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作者：韩建业、袁晓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其博士生

  ■3600年至3000年前青铜时代的大型聚落

   ■面积达14000多平方米的正方形墓冢

   ■新疆史前时期最完整的冶铸青铜器的证据链

   ■世界上最早大量使用燃煤的遗存

   西天山地区的新疆伊犁，草肥水美，既是牛羊的天堂，也是农业的温床，素有“塞外江南”之称。2015—2020年，考古工作者对伊犁河支流喀什河畔的吉仁台沟口遗址连续进行发掘，揭露出一处3600年至3000年前青铜时代的大型聚落，发现了在亚欧草原难得一见的面积达14000平方米的规模宏大的石构高冢墓葬，找到了新疆史前时期最完整的冶铸青铜器的证据链，发现了世界上最早大量使用燃煤的遗存，出土了大量羊、牛、马的骨骼和1万多粒炭化黍，为我们展开了一幅3000多年前西天山伊犁草原人群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陶范

   1 仪式大厅与中心聚落

   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房址数10座，多数集中在喀什河岸以北的东部背风处，但有一座却建在西部地势最高的位置，这就是3600年前全聚落最大的房址，编号F6。这座房屋总面积374平方米，室内面积24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多人。房屋正中间用石片围成一个面积约5平方米的长方形超大火塘，有明显的烧烤使用痕迹。大房子F6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背山面河，坐北朝南，门道正对沟口。这里很可能是一处用于议事或者举行祭祀、宴饮的高等级仪式大厅，可能还具有监督聚落内部人群生产生活和监视沟口人畜来往的作用，应为整个聚落的核心建筑。像这样的单体大型房屋，在伊犁河流域还未发现第二处，在同时期的亚欧草原也难得一见；加之吉仁台沟口遗址的面积在青铜时代的伊犁河流域亦是首屈一指。由此我们推测，吉仁台沟口应为伊犁河流域的中心聚落，当时已存在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

   如此庞大的单体房屋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根据考古发现，结合对当地牧区传统房屋的考察，可以大致复原它的建筑过程。首先是取平地基后，用圆木横向叠放、互相咬合形成四面主墙，并在主墙内外垒砌石块以防护墙基；再在主墙内侧竖向立木形成内墙，起到进一步加固作用，内墙内侧也垒砌石块加固；然后在中部对称竖立10根直径约60厘米的粗大柱子，起主要的承重作用；在此基础上架盖屋顶，围砌火塘。几千年过去了，组成主墙、内墙的圆木都已消失，但柱洞和房屋四周垒砌的石块得以保存，还遗留下来少量被火烧过的木头残迹。这种大房子的建造，需要高水平的建筑技术和大量木料，需要动员很多人工，体现出当时较高程度的社会组织能力。

铜刀

   2 首领大墓与太阳崇拜

   在距大房子F6约1公里的沟口外侧，有一处引人瞩目的大型积石高台。经过两年的发掘，终于弄清楚，这原来是一座和F6同时期的大型高冢墓葬。

   这座大墓冢为正方形，边长约120米，总面积14000多平方米，最外面用加工平整的大石板严丝合缝地围砌一周石墙；石墙外围用山上挖来的三趾马红土铺垫了好几米宽。石墙内是土、石相间构筑的高大坟冢，顶部距地面4.5米。从高空俯瞰，石构部分呈条带状从坟冢中心向四周放射状延伸，犹如太阳的万丈光芒，非常壮观。方形墓室位于坟冢中心位置，用石板砌成面积约36平方米的方形石室，上部原来应该盖有棚木，石室外侧围有三趾马红土墙，红土墙外为石围墙。墓室西侧有斜坡墓道，这也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斜坡墓道，比安阳殷墟晚商王陵墓道的出现早几百年。可惜这座大墓曾多次被盗，主墓室被洗劫一空，令人十分痛心！此规模宏大的墓葬，目前还不见于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方，也不见于亚欧草原其他地区；大约700年之后的图瓦阿尔然大墓虽然与其规模相当，但却要低平许多。到底需要多少人力才能建成这座大墓呢？我们按照每立方米土石的开挖、运输和填筑需要3个人工来计算，大墓总工程量3万多立方米，约需要近10万个人工，需要200多人连续修建一年多才能完成。为修建一座墓葬而组织这么多的人力，墓主人无疑应该是掌握较大权力的地方首领，是大酋长或者当地的“王”。

   吉仁台沟口大墓坟冢上的石条带如光芒四射，加上坟冢围墙外铺垫的红土和中心墓室外的红土墙，体现了鲜明的太阳崇拜观念，这也是包括北疆在内的亚欧草原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最重要的宗教观念，不排除这座墓冢还有祭坛和观测日出的功能。与吉仁台沟口大墓一河之隔、年代相同的乌吐兰墓地发现了三座规模较小的方形祭坛，放射状的石条带结构和吉仁台沟口大墓接近，应该也和祭祀太阳有关。

