《堂·吉河德》的目的是为了“攻击骑士小说”，“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当时西班牙王权用骑士荣誉和骄傲鼓动贵族建立世界霸权的野心，骑士文学宣扬忠君护教，建立荣誉，冒险征战，正适合他们的需要，而且他们企图借助骑士文学抵制人文主义文学的发展和影响。塞万提斯痛恨这种平庸低劣的骑士文学，故意模拟骑士传奇的写法，借主人公的荒唐行为和可笑可叹的遭遇，揭露骑士文学的荒唐和危害，尽情嘲笑骑士理想和骑士制度。

《堂·吉河德》写的是堂·吉河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五十多岁的削瘦老头吉哈诺是拉·曼却村的一个穷乡绅，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满脑袋的魔法、比武、冒险等念头，决心模仿古代的游侠骑士。他修补了祖上留下的破盔甲，手持长矛，骑上瘦马，自名为堂·吉河德，并仿照骑士的作法，物色了邻村一个养猪女郎作为自己崇拜的公主，给她起了个贵夫人名字杜尔西内妞，开始他的游侠冒险活动。他前后三次出游。最初一次，他单枪匹马，受伤而归。第二次找了邻居桑丘·潘沙作侍从一同出去，一路上他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羊群当军队，把囚犯当受迫害的骑士，不顾一切地提矛杀将过去，结果闹出无数荒唐可笑的事情。他力图锄强扶弱，可回报通常是拳打脚踢。第三次出游，在骑士幻想支配下，他完成了不少“丰功伟绩”。公爵夫妇为寻开心，让桑丘当了海岛“总督”。最后，堂·吉河德被大学生佯装的“白月骑士”击败，回去后精神压抑，大病一场。临终前他才醒悟过来，大骂骑士小说害人，立下遗嘱，不许他唯一的亲人外甥女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她就得不到遗产。

《堂·吉河德》所讽刺的骑士小说，是从13世纪起在欧洲流行的歌颂封建骑士的冒险事迹和爱情故事的一种文学。它把属于贵族武士的征战兼并美化成行侠仗义、扶助弱者的游侠冒险经历，渲染了骑士和魔法师、巨人搏斗的怪诞故事，把骑士与宫廷贵妇谈情说爱的风流韵事加以美化，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情节曲折有趣，曾一度吸引读者。但这类作品人物性格缺乏真实感，文字矫揉造作，故作高雅。特别到了后来，质量越来越差，粗制滥造，平庸拙劣，千篇一律，人物像一个模子倒出的，故事也荒诞得离谱。塞万提斯反对这种荒唐无聊、不尽情理的小说，在《堂·吉河德》里，采用讽刺性的夸张手法，模仿骑士小说里种种荒唐情节。比如骑士小说里，骑士总要效忠于一个“意中人”，堂·吉河德就想出了个杜尔西内娅，而他与这丑陋的村姑却从未谋面；骑士小说里描写谁能得到魔法师曼布利诺的金头盔，就能所向无敌。堂·吉河德遇见一个理发师头上顶着个洗头的铜盆避雨，就以为是曼布利诺的头盔，夺来戴在头上；他还仿效著名骑士阿马狄斯到黑山发疯，无病呻吟，哭诉“心上人”的“冷酷无情”。许多夸张的讽刺，把游侠骑士的荒谬行径挖苦得淋漓尽至，嘲笑了骑士制度，一扫无聊的骑士小说的影响。此后，拙劣的骑士小说果然在西班牙绝迹。

《堂·吉河德》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作家对骑士文学的讽刺。作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的社会现实，生动地描写了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人物及生活遭遇，有力地揭示了西班牙王国的破绽百出和它必然衰落的趋势。它不仅是一部讽刺小说，还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巨著。

《堂·吉河德》展现了一幅西班牙社会生活的鲜明图画。小说中主仆二人的游侠活动是荒诞不经的，但活动环境是真实的。从贫穷的山村到杂乱的城镇，从偏僻的小客店到豪华的公爵城堡，从平原到深山，从大路到森林，通过对贵族、僧侣、地主、农民、演员、商人、理发师、牧羊人、苦役犯、妓女、强盗等将近七百个不同阶层人物的描写．接触到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风俗习尚等方面，构成一幅完整的社会画卷，反映了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现实。

