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接到了校方送来的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但是，沈从文选择留在北京。然而，此时，在北大校园里，左翼学生贴出了全文抄录的郭沫若《斥反动文人》的大字报，其中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

　　郭沫若此文是1948年3月写的。踌躇满志、在香港等待胜利的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怀着一个胜利者重整山河的心态，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一锤定音式的檄文《斥反动文艺》，以红黄蓝白黑的颜色对一批著名作家进行定性，提出“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没有臣服在其大旗下的沈从文被定为“桃红色”作家，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文中写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

　　郭沫若为什么这么恨沈从文呢？原来，早在1930年，沈从文就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的，不适合写小说，空话太多，郭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更完全更好”。“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也不适宜于小说”。“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1931年，沈从文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论及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时，沈从文说：”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

　　在郭沫若的压力下，沈从文精神崩溃，神经错乱，曾经自杀未成。后来到被停止北大教职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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