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巨大
    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支叹》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变法运动只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壮歌。这是一。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钦《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伟大诗人陆游正是在南郑戎马生活中找到了创作的生命，为苦难的祖国歌唱了一生；在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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