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罗斯女子》创作于公元前166年，是泰伦提乌斯的处女作，剧本上演后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赞誉。此剧是在古罗马新喜剧作家米南德的同名剧本《安德罗斯女子》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并吸收了他另一部剧本《佩林托斯女子》的部分情节，改编后的剧情基本忠实于原著，所不同的是，泰伦提乌斯加进了更多生动、有趣的对白，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具有吸引力。

　　泰伦提乌斯生活在罗马奴隶制生产迅速发展时期，商业和货币经济繁荣，希腊和东方各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传入罗马，使社会思想意识发生很大变化。他的喜剧主要描写年轻人的爱情和由此引起的家庭冲突，反映在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思想影响下新旧思想的冲突和老少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在他的喜剧中，老一代人比较保守，主张维护传统的道德标准和社会风尚，年轻人则追求自由和生活享受。他主张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宽容、忍让，这种思想在《安德罗斯女子》中有充分的体现。

　　这里节选了《安德罗斯女子》最后两幕的主要场次，也是最精彩、最扣人心弦的部分。全剧围绕一场假装安排的婚礼而展开，情节复杂又一波三折。潘菲卢斯按照贴身奴隶达乌斯的计谋假装答应父亲为他假装安排的婚礼，不料这不但引起了“假情敌”哈里努斯的愤怒，同时，也给格吕克里乌姆带来巨大的痛苦与打击，戏剧矛盾冲突由此产生。正当这些人为婚礼之事大为苦恼之时，故事情节奇峰突转，达乌斯利用他的聪明机智，巧妙地安排了赫勒墨斯“偶然”看到潘菲卢斯与格吕克里乌姆的孩子，并在愤怒之下解除了婚约，这正是潘菲卢斯想要的结果。克里托的登场使剧情达到高潮，他不但使格吕克里乌姆与失散多年的父亲赫勒墨斯相认，还促成她与潘菲卢斯终成眷属。故事结尾处，作者最后还留下一个小小的悬念，那就是哈里努斯与赫勒墨斯之女的爱情将何去何从，让人充满想象与好奇，意味无穷。这是泰伦提乌斯情节安排的高明之处。

　　此剧中的人物塑造颇具特色，它没有一般戏剧中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分。剧中人物均道德高尚、为人正直。主人宽待奴隶，奴隶忠于主人;儿子尊敬父亲、长辈，父亲尊重和关心儿子。剧中不但没有违背伦理道德之举，更没有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行为与想法。达乌斯是塑造最为成功的形象，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机智为主人潘菲卢斯出谋划策，那些计谋都是建立在诚实、正直、道德、忠于主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采取损害他人利益的卑鄙手段。潘菲卢斯是剧中最完美的形象，他敢于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追求自由的生活及理想的爱情，他对爱情坚贞不屈：“我以全体神明的名义起誓，我永远不会抛弃她，即使我知道这样做会成为大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也不抛弃她。……让那些希望我们之间出现裂痕的人见鬼去吧!除非我死，否则谁也不可能把她从我手里夺走。”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潘菲卢斯对爱情的忠诚与坚守。西蒙是另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他虽然思想守旧，遵循传统，有时喜欢胡搅蛮缠，但并非冥顽不灵，“事情原来如此，我早就消气了”。他愿意面对现实，听从好的建议，接受新的思想与理念，对一个传统型的人物来说，也是难能可贵了。

　　剧中对格吕克里乌姆的塑造更是别具一格。格吕克里乌姆没有直接出现，没有具体的行为与对话，全是通过别人对她的评价而树立起来的一个人物：“她容貌又端庄、又美丽，简直是美得不能再美了……仪表又比别人尊贵、高尚……”与潘菲卢斯一样，格吕克里乌姆也敢于冲破传统的层层枷锁，大胆追求完美的爱情及自由的生活。最后还有一个可圈可点、不可或缺的人物克里托，他“很惹人敬重：举止庄重，态度诚恳，言语可信”。正是他的高贵品质及诚恳的态度使全剧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局。 　　在艺术方面，泰伦提乌斯的喜剧反映了崇尚希腊文化的倾向，更接近于新喜剧的传统，特别是米南德的喜剧风格。泰伦提乌斯编剧时常常把两部希腊剧本合在一起，以丰富情节。其喜剧剧情严肃，结构严谨，情节发展自然，语言典雅，没有粗鲁的玩笑和戏谑成分。同时，泰伦提乌斯的喜剧具有新喜剧固有的人物类型，有比较定型的类型性格。但他的喜剧还有一个较明显的倾向，即减弱各类人物性格中的反面色彩，增加他们的善良成分。他的每部喜剧都有前言，但不是介绍剧情，而是用来进行文艺论争，回答剧坛上的对手对他的创作提出的批评和攻击，这些前言是研究罗马早期文艺批评的重要资料。

　　泰伦提乌斯的喜剧比较严肃，不如普劳图斯的喜剧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但也获得了不小的成就。他的《阉奴》一剧在剧情活跃程度方面堪与普劳图斯的喜剧相比，曾经破例一天连演两场，获得其他剧作家从未得到过的最高奖赏。《安德罗斯女子》一剧在作者死后曾多次上演。不过，同米南德相比，泰伦提乌斯的喜剧在艺术技巧方面要稍逊一筹。恺撒曾经指出泰伦提乌斯的喜剧缺少力量，因而把他称作“半个米南德”，认为如果他能克服上述缺点，便可同希腊作家媲美。由于古希腊新喜剧大部分失传，泰伦提乌斯和普劳图斯的喜剧直接影响了后代欧洲喜剧的发展。在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时期，泰伦提乌斯的喜剧被译成欧洲其他文字，成为公认的典范。莎士比亚、莫里哀等都曾经受到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