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编定 风、雅、颂 用诗和传诗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３０ ５篇，另有６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 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６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 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 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献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 和编定的一些消息。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则是有史籍可考 的。《诗经》中当不乏这类作品。汉代人认为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献于朝廷以了解民情。这种说法是否确切，颇有争论。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 的创作，也未必没有采集来的作品。周王朝是否实行过采诗制度，虽不能确定， 但如无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乐官的参与，民间之诗很难汇集于王廷。因此，可以说，《诗经》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 存下来的宗教了宴飨中的乐歌等。这些作品的编集成书，汉人认为经过孔子的删 定。事实上，早在孔子的时代，已有与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篇”的存在。孔子对“诗”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 整理。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整理编定《诗经》的人和具 体情形，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约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采集来的民间之诗，最 后都集中到王朝乐官手中，乐官掌管的诗一定很多，整理编选其中的一部分为演 唱和教诗的底本，是完全可能的。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 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 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１６０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 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 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 小雅。大雅３１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 小雅共７４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 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３１篇，是 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颂４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 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商颂５篇， 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那》、《烈祖》、《玄鸟》明显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和《殷武》的祭祀意 味不浓，可能是一种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前三篇不分章， 后二篇分章，风格近于“雅”，可能比前三篇晚出。
    《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 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对，出 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称引“诗”句，来讽谏戏戒，评论抒情，在上层的 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诸子百家在著述中引诗，也很常见。他们所引用的“诗”句，往往是断章取义。“诗”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具有实用价值，受 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孔子就很重视《诗》，曾以“诗”教授弟子，并对学“诗” 的重要意义和社会功用有多方面的阐述。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 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 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 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 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