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国文豪伏尔泰于1753～1755年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成为新剧本，名为《中国孤儿》，1755年８月20日开始在巴黎各家剧院上演，盛况空前。随后，英国谐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及马约瑟的本子，重新改编了《中国孤儿》，在伦敦演出，引起极大的震动。所改编的《中国孤儿》，其故事情节与《赵氏孤儿》有所不同，但基调大致一致。王国维在《宋元戏剧考》中，把《赵氏孤儿》与《窦娥冤》并列，称之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还有人把它同莎士比亚的杰作《哈姆莱特》作比较，由此可见《赵氏孤儿》影响之大。 　　

《赵氏孤儿》是一部杰出的悲剧。其全名为《赵氏孤儿大报仇》，又名为《赵氏孤儿冤报冤》。译者是法国传教士马约瑟，他于1731年在广州把《赵氏孤儿》译成法文，原作是元代纪君祥（一说为纪天祥）所作，法译本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4年巴黎《法兰西时报》、翌年《中华帝国志》先后刊发，在欧洲引起巨大的反响。伏尔泰就是以马约瑟神父的法文本为素材创作出《中国孤儿》的。《赵氏孤儿》是传入欧洲的第一部中国戏剧。《赵氏孤儿》播传世界有赖于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改编。 　　

伏尔泰为什么要改编《赵氏孤儿》？有的说，伏尔泰“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见识不广，对《赵氏孤儿》的改编是猎奇之所为。”此言失于偏颇。 　　

《赵氏孤儿》剧情曲折多变，矛盾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剧中描写的勇士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尽管身份不同，地位有异，但自我牺牲的壮烈精神同样震撼人心，他们一个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正如《史记》所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其品德，扣人心弦，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程婴是贯穿其中的主要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深刻动人。他从知恩酬报到拯救无辜，从抚养孤儿到忍辱向仇人献媚。 　　

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并非出于一时心血来潮，也绝非所谓“猎奇之所为”。从伏尔泰在剧本题目下着意所加“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的五幕剧”一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有三： 　　

根据孔子的教导之一，就是无征不信，“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也就是不凭造作，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伏尔泰编剧有一条宗旨，那就是“以前世历史事实感召后世人为力”。他非常讲求“以真实的历史事实感人”。将中国题材引入戏剧创作是出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一贯的关切和向往。欧洲诸国喜欢收藏中国文物，其宫廷内外出现了一种对“中国风尚”的特殊嗜好，而这种“东方趣味”风行的迹象已为伏尔泰亲眼所见。当时，来自中国的丝绸布料早已成为贵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奢侈品，中国也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丝绸之国”的美誉。在悠长的岁月中，中国的典籍、火药、炼丹术、造纸术、航海术、雕版印刷术、建筑技术、医学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曾这样写道：“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无所不在。”这股由法国兴起的“中国风”，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在欧洲大陆愈演愈烈，“中国兴味”正是欧洲人趋之若鹜的时代风尚。伏尔泰在这股劲吹的“中国风”之中，了解和熟悉了中国，并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由此萌发了创作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的戏剧的心愿。正在寻访题材之时，读到了《赵氏孤儿》的译本，并认定，“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及其感染力的好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