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山乾明寺始建于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是襄城县境内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寺院。一千多年来，随着朝代的更替，朝廷对佛教的弘扬和限制，以及战争时局的影响，乾明寺历经兴衰起伏。自宋以降，特别是明朝，乾明寺被地方政府视为禅宗传教圣地予以保护修葺。至清顺治年间乾明寺已成为前后九进，占地300多亩，殿堂房舍近300间，有僧300余人、僧田400亩的“中州第一禅林”。乾明寺依山而建，山寺连体，气势恢宏，襟带汝水，相映生辉。千百年来，历代先贤名士、高官显宦、文人墨客来此参禅礼佛，唱咏书丹，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迹和65首诗词歌赋（《中州第一禅林·乾明寺》）。乾明寺在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年)的大规模修葺过程中，许多文人雅士和地方官宦所赋的诗词和题写的匾额被勒石为碑，镶嵌在乾明寺内的不同部位（《史话襄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举人刘宗泗在《乾明寺》一文中，用“四壁多名人题咏，邵二泉、王复庵其尤著者”对寺院四壁碑刻进行了描述。这些碑刻虽历经风雨，至今仍存，成为襄城首山乾明寺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在这些诗文碑刻中，邵宝《乾明寺纪游》、刘魁《奉次二泉先生韵二首》、杨名《次韵寄意晴川太守》碑刻，与王守仁及阳明心学有诸多关联，颇有深入挖掘、研究利用的价值。
一、王守仁及阳明心学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12岁立志做圣人，15岁独闯长城塞外，拥有“经略四方之志”，35岁不顾杀身之祸上书直言，贬谪贵州龙场，最终在“龙场悟道”。“龙场悟道”完成了王守仁的精神觉醒，形成了对“良知”的自信，提出“心即是理”“知行合一”之说，奠定了“致良知”的理论基础，进而形成完整而系统的心学理论体系。晚年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心学”，弟子众多，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心学”形成过程黄梨洲这样总结：“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明儒学案》）
王守仁去世后，他的“阳明心学”按地域分为姚江王门、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等王门学派。每个王门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王守仁的思想，因此每个学派都是阳明心学的一部分，各有其独特价值和贡献。其中，江右王门因其影响力，被后人认为是最接近王守仁思想核心的学派，享有王学正宗的称誉。阳明心学不仅在中国，甚至对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曾评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
二、邵宝及《乾明寺纪游》碑刻
《明史·邵宝传》记载：“邵宝，字国贤，无锡人。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许州知州。弘治七年，入为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书院学舍，以处学者。受知于李东阳，为诗文，典重和雅，以东阳为宗。”邵宝是明代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门生，他的诗文皆宗法东阳，为茶陵派著名代表诗人。弘治十三年邵宝迁为江西提学副使，十月，王阳明为其送行作《时雨赋》：“……激湍兮深潭，和煦兮冱寒。雨以润兮，过淫则残。惟先生兮，实如傅霖。为云为霓兮，民望于今。吞吐奎壁兮，分天之章。驾风骑气兮，挟龙以翔……”。赋中把邵宝比作江西的及时雨，这从侧面说明邵宝与王阳明的关系密切，非同一般。
邵宝的《乾明寺纪游》碑刻镶嵌在乾明寺后院知客堂门之右侧的墙壁上，这是他在许州（今许昌市）知州任上八年，即弘治四年（1491年）写的一首七言律诗。释文如下。
峰有烟霞涧有泉，此中佳景是天然。山穷西北翻称首，寺背东南却号乾。三里到城如隔世，八年为郡几参禅。题诗不尽登临兴，分付缁流莫浪传。二泉居士
