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衡岳七十二峰之尾的岳麓山上，似可看遍整个湖南。岳麓山是儒释道同存共荣的中国典范。道家第二十三洞真虚福地云麓道宫，香火犹盛，蔚然山顶。千年古刹麓山寺深居山中，乃“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

  位居山脚的岳麓书院，正式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为宋代四大书院之冠。历经千年，也曾经历过七毁七建的血色宿命，但犹如其周遭的枫林一样，始终保持着勃发的生机，文脉不断，是唯一“活着”的古老书院，产生了一连串珍珠般的思想精神，照亮了一代代灿若繁星的人才集群。

  朱张会讲 赫曦如来

  唐末五代的岳麓僧侣便开始探索以“儒者之道”改变当时湖南“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欧阳守道《赠了敬序》）的社会乱局。赵宋立国，潭州知州朱洞兴学岳麓，大公无私，扩充规模，添置图书，扩建为书院。后任知州李允则着眼未来，制定岳麓讲学、藏书、祭祀和学田四大规制，强化书院教育功能……他们创办一种开放自由的教育方式，并将此如磨血事业一般坚持下来，终于有了岳麓书院的草创成功。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皇帝主动接见当时尚为民间私学的岳麓书院的山长周式，邀他出掌最高学府国子监，被婉言拒绝。然而，真宗还是命其以国子监主簿主持岳麓院政，并御赐宫廷藏书副本，动情地为岳麓书院题写匾额，褒扬其沉潜坚守，“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正式拉开了岳麓书院薪火相传、千年不辍的中国文化胜景。此次皇帝见山长，也成为宋代书院史上唯一的特例。

  皇帝没有留住周式，但他那一首著名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应该深层次地影响了周式教育的岳麓诸儒，在刻苦读书、考取功名的同时胸怀家国天下，修学储能，以投身社会建设，服务国家民众。

  南宋初年，出身高贵的张栻，“少年留心经济之学”，虽然同其父张浚一样，不能逆转朝廷偏安的命运，但他将周敦颐至胡宏一脉开启延续的湖湘学派发扬光大，熔铸理学宣扬，并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强调岳麓书院的办学，旨在“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他打破门户之见，邀约千里之外的闽学宗师朱熹，相聚岳麓。

  朱张会讲，赫曦如来，自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教育史上一道亮丽的胜景。时为南宋乾道三年（1167）九至十一月，就在岳麓书院一方胜境之中，二人论道中庸之义，三个昼夜不歇，闻者咸来，“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如此盛况，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亦可谓中外文化史上的奇景大观，也是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的丰采壮举，从而坚实了岳麓书院作为中华文化名区与人文高地的地位。

  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朱熹两度来到长沙，开浙东学派先声的理学大儒吕祖谦也寓居潭州所属醴陵城北主持东莱书院。“东南三贤”同在潭州讲学，岳麓书院成为湖南文化中心，湖湘学派也达到极盛，冠首全国。江南各省，包括偏僻的四川都有众多士生远道来长沙从学，以至人们“以不得卒业湖湘为恨”（朱熹《答刘公度》），即将自己不能在岳麓山下追随张栻学习视若非常遗憾的事。此时的岳麓书院，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吕祖谦的丽泽书院、陆九渊的象山书院，分别推动着湖湘学、程朱理学、中原文献之学、陆氏心学的繁荣发展，堪称全国四大学术中心。

  岳麓书院作为湖湘学派的大本营，更是以“湖南一派”，于宋代学术“当时为最盛”。“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宋王禹偁《小畜集》）岳麓兴学，朱张传承，使湖南一改过去文化落后的局面，由荆蛮之地成为了可与礼乐胜地洙泗邹鲁媲美。

  张栻死后，门人改为其他学术流派，湖湘学派慢慢分裂，迄至宋末，元军围攻潭州，学子放下书本，拿起武器，与军民同仇敌忾，绝大多数以身殉国。湖湘学派不复传承，但湖湘文化依然集大成于岳麓书院，薪火永续。

  王夫之：少年终得开生面

  岳麓书院设有文庙，即便在历史的烟云中曾经不幸七毁，但涅槃重生地七建，虔诚地修建文庙，恢复其特殊的祭祀功能。这样的祭祀，与讲学、藏书联系一起，就是完美的传道济民。岳麓书院的文庙体系，又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建有一间船山祠。这是后人祭祀王夫之（1619-1692）的场所。

  他是继周敦颐之后，从祀岳麓书院文庙的第二人。周氏从祀，是因为其开启湘学一脉，为张栻的前辈祖师，而王夫之却只是在岳麓书院读了一年书的学生。但是，王氏却以其不幸与幸的人生，成就了他伟大的传道人生。

  王夫之生于书香门第，少年有才，得家乡首富看重，成为乘龙快婿。少年夫妻，琴瑟和鸣，富家小姐爱的还是王郎好学进取，这就有了王夫之考进规制不少但又开放式培育经邦济民人才的岳麓书院，成为山长吴道行的得意弟子。吴公与东林党首高攀龙之子高世泰交好，但他并非东林党人。他是一名纯粹的教育工作者，即只做打破门户陋习的学术探讨，推动朱张理学的发展，潜心践行成人之教的书院育人理念，而无意于晚明政坛的政斗党争。这对王夫之后来的人生理想，有着强烈的影响。