吉仁台沟口大墓冢上的石条带如光芒四射

   3 青铜冶铸与区域中心

   新疆各地出土了不少青铜时代的青铜器，但青铜冶铸遗存却很罕见，而在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非常丰富的与冶铸青铜器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包括炼炉、鼓风管、坩埚、范、铜矿石、炼渣、铜锭、青铜器等，是新疆史前完整冶金证据链的最重要的发现。这些冶铸遗存发现于多所房屋，铸范也有剑、啄戈、镞、镜、锥等多个种类，表明该遗址的青铜器冶铸有一定规模。考古调查显示，遗址附近分布有奴拉赛、圆头山和克孜勒客藏北三座古铜矿遗址，有先秦时期的古矿坑、石锤和炼渣等。很可能主要是在这些铜矿遗址将铜矿石冶炼成铜锭后，再运送到吉仁台沟口遗址铸造器物，当然也不排除在吉仁台沟口遗址有少量冶炼活动。

   青铜器能够铸造出锋利坚韧的武器，也能制造出美观耐用的工具、装饰品等，在铁器出现以前，青铜器是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铜矿的控制和对青铜冶铸技术的掌握，就成为掌控亚欧草原社会权利的最有效手段。吉仁台古人群选择与铜矿距离较近又易守难攻的沟口位置建立聚落，很可能就是为了有效控制喀什河以南矿山的铜矿战略资源，同时防范沟内的青铜冶铸基地不受侵扰。吉仁台沟口遗址铸造的青铜器，很可能通过贸易活动，交换到新疆西部各地。在这个过程中，吉仁台沟口人群积累了财富，扩大了眼界，强化了首领地位，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贸易和军事手段不断提高自身的地位，吉仁台沟口聚落成为了区域中心，促进了西天山地区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深。

遗址外景。

   4 熊熊煤火与能源利用

   吉仁台沟口遗址有一项世界性的发现，就是出土了大量燃煤遗存，包括煤灰、煤渣、煤矸石和煤块等；普遍发现于人们取暖做饭的火塘附近，火塘周围一般堆放有尚未使用的煤块，甚至有专门储藏煤炭的坑。在一处煤灰堆中还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的陶范，说明燃烧煤炭还有烘烤陶范的功能。毫无疑问，早在3600年前，居住在喀什河畔的草原人群就已认识到煤的特性并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广泛应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利用煤炭作为燃料的国家，明确的燃煤遗存的发现以吉仁台沟口遗址年代最早，比文献中记载的东周两汉时期对燃煤的最早利用要早数百上千年。吉仁台沟口遗址燃煤的发现是世界范围内能源利用史上的重大发现。

   吉仁台沟口遗址煤炭的广泛利用，与遗址附近丰富的露天煤炭资源密不可分——在遗址附近几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多处露天煤矿，河谷两侧的煤层清晰可见，在河床上还能捡到大块的煤炭。科学检测分析也证实了遗址中使用的煤来源于当地。推测当时的人可能偶然发现了遗址周围的煤炭能够燃烧并且具有高效耐燃的特点，因此就开始采集利用。不过，中国乃至世界上有露天煤矿的地方很多，却只有吉仁台沟口的人最早开始了大量使用燃煤的实践，并持续数百年之久。这当然有偶然性，但也可能与吉仁台沟口铸造青铜器需要高效能源有一定关系。

   5 畜牧农业与中西交流

   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大量羊、牛、马等家畜的骨骼，利用科技手段检测出陶器内侧有奶和脂肪的残留成分。这些说明吉仁台古人群以羊、牛肉等为主要肉食来源，同时食用奶制品。遗址中还发现了丰富的禾本科、豆科、藜科等的杂草种子，这些植物大部分可作优良牧草；碳氮同位素研究也表明当时的牛、羊是放养与饲喂相结合，并已经出现了季节性迁徙转场的放牧方式。可以肯定地说，畜牧业在人们生活中处于主要地位，吉仁台沟口人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畜牧经验。有意思的是，从早期到晚期，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大变小、由讲究变简陋，反映出社会从较为稳定的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转变过程。

   在遗址中还发现有黍、粟、大麦、小麦四种农作物的炭化种子，而以炭化黍粒占绝对多数，达到1万多粒，让人想到一些现代畜牧人群炒米食用的情景。但由于遗址中没有发现谷物穗轴和谷壳等遗存，推测当时谷物的脱粒、脱壳等加工活动并不在居址内进行。很可能吉仁台沟口人主要从事青铜器冶铸和畜牧，而利用青铜器和牲畜从附近其他更适合农业的地方交换粮食。

   大约1万年前在中国华北驯化了黍和粟，在西亚驯化了大麦、小麦，这些农作物东西向互相传播，在吉仁台沟口遗址汇聚一堂，成为中国境内位置最西、年代最早的中西谷物汇聚点。这对于我们理解丝绸之路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价值。

   3000多年前，掌握了成熟的冶金、畜牧、建筑、煤炭利用等技术的吉仁台古人群，可能通过控制铜矿这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利用青铜器等与其他部落开展贸易，积累财富，推动了社会分化，出现了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大酋长或者地方之“王”。他们征召劳役，营造大型房屋和“太阳王陵”，通过宗教信仰凝聚群体力量。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青铜时代西天山草原人群的社会生活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发掘还在继续，期待更多的新发现。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0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