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要把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再搅在一起了。
　　二者确有共通的地方，比如说严格恪守高度真实的写作原则，这一点肯定无疑，但是二者有区别，区别在于报告文学是新闻的衍生物，重事件，以写事为主，如时下社会的热点痛点，世态的炎凉冷暖，迫切的时代精神等等（当然，事在人为）。传记文学是历史的衍生物，着重写人，写人的历史，人的心灵史，个人的私密（当然，私密放料是有限度的，特别是活着的人，又特别是活人的晚节和性爱婚变。经后人发掘考证，立传人隐恶扬善者岂在少数？）
　　“报告文学”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新文体。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冰河解冻，以“干预生活”为社会热点命名的“特写”（也是新闻特写衍生物）的新文体震惊世界文坛，刘宾雁也冠以“特写”之名发表《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人们把它称作中国“报告文学”的新突破、新样式，是此后报告文学应当倚重的一个好传统。
　　我写过一篇叫做《也谈报告文学》的短文，问：人家已经收听到快捷的新闻，为什么还要你写报告文学呢？是不是因为新闻还不透明？新闻透明以后报告文学是否继续存在？还存在，老九不能走，理由有三：信息量更大，主体意识更强，开掘更深，笔下生花常带感情，不然，在突发事件天下瞬息可闻的信息时代，哪有报告文学立足之地？
　　传记文学就不同了，固然在真实性方面也有极严格的要求，但是不强求时效性，不然，历史人物没法写了。传记文学重在写人，写人的心灵史，把人的私史和社会历史结合起来，把史和文融合起来，文质彬彬，这个太重要了。王蒙说他写《王蒙自传》是“化私人机密为国家日记”，有意思！
　　那么，中国作协邀请报告文学作家参加“文化名人工程”的历史人物传记写作，是不是有悖于报告文学写作的特性和优长？不矛盾，他们写来顺手嘛！问题是我们有个思维定式，把传记文学纳入报告文学的领域，甚至于把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也纳入报告文学领地，我形容过，这是“圈地运动”。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获奖作品中，纪实的、历史题材的都包括进去，都往这个筐里装。要说圈地，该是纪实文学把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圈进来，不能报告文学把其它纪实文学圈过去。一定要把概念弄清楚，把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区分开来，不由分说拉来一锅煮，我以为很不妥当。

　　                                                             二

　　《立传》主编李健提出“为生者立传”，这是她一贯的主张，强调一下未尝不可。四人帮覆亡，我写了《何妨“树碑立传”》，说树碑立传，古今皆然，太史公写本纪、列传，帝王宣诏为忠臣名将立传，鲁迅居然给病态的阿Q做“正传”。人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一生就是一部传记，每个人的生前、墓前都有一块有形无形的“碑”，为什么要等死了以后才准立碑？为什么普通人不能立传？四人帮不准给活着的英雄立传，反文学嘛！反文学的条条框框不但嘲弄文学，而且羞辱历史。生者尚未终其一生，人还活着，当然忌讳多些，但生者在当下，在现场，有时效和实效，从这个角度看，李健“为生者立传”、“为普通人立传”的呐喊能够成立。当然，不能忽视为死者立传，死者毕竟是多数，且便于究其一生，盖棺论定。赵丹重疴，其言也真，口吐“无为而治”而后瞑目；　茅盾弥留时刻念念不忘恢复党籍；巴金的“中国梦”是创建文革博物馆；戴爱莲在危重病房举行入党宣誓，你写传记，不写上“盖棺”时的这一笔，你就失真。
　　不论是报告文学还是传记文学，都归于纪实文学，有两句话不得不说：一、“纪实文学的大忌在讳”———为权者讳，为态臣讳，为上者讳，为尊者讳，为名者讳，甚至为贿者讳，假“国情”之名为家丑讳；二、“纪实文学的悲剧在于神使鬼差的颂圣文化。”韩愈说“不平则鸣”，又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百姓希望“明君”救社稷，“一句顶一万句”，殊不知，殷鉴不远，“颂圣文化”和文字狱联袂以往，其与封建专制俱荣而偕亡。
　　大转折时代，众声喧哗，兴国之道蜂起，只要作家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深入生活、深入灵魂，就一定深有同感或者心生疑虑。不去洞察舆情，不敢坚守自己的发现，不敢自主创作、自主创新，把主体的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把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结合起来，安于“舆论一律”，好好好，一切皆好，人云亦云，怎么保险怎么来，所剩的一点“艺术家的勇气”（恩格斯），远逊于当今独立思考的亿万网民们！
　　社会永远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内心冲突中亮起灯火，在发现与创造的博弈中曲折前进，居安思危恰恰是纪实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强势所在，哪怕冒点风险。

　　                                                              三

　　报告文学毕竟是作家笔下的产物，不带文学性，就是伪文学。
　　原来的报告文学，集中写一件、几件事、一个人、几个人，现在大兴“全景式”的制作之风，不少“遵命”报告，事无巨细，好话多说，最后变味了，第一、变成“信息注水”、“资料汇编”、“流水账”，那个长啊！第二、变成“光荣榜”，见佛就拜，拜将封神，英雄群像，很无奈，“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不管饭！”
　　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正面临又一次“文艺复兴”。50年代报告文学的传统，到全国科学大会以后，是一次复兴，现在，精品少了，无冲突论抬头，越拉越长，应该再来一次复兴。
　　需要把50年代以来真正下过苦功夫沉下去作调查、思想新锐、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精品展现出来，组织文章认真解读，把精品如何之精好好总结一番。毛泽东的这句话说得好：“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强化报告文学内涵思想的文学性，就是强化报告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保卫报告文学不被狭隘的功利和钱袋所异化。
　　真正好的作品，作者没钱召开研讨会，很容易被埋没。我本人，算是一个热心的读者吧，一块块大砖头，堆起来，一大摞，字又小，要没人说好或者要召开研讨会，不知猴年马月才去啃它。也有厚而好的，自己花钱买，果然津津有味，买它七八本，送朋友共享。

　　                                                               四

　　人们为什么对理论不大感兴趣呢？因为没有结合文本分析。活生生的东西存于文本，经验全在精品文本里头。强调文本分析，从文本分析入手丰富理论，比空谈理论强出百倍，空谈误国！所以，我的第一个意见是报告文学的“文艺复兴”，再一个意见是报告文学精品的文本分析，让那些随便翻翻作品或者根本没读作品而夸夸其谈的人脸上无光。
　　有新意、有创意的作品，开不起研讨会，或者作者不愿意召开研讨会，不妨邀集朋友们一块聊聊，敞开胸襟，坦诚对话，收起你的红包，献出我的热忱，也不是办不到的。不久前，《立传》杂志邀请冯立三、徐刚、李炳银、李健和我五人，作沙龙式地神聊，只管饭，不给钱，但谈兴不减。我想起一次难忘的聚谈，从1984年12月年底开始，到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结束，十个题目，一天谈一个，座中有朱寨、顾骧、何西来、王愚和我，凡五人，特邀白烨、李敬泽参加，取名　《新时期小说论——评论家十日谈》，是陕西人民出版社郭继明的主意，由我组织操办，有真意，去雕饰，大胆立言，张扬新说，生动活泼，以文会友，难得的雅兴。
　　怎样从事实、史实出发，审时度势，面向现代，憧憬未来，把握史、事、文相融合的自由度，敢遣“干货”上笔端，拷问着每一位对历史负责、同时对个人负责的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的作家们。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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