  专研学问，弘扬理学，饱含着家国情怀和经世传统。王夫之想过以科考去报效日见衰败的国家，匡正时弊，但当时离合治乱，已不是他这样胸怀家国天下的一介士子所能改变的。他身上有着强烈的道德英雄主义，但有心报国的他无力回天，只能心怀故国，带着父兄妻儿逃难。他也曾屡败屡战地加入到南明反清的武装队伍，但南明阵营的内部缠斗、明枪暗箭，使得他最终只能落寞地逃离。

  抗清失败后坚守瑶峒四十载不出的岳麓弟子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气概，从哲学、政治、历史诸方面纵深研究，推出数百万字的皇皇大书，成了承前启后的湖湘文化集大成者。他在草堂著书立说时，或许已想到百十年后，其思想会深刻地影响到一批读书人成为忠诚的爱国者，至死不渝地捍卫儒家治统与道统。他的学说影响至近代中国，被一批岳麓书院学子书生报国奉为精神食粮。谭嗣同赞曰：“五百年来，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也。”（谭嗣同《论六艺绝句》）

  经国济民的抱负情怀、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直接影响了他们从江湖走进庙堂，从中国踏入世界。

  岳麓书院蔓延的湖湘文化，不仅为士人推崇，亦为朝廷看重，康熙、乾隆二帝相继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匾额，悬于书院，激发了一大批士子如朱张瞩望一般，“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产生着强烈的道德英雄主义，打硬仗，拼死战，铸就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惊世佳话。

  罗典：儒者仁心育人才

  晚清学者皮锡瑞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

  湖湘数千年，却因唐大中四年（850）刘蜕科场及第，创造了“破天荒”的佳话。再过千年，迄至国家积贫积弱之际，才出现人才呈集群式井喷。有一个人，是不得不说的。他就是罗典。可以说，是他凿开了湖湘人才集群井喷的泉口。

  乾隆四十七年（1782），大清王朝发生了两件文教大事。于国家层面，历时十年修纂的皇皇巨著《四库全书》告成；而在湖南，曾受到乾隆皇帝御书“道南正脉”鼓励的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迎来了64岁的大儒罗典出任山长。

  罗氏五次连任，掌教27年之久，奉行“非专衡文，当以育才为本”的主张，坚持“造士育才”，“坚定其德性，明习于时务”（严如煜《鸿胪寺少卿罗慎斋先生传》，转引自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罗典》），培育了一大批经世志士。

  今天，跨入岳麓书院前门，迎面所见的赫曦台，就是罗典在上任第四年，于书院大门前坪仿湖南地方戏台所建。当时曰前亭，又名前台，纪念追思600余年前的朱、张二贤。

  建台之初，并没有今日所见，分别题在两壁上、各高一点三米的“福”“寿”二字。据传嘉庆十二年（1807）湖南乡试放榜次日，九十高龄的罗典赴省府鹿鸣宴，院中诸生谈论学问，一个自山顶云麓宫下来的道士，自称善书能诗，却不受儒生们待见。道人愤愤然，拾起一旁的扫帚，饱蘸黄泥水，在右墙上一笔挥就一个寿字，昂首而去。

  儒家至圣先师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提出“仁者寿”，《礼记·中庸》也有言：“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德者寿，是儒家养生思想的一种境界。遭遇冷落的道人，以一个寿字，嘲讽儒生们缺乏仁爱心，或说寿至耄耋的罗典教了一批没有礼貌的学生。

  罗典归来，见墙上书法如走龙蛇，遒劲有力，惊为仙迹。后来，他为了两壁对称，在左壁补书了一个大小相同的福字，貌似在援引道家祖师爷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警惕学子要摒弃门户之见，以免可能存在的祸。

  罗典病逝十年后，其弟子欧阳厚均接掌书院，他在道光元年（1821）发现当年朱子题额的赫曦碑刻，于是改罗典所命名的书院前亭为赫曦台。赫曦者，既是朱张登顶岳麓所见的自然盛景，也是前贤寄望后来的博大心愿。

  重返历史现场，晚清中国面对早已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列强，虽然自身庞大，但已外强中干，频遭霸凌。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断崖式衰败成为清政府残喘续命而不能逆袭的运命。纵有欧阳厚均的亲传弟子曾国藩、魏源、郭嵩焘、刘蓉、左宗棠、曾国荃、罗绕典、胡林翼等，用书生报国的英雄气势与果敢行动，历经十余年，翦除内乱，虽最终未能完成中兴宏图，却显现了晚清史上精彩、迷离和苍凉的灿烂一瞬，在帝国余晖中踏出了湘军将帅的铁血征程。

  清末民初之际，谭嗣同、黄兴、蔡锷为首的第二代湖南人才集群，引爆中国社会变革，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他们犹如一瞬灿烂的光芒，照亮寻找出路的中国，以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变，为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时代大才引领共产主义先进思想改变中国，创造了一系列历史条件。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斯为胜境，亦为时代。从千年书院不同时代走出的青年俊杰，恰同学少年，感染千年风华，胸怀时代担负和历史使命，为民族复兴而殚精竭力，在中华大地上勇毅激越，蔚然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