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沙令

——观《东京梦华》有感

公元975年，金陵城破，唐后主李煜被俘，三年后于汴京离世，坊间传言，他死于牵机药。公元1938年，山河破碎，日本人软禁吴佩孚于曾名北京，后更名北平之地，一年后其离世。

——题记

帘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罗衾不耐五更寒。

吴子玉大抵是不喜欢李煜词的，他想写《满江红》，那洋洋洒洒，自顾自蔓延满江的一片血红，是文人笔下的词牌名，也是他的心。

只是那样的水草如今已经不多见了，秦淮河中，死难者的鲜血染红了“夜深换过女墙来”的白色月光。月光从文人心头飞天舞动的白练，变作了史家笔下血国三千的恐怖注脚。

也变作了吴子玉书房案头，掺杂了朱砂的血墨。

他想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眼前闪过了，在地下埋了二十二年的老上峰——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场景，想起了当年那没来得及出口的呐喊。

如今那呐喊声，一半化作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纷纷扬扬落在华北平原的雪，一半化作了这狭小囚室的雨。

雨落在宣纸上，也落在人心上。

最终，他还是没有写岳武穆的《满江红》，而是写了唐后主的《浪淘沙令》。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如今吴子玉仿佛陷入了一个噩梦，无法更沉的睡去，也无法醒来。若能在野兽歌唱的催眠曲中，沉沉睡去，丢掉《诗经》，改读《万叶集》，他就能获得自由。

然而，我深深的渴望自由，人的身子却不能从狗洞子中爬出。三年后，叶希夷于囹圄中，如是说。

吴子玉是旧人，不会写现代诗，亦不会唱《国际歌》。却会用乐府唱法，唱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然而，这乐府唱词，却唤不醒一个老大中国，亦无法唤醒一个反动的，残酷镇压二七罢工的老旧灵魂。

吴子玉是违命侯被幽禁的宫室中，一根雕满了梅花的朱漆木头。一千年过后，木头早已腐朽不堪，朱漆褪尽。然而，那木头上的每一个花瓣，还是当年精致典雅的样子。

那木头是旧时代投射在近代化世界的最后剪影。它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已经出现摩天大楼的世界，是名为“雕栏玉砌”的旧时代访客，注定要伴着不合时宜的，淹没在《何日君再来》歌声中的“曲子词”，走入博物馆，成为无人使用的死物。

他就快要死了。这句话对于吴子玉而言，不是一句诅咒，而是客观事实陈述。

只是不知这一死的重量，是否足够偿还二七塔下的许多人命。然而，人命是可以放在天平上称量的物品吗？

吴子玉不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李煜的时代，尚且没有“反动”一词存在。只有“一将功成万骨枯”。故而，他也不知道答案。

他只会凭栏远眺，似是要将秋海棠的一切都刻在心上，要记的比南唐词流传的时间更长久。因这江山，待到钱穆写成最后一本“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的史书”，就再难相见。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他忽然在想，唐后主会不会并非如同坊间传闻那样，是吃下了牵机药而死。那样的死亡方式，不像是一个把所有的情感都献祭给了虞美人和相见欢的“词中帝王”，倒像是兵败被囚的武夫。

唐后主的死亡该像是蝴蝶坠落蔚蓝大海般脆弱美丽。

李煜站在雕花窗边，“伫倚危楼风细细”，在“暮雨春愁黯黯生天际”时，纵身一跃，衣袖被风吹起，如同蝶翼。

赵廷美是幸运的，他见到了人间罕见的蝴蝶“凋零”之景。

只可惜这痴儿竟不知那是蝴蝶留给人间最后的词话。

那么，吴子玉又该留下怎样的故事？他不适合写，也不会写后主词，无论背了多少“寂寞梧桐”或是“春花秋月”，笔下生出的依然是“疾风惊雷”。

既然李煜得以用生命做最后一词《玉蝴蝶》，他又为何不可补上一阙《满江红》。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纵使等不到这一日，自有后人拾起岳家军的旗帜。

他不明白，后人不会再打起吴字帅旗，然而，终会有人告诉他，“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名为正道的代价中，何尝没有作为殉国者的吴子玉的生命。他没有选择主动坠楼，因为“黑色的野狗”不配见证蝴蝶坠海之景。他接受了被日本人假“医疗事故”之名，暗杀的结局。

他或许没有填完一阙《满江红》，然而，他的死亡本身，成了军国主义暴行的见证书。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把政治暗杀炼成《浪淘沙令》，同样是可怖的。

就好像“一自佳人坠玉楼”的诗篇，无法掩盖绿珠因石崇倒台而被牵连致死的事实。

再多的唯美语句，也无法回避因“国破山河在”而导致吴佩孚惨死的冰冷旧事。

诗词的温度在历史的冬天面前，被冻成了冰雕，无论冰雕看上去是何等美轮美奂，那足以冻伤肌肤的温度，能够轻而易举压制一切生机。

可巧，吴子玉确乎死于一个冬日。只是不知，1939年12月4日，是否下了冷雨，又是否吹过“拂花风”。

然而，无论是否有雨，文学家总会在诗稿中，为那个悲伤的日子，下一场永不停息的暴雨，暴雨落在河面，流水送走落花。

纵使12月的风，并非“洛阳三月花如锦”时的春风，然而拂过梅花的风，不是春风，胜似春风。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