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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丨秦声秦韵与命运交响——论陈彦《主角》的地域文化特色

作者：赵新节来源：会员中心时间：2026-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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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人生轨迹为主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中，深刻展现了秦腔艺术与关中地域文化的复杂交织。本文从秦腔文化、关中方言、民俗细节以及人物命运与地域关联四个维度，系统分析《主角》的地域文化特色。研究发现，作品将秦腔的悲怆激越内化为叙事的节奏与情感基调，通过方言土语构建出真实可感的关中生活世界，而婚丧嫁娶、节气庙会等民俗细节则构成了人物行动的文化底色。忆秦娥的命运起伏与秦腔艺术的兴衰形成同构关系，地域性不仅成为人物性格的塑造力量，更隐含着对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深层思考。本文旨在揭示地域文化如何成为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与意义生成的重要机制。

**关键词**：陈彦；《主角》；秦腔文化；关中方言；地域文化

## 一、引言

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地域性书写始终是一条重要的美学路径。从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到陈彦的《主角》，陕西作家对故土文化的深情凝视与艺术转化，构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中极具辨识度的景观。《主角》自2018年出版以来，先后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其成功不仅在于塑造了忆秦娥这位命运坎坷的秦腔演员形象，更在于将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秦腔这一古老剧种的内在精神进行了深度绑定。

关于《主角》的研究已从多个角度展开：有论者关注其叙事结构的“三一律”特征，有学者分析其戏曲元素与小说文体的互文关系，亦有研究者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忆秦娥的形象塑造。然而，小说中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秦腔文化、关中方言与民俗细节如何共同编织出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本文试图从地域文化的整体视角出发，揭示这些元素如何成为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以及地域性书写对人物命运建构的深层意涵。

## 二、秦腔文化：作为叙事灵魂的地域精神

### （一）秦腔精神与小说情感基调的同构

秦腔被誉为“秦地之魂”，其声腔高亢激越、慷慨悲凉，素有“秦声震野”之说。陈彦在《主角》中并非简单地将秦腔作为背景点缀，而是将秦腔的艺术特性内化为小说的情感基调与叙事节奏。小说开篇便以秦腔《杨排风》的演出场景切入，忆秦娥第一次登台时的紧张与浑然忘我，已然预示着这条艺术之路的荆棘与荣光。此后，每一次演出、每一段唱词，都与人物心境形成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秦腔的“悲情”底色与忆秦娥的人生哲学高度契合。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打焦赞》《鬼怨》《焚香记》等经典剧目，其故事内核往往指向女性的冤屈与抗争——这与忆秦娥屡遭命运戏弄却始终坚守舞台的经历形成镜像关系。陈彦借秦腔之“悲”来观照人生之“苦”，使地域性艺术形式升华为普遍性的生命哲学。

### （二）秦腔行当与人物形象的对应关系

小说对秦腔行当的细致描写，赋予了人物类型化的文化内涵。忆秦娥从学艺初期的“正旦”到后来的“刀马旦”，其行当的转换暗合着性格的成长。正旦多扮演端庄稳重的女性，刀马旦则需有武打功底，偏重英武气概。忆秦娥从柔弱到刚强的蜕变，正体现在她逐渐掌握了刀马旦的表演技艺。而胡三元作为司鼓，其敲打出的节奏不仅是舞台的节拍，更是人物命运的律动。这种将戏曲行当与人物塑造相结合的手法，使地域文化元素直接参与了小说结构的搭建。

### （三）戏曲程式对小说叙事节奏的影响

秦腔表演中有严格的程式化要求，唱念做打皆有定规。陈彦巧妙地将这种程式感转化为小说的叙事节奏：主角的舞台生涯往往以“练功—排戏—演出—争议—成长”为基本单元，形成一个回环反复的结构，与秦腔折子戏的章法构成隐喻关系。每折戏既独立成章，又前后关联，最终合成一部大戏。这种叙事策略不仅强化了小说的戏剧张力，也让读者在阅读中自然沉浸于秦腔的艺术氛围之中。

## 三、关中方言：地域身份的语言印记

### （一）方言词汇的文化编码功能

《主角》中的关中方言并非简单的修辞点缀，而是人物身份、社会关系与文化心理的直接表征。小说大量使用“谝”“咧”“咋”“嫽”等典型陕西方言词汇，这些词汇浸透着秦地百姓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判断。例如，“谝”字（意为闲谈、聊天）在作品中反复出现，既刻画了剧团演员之间的日常交往，也暗示了人际关系中的亲疏远近。

方言的使用还承担着身份区隔的功能。剧中人物在特定场景中从普通话切换到方言，往往标志情绪的爆发或立场的表态。如当胡三元面对不公时脱口而出的“能咋嘛”，短短三个字便将其倔强不屈的性格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这种语言切换背后，是关中人对自我根基的确认。

