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作品选集》读后感（248）（朱学军） 说说我的母亲

今天是母亲节，窗外的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在书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静坐书房，凝望着相框里母亲的照片——她站在一丛苍松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眼神里满是慈爱与坚韧。那一刻，思母念母之情如潮水般奔涌而来，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那些与母亲有关的过往，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一一浮现。

我于1958年5月出生在豫西伊川县白沙公社一个叫焦沟的贫穷小山村。母亲一生共生了12个孩子，其中4个夭折，我在男孩中排行老大。小时候的记忆里，家徒四壁，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糠菜半年粮”是生活的常态。母亲为了让我能健康长大，给我起了“进拴”这个名字，“进”寓意着大跃进时期的向前奋进，“拴”则是希望能把我牢牢拴住，不让阎王爷把我带走。在那吃大锅饭的年月，母亲总是喝稀汤，把碗底的稠饭留给我，自己却常常饿得头晕眼花。

由于爷爷曾被划为地主成份，文革时期，我们家受尽了欺侮。我这个才八九岁的孩子，也被贴上了“地主羔子”的标签，全大队学校开会时，会被专门点名清出会场。母亲看着我受委屈，心如刀绞。为了我们的前途，她毅然决定卖掉山北的房子，领着我们迁回汝州老家，让我们也能拥有下中农的好成份，不再受人欺辱。母亲的这一决定，让我不禁想到了孟母择邻、岳母刺字的故事，她为了我们的命运，费尽了心血。

母亲是一位身材弱小的缠足妇女，没读过一天书，但她却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凭着那双小脚、弱小的身躯和如柴的双手，跟父亲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农务劳作，还要为全家人的吃饭穿衣精打细算。父亲去世后，母亲更是既当爹又当娘，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春天，她上山采野菜、树叶，晒干存起来让我们冬天吃；夏天，收罢麦就到地里捡麦子；秋季，下地拾坏红薯圪瘩；冬天，纺花、织布，想方设法让我们吃饱穿暖。她总是把稠饭先让孩儿吃，自己喝稀汤吃剩饭；好衣让给孩儿穿，自己的衣服补丁连成串。一床破被用了三十年，养鸡下蛋换油盐，日子过得异常艰辛。

我高中毕业后迷上了写作，起初母亲怕我惹出乱子，不理解也不支持，甚至点火烧了我写的一大摞百投不中的稿子。我一气之下砸了家里的饭锅，摔了饭碗，离别故乡到洛阳、郑州等地四处流浪，发誓写作不成功就不回家。直到1979年寒冬的一天，母亲收到了两张我的稿费汇款单，她拿着稿费单到人多的地方“炫耀”，逢人便说：“俺栓娃子来钱了！俺栓娃子来钱了！”从此，母亲全力支持我写作，天热给我煽扇子、赶蚊子，天冷给我做暖靴。

1992年和1997年，我分别到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母亲动员二弟、三弟给我筹集了4000元学费，亲自缝到自己的内衣口袋里，走了18里山路，又坐公共汽车到汝州城里把钱交给我，千叮咛万嘱托，“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深情，让我感动不已。1994年，我终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实现了为之奋斗20个春秋的愿望。老母亲看了报纸上的消息，一遍又一遍，还让识字的人念给她听，边听边流泪，嘴里不停地说着：“我栓娃子可是老不容易啊！”

母亲一辈子勤劳、坚强、勇敢，有志气、有毅力。她一生搬过8次家，为了我们8个儿女操碎了心，受够了累。父亲去世后，她独自拉扯我们长大，为我们娶妻成家，盖房置业。70岁那年，她还承包着责任田，经常下地劳动，把我给她的零花钱买成猪娃和羊羔，喂大了卖了换成钱，逢年过节发给孙子、孙女和外甥们当压岁钱。

母亲给我们的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三弟小时候一只脚歪着，不能走路，母亲用她那双温柔的手，数年如一日地捏正、揉好。家里有好吃的，总是尽着让我先吃；我调到平顶山后，母亲每年都要跑几百里给我们送老家院子里长的石榴、核桃、苹果，还有她亲自种的花生、嫩玉米、红薯和老窝瓜。

然而，命运却对母亲格外不公。母亲敬有观音菩萨塑像，积德行善，却在去洛阳给四叔“引鬼”后得了重病，经检查是癌症晚期。在医院抢救到腊月二十三，母亲执意回家过年，谁知那竟是我们母子的最后一面。鸡年正月二十九，我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急忙往家赶，却还是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当看到操劳一生、干瘦如柴的母亲，我泪如泉涌，跪地恸哭，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与思念。

母亲的名字叫冯银，我至今没有叫过，但她不是大人物却并不失去她的伟大。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在家乡有口皆碑。她用一生的爱和付出，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她的爱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如今，母亲虽然已经离我而去，但她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前行。在这个母亲节，我想对远在天堂的母亲说：“娘，您辛苦了，我爱您！” （248）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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