首联以首山“峰、烟、霞、涧、泉”等自然景观勾勒出一幅山峦间烟云缭绕、泉水潺潺、灵动秀美的风景画；颔联“山穷西北翻称首，寺背东南却号乾”则采用一种幽默诙谐的手法，对首山、乾明寺的名称进行了打趣性描写，突显其名称的与众不同。因为按照俗理，“山穷西北”本可称“尽”或“尾”，但“翻称首”。“寺背东南”本属巽位，但“却号乾”；颈联转以“三里到城如隔世，八年为郡几参禅”抒发自己在许州（今许昌市）知州八年任上公务繁忙，无法寄情林泉的感慨；尾联则以“题诗不尽登临兴，分付缁流莫浪传”之悠闲谦和收尾。缁流，僧徒也。僧着缁衣，故谓之缁流或缁徒。整首诗起承转合如涓涓细流，水到渠成，用极其简洁的笔墨，营造出闲淡悠远的意境，颇能体现他“典重和雅”的诗文风格。
三、刘魁《奉次二泉先生韵二首》及杨名《次韵寄意晴川太守》
在首山乾明寺后院内另有一通宽150厘米、高50厘米的碑刻。这通碑上镌刻了四首诗，其中三首均是唱和邵宝《乾明寺纪游》诗韵而作的诗。嘉靖六年（1527年）邵宝去世后，嘉靖八年（1529年）时任河南钧州（今禹州）知州、王阳明弟子刘魁和嘉靖八年（1529年）己丑科第三名（探花）杨名先后次韵唱和。这通碑上镌刻的其中三首，即是刘魁《奉次二泉先生韵二首》、杨名《次韵寄意晴川太守》。
（一）刘魁及《奉次二泉先生韵二首》碑刻
《明史·刘魁传》记载：“刘魁，字焕吾，泰和人。正德中登乡荐。受业王守仁之门。嘉靖初，谒选，得宝庆府通判。历钧州知州，潮州府同知。所至洁己爱人，扶植风教。”诗作者刘魁， 字焕吾， 号晴川， 庐陵人，王守仁的受业弟子。嘉靖七年（1528年）从宝庆府通判升任河南钧州（今禹州）知州。在钧州扶植风教，移风易俗，创办社学书院，建设先贤祠堂，开办社仓义仓。刘魁修养有素，豁达大度，衙门同僚相处一年，竟然没见他发过脾气。《明儒学案》称：“李脉泉言在钧州与先生同僚一年， 未尝见其疾言遽色。乡人饮酒， 令之唱曲， 先生歌诗， 抑扬可听。”
刘魁任钧州（今禹州）知州的当年，即嘉靖七年（1528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王阳明用“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来回答弟子“有何遗言”后，顷之而逝，享年57岁。刘魁在《为阳明挽辞》中道：“呜呼！夫子已矣，后学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脉之传，将复付之谁矣？虽然，人心有觉，德音未亡；俨门墙之在望，顾堂室之非遥；去意见之私而必于向往，扫安排之障而果于先登，是在二三子，后死者不得辞其责矣。归葬有日，筑室无期，临风遣使，有泪涟洏，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王阳明全集》）《挽辞》字里行间流露出刘魁与其师阳明感情笃厚，对其逝世哀痛不舍，及对传承弘扬阳明心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北宋以降，程朱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居于儒学道统绝对主导地位。王阳明则继承宋代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嘉靖初，阳明心学在南方传播，在北方遭到嘲讽和抵制。
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阳明尸骨未寒，廷议论其功过，多有抨击。《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帝收到廷议结果后批语：“卿等议是。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嘉靖帝的批语指斥阳明学为“诋毁先儒”“坏人心术”的邪说，严令禁止。嘉靖八年（1529年）己丑冬十一月长至后五日，作为王守仁的亲传弟子，在恩师逝世周年祭日前后，在阳明学遭到“敢有踵袭邪说，重治不饶”封禁，登许州（今许昌市）襄城首山乾明寺，遥寄哀思，当看到恩师的故友、故乡江西前提学副使、许州（今许昌市）知州邵宝的诗作，不由诗兴大发，次韵唱和二首，抒发阳明学遭遇不公的郁愤之情。释文如下：
大明嘉靖八年己丑冬十一月长至后五日，登乾明山奉次二泉先生韵二首
野寺逢僧煮白泉，僧家兴味岂萧然。山中日月今犹古，天下贞元复到乾。谩说人心都是佛，安知我语不如禅。独怜老纳传灯地，只恐真灯已不传。
读易曾占山下泉，流行坎止不徒然。老僧谩谓跏趺坐，君子还当终日乾。云影天光经外典，鸟啼花落意中禅。无尘有发休疑我，我本如来得正传。庐陵晴川刘魁
第一首诗，首联以寺、僧、煮白泉等描写僧家索然无味的日常生活；颔联则以“山中日月今犹古，天下贞元复到乾”来展现万物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规律。贞元即“贞下起元”，万物从生到成熟分“元亨利贞”四个阶段，“物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全为利，成熟为贞”；颈联用“谩说”“安知”抒发自己对阳明心学不被儒家道统认可，而遭朝廷封禁的愤懑；尾联则以“传灯地”“已不传”的感叹，在表明当下弘扬佛法的禅寺只怕徒有虚名的同时，也对王学未来的传承发扬忧心忡忡。
