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厄运也又来了，起因是我在《新春演唱》1986年1月号发表了《抡板斧的人》和《追求，是她永恒的主旋律》两篇文章中没指名提到的反面人物对号入座，联名到县文化局告了我的状，其中一个调离了临汝县曲剧团。时任文化局局长暴跳如雷，在一个公众场合对我大发雷霆：“你把我的导演都给写跑了，我立即停发你的工资，将你开除回家!”可这两篇文章也是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长亲自陪同我到正在南阳新野剧院演出的临汝县曲剧团采访后写出的，当时他们审看了稿子后还表扬我：“进拴不愧是大手笔，写得很感人!”县文化局领导还签字盖章把材料上报县委，两位主人公也都被评为县劳模，佩红戴花地参加了由县委书记、县长亲自为他们颁发大红证书的庆功表模大会，可现在一切又都成了我的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年要开除我这个“不务正业”、“满天飞”的“自由主义分子”的公社宣传委员如今调任文化股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他扬言：“老子干事的时候，他还在他娘的腿肚里没有出来哩!我如今想回县城就调回了城，郭进拴他孩子恐怕这辈子连城边也进不来!”每次文化站开会，他都变着法子找我的毛病，鸡蛋里头挑骨头，我是立着不是坐着歪。

  有一天，他突然宣布把我调到最边远的山区寄料乡文化站，将寄料的冯武杰调到杨楼，将杨楼的史建政调到临汝镇。那两个同志对调后离家都不太远，都去报到了。我有点情绪，想找领导反映反映。可这位领导使出了杀手锏，对我发出了最后通谍：“两天之内如果还不去报到，就开除公职。”我想着我这个放羊娃转个干老是不容易，万一真的被开除回家了也老丑气，就忍气吞声去寄料报到去了。一个管文化的副乡长一见我，“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怒目圆睁，怒气冲天地说：“你来干啥来了?为什么不带工资关系?不带户口?为什么不背被子?”上来先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我还得点头哈腰，面带微笑说：“今天来得仓促，先报个到，明天再将手续一并转来……”那位副乡长连理也没有理我。

  出了乡政府大院，我躲到后山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真是感到举目无亲，遭人暗算，窝囊透了。

  当晚，我找到恩师屈江北，哭诉了原委。他领我来到县一高，找到了他舅爷——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王泉水老师。他说：“舅爷!这孩子从小没爹，老是可怜!现在他们是在设圈摆治他哩!你的学生都在组织部、文化局、人事局当家哩，你无论如何要找找他们，真要不中把他调到县文联也行。”

  王泉水老师连夜逐个找了他在要害部门工作的学生，连在临汝县挂职当副县长的徐慎他也找了，而其时他自己的儿子、女儿还在家待业，他自已连住房还没有，一家老小就挤在他的办公室里。为自己的事他没向任何人张过一句嘴，可为了我的事老人跑细了腿，磨破了嘴。

  在老人的四处奔波、八方呼号下，临汝县文化局同意把我调到县文联，可此时文联编制已满，我的国家干部的工资发给了临汝镇又找的一名临时工，我的干部关系在寄料，工资关系在文化局，户口在临汝镇，人在县文联。时任县文联主席张进才用《风穴文艺》拉来的赞助款，临时给我发着工资，张主席今天让我写个自传，明天让我写个工作总结，找书记、找县长、找组织部、找人事局，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将文联的办公室主任调到了土地局，空出一个编制，于1988年元月正式将我的所有关系都转到了县文联。这算是我的第二次调动，费尽周折，终于柳暗花明，调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