作品真实地揭示了统治阶级的专横和腐败，贵族豪门的荒淫与无耻。小说多次描写贵族的豪华排场和无聊生活，谴责他们的以势压人的罪行。在第二部第三十四、三十六章里，公爵夫妇不惜耗费巨资，制作奇装异服，动员所有的仆人扮演落难贵妇、魔法师和妖魔鬼怪来哄骗堂·吉河德和桑丘取乐。第二部第二十章里，乡下财主卡麻丘举行婚礼摆有丰盛的宴席，烧烤着整只公牛，“炖肉的沙锅，一锅就能吞掉宰场上所有的肉”，“装五十多斤的皮酒袋……有六十多只”，“白面包堆得像打麦场上的麦子”。

与贵族地主奢淫豪华生活成为鲜明对比的是贫苦的劳动力者、流浪汉的悲惨生活。桑丘·潘沙是穷得没办法才肯出来跟堂·吉河德游侠的。一个因为穷而去当兵的少年在赶路时把好一点的衣服脱下背着走，以免穿烂无钱再买。干旱和饥懂逼得许多农民铤而走险，大道上押送着苦役犯，枝头上挂着一个个被捕杀的强盗尸体。

作品在许多地方还表达了塞万提斯“民主自由”、摆脱封建束缚、反对种族迫害、反对封建割据、反对殖民政策等人文主义思想。

堂·吉河德是欧洲文学中著名的文学形象。他是一个耽于骑士幻想的人文主义者，一个既有悲剧因素又有喜剧因素的复杂形象，性格十分复杂矛盾。

一方面由于被骑士小说毒害，他脱离实际，终日沉于幻想，对现实生活失去了切实感受。在他眼里，到处都是魔法、妖怪、巨人，到处都是他行侠仗义的奇景险境。他把蒙帖艾尔平原上巨大的风车看成是作恶多端的巨人，不顾一切杀将过去，被风车巨大的扇叶刮断了长矛，连人带马扫了出去；他把绵羊当军队，奋勇杀去，被放羊人拾起石块当武器，打掉他的门牙，打断他的肋骨；他认为“人应当是天生自由的”而解救了苦役犯，却命令他们去拜见他的杜尔西内娅，报告他的功绩，结果被犯人们打伤，剥去衣服，狼狈不堪；他处处模仿传奇中的骑士，单枪匹马到处冲杀。虽然他把维护正义，锄强扶弱，把消除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天职，而且见义勇为，从不怯懦，为主持正义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但善良的动机往往得到相反的效果，有时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别人。如搭救被地主毒打的牧童，反使牧童遭到更凶残的毒打。被他当魔鬼打下马来摔断腿的教士说：“你打抱不平，反而害得我一辈子站不平，你为了除害，却叫我终身受害。”他自己也常被汕笑戏弄，断牙断骨，丢了耳朵，削去指头，他还执迷不悟，认为这种失败是骑士难兔的失败，是创立骑士伟业应付的代价，表现了明显的精神胜利法。这时，他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梦想家，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疯子。

但另一方面，当不涉及骑士之道时，他又是一个具有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辩才，明晰的思路，而且能洞察社会的苦难，为理想而奋斗的战士。只要不谈到“骑士”，他都很清醒，从文治武功、贵贱等级、战争观念到教育文艺等，都有深刻见解，广泛地涉及了人文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在思想上他追求自由，向往平等，反对封建特权，同情苦难人民；在行动上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虽屡遭失败，仍百折不回，他身上闪耀着人文主义的理想之光。

堂·吉河德的形象，既反映了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理想，又反映了人文主义理想与西班牙社会现实的矛盾。一提起这一形象，我们往往偏重于他的疯疯癫癫、荒唐可笑的一面，把他看成脱离实际、主观臆断的典型。其实还应看到，“堂·吉河德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伟大精神的化身”（屠格涅夫），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别林斯基）。