第二首诗，首联以读《易经》占到蒙卦（山下出泉），需要“顺流而行，遇险而止”。流行坎止，比喻行止进退视境况而定。正德元年，王阳明因上书直言，沦为阶下囚，在狱中写下一系列诗歌，反映了他身处的环境以及他思想觉悟的变化，其中也有《读易》一首；颔联用“老僧谩谓跏趺坐，君子还当终日乾”指出君子不应坐而论道，而要“终日乾乾”，自强不息。谩谓，不要说。跏趺，佛教中修禅者的坐法；颈联转而以“经外典”“意中禅”，抒发自己对佛教禅宗的觉悟，为结尾的观点进行铺垫；尾联则顺势以“休疑我”“得正传”来抒发自己在钧州（今禹州）知州任上踌躇满志，扶植风教的抱负。并与颔联“老僧谩谓跏趺坐”互为补充，表明阳明“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传习录》）儒佛之辩的观点。民国二十年《禹县志》记载：嘉靖九年诏府州县劝导僧徒迁俗受业，知州刘魁奉诏毁境内佛寺300余处建社学95处，义学始盛。
（二）杨名及《次韵寄意晴川太守》碑刻
《明史·杨名传》记载：“杨名，字实卿，遂宁人。童子时，督学王廷相奇其语，补弟子员。嘉靖七年，乡试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编修。”杨名为嘉靖八年（1529年）己丑科第三名（探花），同科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分别是罗洪先、程文德。嘉靖十一年（1532年），杨名与文选张君庭分校《春秋》，乃誓曰：“吾侪为国求贤惟其才，勿徒多取人以蹈宿弊。”后杨名所选中者不足，乃以庭所选足之，张子叹服。与同第罗洪先、程文德，阳明弟子欧阳德、魏良弼、薛侃结社讲学，雅契夙心。嘉靖十一年（1532年）冬，杨名弹劾吏部尚书汪鋐、武定侯郭勋等，指责嘉靖帝任用不当，嘉靖帝震怒，当即逮捕杨名入狱，杨名被拷打将近昏死，但只供说奏章草案曾让程文德过目。程文德因此受牵连，一并下诏狱。一年后杨名才被释放，后屡有举荐终不复召，家居二十余年，侍奉父母。杨名去世后，罗洪先为其写墓志铭。《国朝献征录·翰林院编修杨公实卿墓志铭（罗洪先）》记载：“……绍兴良知之学，初闻于予，予亦数数言之，独君心契，时就薛君侃、欧阳君德问所以。一夕，予已寝，君扣门就榻曰：吾适有悟思决于君，若不能终夕者。其意兴勃勃类此，相聚不四月而别……”程文德早年授业于章懋，后又专门研究阳明心学。罗洪先归隐后，亦专心考究阳明心学，三年不出户。从以上史料来看，杨名少年得志，官翰林院编修，后上疏忤权贵，免官居家，著书研学，与王门弟子交往甚密，深受“绍兴良知之学”影响。且刘魁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备棺冒死谏君，受廷杖下诏狱，和10年前自己的遭遇如出一辙。同样的政治抱负，相似的坎坷仕途，杨名次韵寄意，以诗相勉，以情相慰，也就不难理解了。释文如下：
日来偶梦上林泉，此际南山兴宛然。白雪阳春看泼泼，少年终日愧乾乾。良知自是玄关佛，默识何须不语禅。千载阳明真特出，晴川早已继心传。蜀郡杨名题
该诗首联以梦中来到首山乾明寺，宛若身临其境为开篇；颔联第一句“白雪阳春看泼泼”形容首山及乾明寺生机勃勃的景象，第二句“少年终日愧乾乾”阐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颈联用“良知自是玄关佛，默识何须不语禅”表明“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的障碍？”（《传习录》）的认识理解，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同样也提出“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明儒学案》）的观点；尾联则以“千载阳明真特出，晴川早已继心传”来表明自己对王阳明的无比尊崇，以及对江右王门刘魁继承王学正宗的肯定。
四、结语
邵宝《乾明寺纪游》、杨名《次韵寄意晴川太守》均被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襄城县志》收录，但刘魁《奉次二泉先生韵二首》却没被明清各刊本《襄城县志》收录，这对王阳明亲传弟子、江右王门的刘魁来讲有失公允。或许是“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传习录》）的原因，刘魁《奉次二泉先生韵二首》对禅宗佛门多有抵牾，然其最终却以首山乾明寺碑刻的形式遗存至今，这用禅宗佛门的宽容和眷顾诠释应是最为恰当。
襄城首山乾明寺的诗文碑刻，特别是刘魁《奉次二泉先生韵二首》、杨名《次韵寄意晴川太守》碑刻，与阳明心学有着千丝万缕关联，因此，它极大地丰富了襄城首山乾明寺的历史文化内涵，增添了其佛教禅宗文化的底蕴和张力，对今人探寻研究碑刻诗文风格、襄城地域历史文化，乃至阳明心学在中原传播之脉络均具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作者简介：
于群涛，男，河南省许昌襄城县人，襄城县档案馆工会主席，省级档案专家。
雷鸣，男，河南省卫辉市人，祖籍河南襄城。卫辉市档案馆三级主任科员，市级档案专家。 （责任编辑：宋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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