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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丨论李佩甫《生命册》的艺术特色

作者：赵新节来源：会员中心时间：2026-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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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丨论李佩甫《生命册》的艺术特色

李佩甫的《生命册》作为“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以沉郁而丰赡的乡土叙事，在当代文学版图中刻下了厚重的一笔。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作家对中原乡土的一贯关注，更在叙事形式、意象建构与人性勘探上呈现出独到的艺术追求。本文拟从叙事结构、人物塑形、意象系统与语言风格四个维度，剖析《生命册》的艺术特色，以期揭示其作为“新乡土叙事”典范的审美价值。

## 一、复调叙事：双线交织的时空辩证法

《生命册》在叙事结构上最显著的创新，在于“我”（吴志鹏）的当下都市生活与乡村记忆构成的双线并行、相互阐释的复调结构。主线是“我”作为知识分子在城市中的挣扎、异化与精神返乡，辅线则是“我”通过记忆、书信与口述所串联起的乡村人物群像史诗。两条线索并非简单的顺时铺陈，而是以“我”的精神成长为轴心，不断在当下与过去之间做闪回、对照与互文。

这种结构打破了传统乡土小说线性依时叙事的老路，赋予文本以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品格：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理性与直觉、文明与野性构成了多重对话关系。例如，当“我”在都市的证券市场中沉浮时，脑中却总浮现出梁五方在麦田里骂天的画面——两重空间在心理时空中并置，构成对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命运的双重审视。这种叙事策略使小说既避免了单纯“怀旧”的感伤，也超越了简单的“批判”姿态，而呈现出复杂的辩证性。

## 二、个体与群像：圆融的人物塑形术

《生命册》的人物塑造艺术，集中体现在“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真实感。作家不追求性格的极端化或典型的单一性，而是让每个人物都携带着土地的气息、时代的烙印与命运的褶皱。吴志鹏身上的“反叛—愧疚—寻根”轨迹，既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自传，也是当代乡贤文化断裂后的灵魂漂泊；梁五方的执拗与天真、虫嫂的卑微与坚韧、骆国栋的狡黠与温情，无一不是多面性的存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表现个体命运时，始终将其嵌合在乡土的伦理网络之中。每个人物都不是孤立的原子，而是血缘、地缘、宗族关系网上的一个节点。李佩甫常通过“对话性的细描”——让不同人物在同一事件中从各自立场做叙述——来呈现生活的模糊地带。例如对“换亲”制度的描写，既没有简单地将其判定为封建残余，也没有浪漫化为民俗传统，而是在受害者、执行者、旁观者的多重视角中，还原出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无奈与坚韧。这种“深描”式的写法，使人物从符号上升为“这一个”，达到了别林斯基所言的“熟悉的陌生人”的美学效果。

## 三、意象交响：从“平原”到“生命册”的符号密码

李佩甫是一位深具意象思维的作家。《生命册》中的意象系统，从微观到宏观形成了一个有机的隐喻网络。最核心的意象自然是“平原”——不仅指物理空间上的中原大地，更是精神与伦理的载体。“平原”没有高山深谷的奇崛，却以“平”为特征，象征着一种由农耕文明滋养出的稳固秩序。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麦子”“泥土”“榆树”“盐碱地”等，都是“平原”的具象化呈现。

在这些意象中，最具张力的是“虫子”的意象群。作家将“在平原上生存的人们”比作各种虫子：有“爬着的”“飞着的”“钻洞的”，暗示着人在乡土伦理与生存压力下的不同活法。而“生命册”本身也是一个超大型意象——它既指小说文本，也指每个人物留在世上的“记录”，更指向作家欲“为土地立传”的意旨。正如小说开篇所写：“我是一粒种子，飘出了故乡的平原。”这个“种子”意象贯穿全篇：它既是生命个体的隐喻，也是文化基因的象征。种子离开土地意味着异化，而返乡则意味着寻根。意象之间彼此呼应、层层递进，构成了一部“平原生灵的密码本”。

## 四、土语叙事：方言与书面语的创造性融合

《生命册》的语言艺术独具匠心。李佩甫没有简单地搬用豫西方言词汇，而是将方言的韵律、语感与意象融入书面语系统，形成一种兼具泥土气息与文学质感的叙事语言。这种语言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声音塑形”——读者仿佛能听见人物的口音、叹息与吆喝。例如，描写老姑父喝酒时“那叫一个滋溜——嗞——哈”，简短的拟声词勾勒出人物神态；叙述“我”离开故乡时“心里像是被锅盖盖住了”，则用乡间常见的器具作比喻，既陌生又精准。

在修辞上，小说大量使用“中原式的夸张”——“他心里的火，能把整个庄稼地烧光”——这些看似过火的表达，实则是平原人情感方式的自然流露。同时，作家也善用排比与叠词来制造节奏，“慢一些，再慢一些”“长了又枯，枯了又长”等句式，模仿出土地呼吸的节律。这种语言策略使小说在知识分子叙事视角与农民日常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既能承载深刻的文化反思，又保留鲜活的乡土质感。

## 五、结语

综上，《生命册》的艺术特色，本质上是李佩甫对“如何书写当代中国乡土”这一难题的创造性回答。双线复调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乡土文学的时间封闭圈；圆融立体的人物群像，祛除了“农民”类型的污名与神话；多层次的意象系统，将土地经验转化为可感知的符号；方言与书面语融合的语言，则实现了乡土美学的现代转化。这部作品既是对刘震云、阎连科等河南作家“乡土批判”传统的接力，又注入了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精神省思的新维度。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乡土文学，不是怀旧的挽歌，也不是变革的颂词，而是让土地自身开口说话——在每一粒种子、每一滴汗水、每一次挣扎中，照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深处的灵魂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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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佩甫. 生命册[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2] 陈晓明.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贺绍俊. 乡土中国的精神镜像——评李佩甫《生命册》[J]. 当代作家评论, 2013(4): 45-52.

[4] 李敬泽. 平原上的“神”与“魔”——李佩甫论[J]. 南方文坛, 2015(2):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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