### （二）语气词与情感强度的关系

关中方言中丰富的语气词，如“嘛”“咧”“哈”“呀”等，在小说中高频出现，这些语气词不仅使对话更生动，更精确地传达了人物的情绪层次。以“咧”字为例，它既可用于表达完成时态（“吃咧”），也可用于表达感叹（“好咧”），不同的上下文赋予它不同的情感强度。陈彦对这些语气词的运用极其娴熟，让读者仿佛能听到角色说话的腔调。

### （三）方言与地域认同的深层联结

小说还通过方言的传承与失落，折射出时代变迁中的文化焦虑。当年轻一代演员逐渐说不好地道的老陕话，当秦腔唱腔中的土音土调被标准化改造，这种语言的变异本身就成了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失落的一个缩影。忆秦娥始终坚守着老式的发音方式，这种坚守与其说是一种艺术习惯，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态度——她守护的不仅是方言，更是方言背后那一整套关于秦腔艺术本真的理解。

## 四、民俗细节：生活世界的地域底色

### （一）饮食习俗的文化表征

关中地区的饮食文化在小说中占据了相当篇幅。臊子面、锅盔、羊肉泡馍等特色食物不仅作为日常饮食出现，更在关键情节中充当了情感媒介。例如，忆秦娥初到省城时，一碗酸辣的岐山臊子面缓解了乡愁；而当她功成名就后，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朴素的味道。食物在这里既是具体的生活细节，又隐喻着人物与故乡之间难以割舍的精神纽带。

### （二）婚丧嫁娶仪式中的社会关系

小说对关中地区婚丧习俗的描写，展现了村落社会的伦理结构与人际关系网络。忆秦娥的婚姻悲剧中，传统婚俗中的“说媒”“下聘”“三媒六证”等环节，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社会控制机制。同样，葬礼中的头七、百日祭等仪轨，不仅是对逝者的追思，更在生者之间重新标定关系秩序。这些民俗细节并非可有可无的环境描写，而是推动人物命运转折的重要力量。

### （三）节气庙会与集体记忆

秦腔的演出与关中地区的节气庙会紧密相连。小说中多次写到二月初二的龙抬头庙会、四月初八的佛诞日等民俗活动，这些场合既是秦腔演出的舞台，也是乡民集体情感的宣泄场。十里八乡的百姓赶庙会、听秦腔，构成了关中乡土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陈彦通过对这些民俗活动的刻画，将个人命运嵌入到一个更大的集体记忆中，使忆秦娥的个体奋斗具有了某种地域文明的象征意义。

## 五、人物命运与地域关联：从个体到象征

### （一）地域文化对人物性格的塑造

忆秦娥的性格中带有鲜明的关中女性特质：刚强隐忍、不善言辞、认死理。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她成长于秦岭山区的自然环境、饱受苦难的家庭背景、以及秦腔行当的严苛训练密不可分。地域文化不仅提供了她赖以生存的技艺，也塑造了她理解世界的方式。当她面对人生困境时，往往是“咬紧牙关、硬扛”这种源自土地的倔强在支撑着她。

同样，胡三元、米晓辉等配角也各有其地域烙印。胡三元作为司鼓老艺人，其重义轻利的行事作风，正是关中民间“走江湖”传统的化身；而米晓辉身上的浮夸与投机，则映射出市场经济对传统乡土伦理的冲击。

### （二）人物命运与秦腔兴衰的同构

最核心的地域关联体现在忆秦娥的个人命运与秦腔艺术命运的同构关系上。她的登台辉煌，正值秦腔传统剧目恢复的80年代；她的艺术低谷，恰逢90年代流行文化冲击下的戏曲式微；而她晚年坚守舞台、传承技艺，又与文化复兴的大潮相呼应。陈彦将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艺术叙事紧密交织，忆秦娥的“主角”之路，实际上也是秦腔这一地域性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生存、挣扎与求变的缩影。

当秦腔从乡间庙会走向省城剧院，再走向国际舞台，其传播空间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从乡土到都市、从封闭到开放的巨大转型。忆秦娥在每一次转型中经历的精神苦痛，本质上是对“传统如何在现代中安放”这一时代命题的个体回应。

### （三）地域作为精神家园的永恒意义

小说结尾，忆秦娥回到当年学艺的老戏台，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她依然唱出了最完整的一折戏。这个场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地域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精神归宿。即便秦腔的观众越来越少，即便老戏台即将坍塌，但只要她还站在那个舞台上，秦腔的血脉就没有断绝。这种对地域文化根性的坚守，使小说超越了单纯的现实主义传奇，而具有了某种存在的诗意。

## 六、结语

《主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陈彦对地域文化元素的深层转化。秦腔文化、关中方言、民俗细节不再是小说的“装饰”，而成为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的内在组成部分。地域性不是狭隘的乡土标签，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理解生命的独特视角。忆秦娥这个“主角”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正在于她在最狭小的地域舞台上，演出了关于命运、坚持与尊严的普遍性戏剧。

对于当代文学创作而言，《主角》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路径：深入挖掘一方水土的文化肌理，将其转化为叙事的血肉与灵魂，让地域性真正成为文学力量的源泉。这或许是这部“秦声秦韵”之书给予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启示。

## 参考文献

[1] 陈彦.主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2] 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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