小说的另一主人公桑丘·潘沙是16世纪西班牙农民的典型形象，具有不少劳动者的优秀品质，也有农民那种狭隘自私、贪图小利、目光短浅的一面。他勤劳善良、乐观开朗、稳健纯朴、冷静求实、幽默而又风趣。

作者是在发展中刻画桑丘形象的。开始为了得到某些好处，他才跟随堂·吉河德出游。他一面咒骂游侠的疯狂幻想，一面又希望好歹能碰上一个发财的机会。他经常以清醒的头脑提醒堂·吉河德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中来。随着游侠的进行，他逐步接受了堂·吉河德的思想，敬佩其好心肠，“不管吉河德荒唐到什么程度，还是不能把他抛下”。到了后来，他为了追随堂·吉河德去实现骑士理想，完全不计自己的得失。桑丘当“总督”的情节最突出地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才能。他毫无自私念头，断事英明，办事公正，巧妙地判决了公爵布下的疑难案件，还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堂·吉河德用骑士方式不能实现的理想，在桑丘的行动中得到了实现。最后他主动辞职，空身来，空身去，“没带走一文钱”。他虽不识字，但语言诙谐幽默，满口谚语格言，表现出农民的机智。

《堂·吉河德》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创造了一种新型小说，既模仿骑士传奇的题材和体裁，利用骑士小说的训诫性宣传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又吸取了流浪汉小说环境描写的长处，使主人公的游侠接触到下层社会生活。它还摈弃了骑士小说的梦幻成分，一改流浪汉小说主人公的悲观消极形象，发展了英雄史诗里为了理想而献身的斗争精神。它既注意继承前人的创作经验，又不因袭守旧，对各种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综合革新，把欧洲长篇小说推到了近代小说的边缘。

作品的另一成就是塑造了堂·吉河德和桑丘两个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典型。这些形象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堂·吉河德从人迷到清醒，桑丘从头脑简单到复杂，强调生活中有特征的东西，加以夸张。这些人物性格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往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往往是始终如一的，《堂·吉河德》这一点给后世文学影响较大。

作品在结构上的特点，是以主仆游历为线索，经常插入一些独立的小故事，使作品能更广泛地反映现实。但也有评论家认为这正是其不足之处，穿插性故事与主要情节缺乏有机联系，结构松散。另外，情节也常有重复疏漏之处。

在手法上，作品巧妙运用讽刺艺术，采用了对比、幽默、嘲讽、夸张等手法。如在人物设置上富有对比性：主仆二人的形象，既对立又相辅相成。从年龄、外貌到性格、语言都作了鲜明对比：堂·吉河德年老体衰，桑丘正当盛年；一个瘦而高，一个矮而胖；一个骑瘦马持长矛，一个坐矮驴挥短鞭；一个沉湎于虚幻之中，一个处处讲求实际；一个谈吐不俗，通达而得体；另一个则满口谚语，诙谐而多趣。作品把平凡的生活细节和富有奇特幻异的想象、滑稽夸张的闹剧场面和朴实无华的现实生活、英雄和丑角、智者与疯子、悲剧与喜剧结合，形成了特有的幽默讽刺风格。

《堂·吉河德》的语言生动而富有表现力，有其独特的风格。它形式多样，有时庄重，有时诙谐，有时含蓄，有时明快，一扫骑士小说惯用的华而不实的绮而文风。它采用了西班牙人民通用的口语，特别是出自桑丘口中的那些民谚俚语，体现了西班牙的民族风格。

闪耀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堂·吉河德》出版已经三百八十多年，它吸引了无数读者，成为世界文学宝库里一部不朽的杰作。它被译成一百种以上的外国语言。三百多年来，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评论者都从当时的文学风尚和美学标准出发，对其思想和内容作出解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世纪的人民，都一定或将要读一读《堂·吉河德》。”别林斯基这句话中肯地道出了《堂·吉河德》超越时代和民族界限所具有的永远的魅力。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举行了一次“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书”的投票活动，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堂·吉河德》荣列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