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卢照邻，首先想起他的别号：“幽忧子”，一个非常阴郁的词眼，而他的人生也着实充满着灰蓝色的忧郁——命运老是跟他开玩笑，用他自己话说：“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这又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了。

    我们看他的人生履历：少有大才，而只做到县尉；曾被横祸下狱，为友人救助才得以脱难；中年时患染风疾，却以丹药治疗，终致手足残废，长期瘫痪在床，艰辛度日。
    他晚年在居阳具茨山下，买了数十亩的田园，又找人在园地四周挖了沟壑，引入颍水。以旁人看，这是要过陶渊明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了，而于卢本人，显然是无奈大于洒脱的。他还曾命人把自己抬入预备好的墓穴中，感受死亡。终于，在约六十岁时，万念俱灰的卢照邻自沉颍水。

    卢照邻诗歌成就很高，在四杰当中，也是佼佼者。他的那篇长诗《长安古意》尤为后人称道，此处只录后四大句：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长安古意》前面用大量的篇幅，铺陈描述了古今长安的繁荣景象，以及形形色色的上层人物骄奢淫逸、争权夺利的史实、现况。
    诗的结尾笔锋一转，“节物”、“昔时”两句一反前文，道出繁华、功利的转瞬即逝。而“寂寂”、“独有”两句，以汉代文学家杨雄自比，道出作者不染俗气、读书作文的精神追求。
    说到杨雄（一说扬雄，字子云），历史上争议甚大。《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时曾这样评价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莽指颠覆西汉的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虽然这是小说家言，却也能代表不少士人的看法。至于刘禹锡《陋室铭》中“南阳诸葛亮，西蜀子云亭”将杨雄与诸葛亮并称，恐为诸葛所不许也。

    还说《长安古意》的主旨——功利，早晚化为乌有；只有诗文才能留传千古，这就像杜甫所说的“文章千古事”一样。
    这是典型的东方文人的思路。一半是真理，一半是自慰。
    说它是真理，毕竟我们早晚都要“活”在语言中。
    说它是自慰，毕竟这里也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成分——“文人是失意的政客，政客是得意的文人”，如此而已。如果每个人政治上都如愿了，中国文学史上不知要丢失多少经典名篇！

    当然，将这种心理单推给“东方文人”，又是不大合适的。
    西方这样的人也不少。德国的叔本华就是一个典型，他有句名言：“幸福不过是欲望的暂时停止。”他认为人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旧的欲望满足后，总会有新的欲望出现。他一方面通过“禁欲”与“苦行”来解脱自己，另一方面提倡“回到艺术的本真中”，通过对艺术的欣赏以超脱对功利的追求，使自己成为自由自在的人。
    出现这种心理很正常，但有的西方人非诬赖说，叔本华因为接触到东方的哲学，才使他变得这样“消极”。
    是否“消极”，是否真受了影响，这些有待讨论。即使真受了影响，又变得“消极”，那也只能说你们西方人的潜意识中，早就有了这些想法，只是你们的先人没有才华把它表达成文字罢了。

    其实比起人与猴来，人与人、族与族之间都差不多少。对于“某种意识”，大家都是“携带者”，只是有的是显性，有的是隐性而已。按西方弗洛伊德的逻辑：世界上就没有正常的人（其实这句话反着理解：世界上都是正常的人），不过是有些人善于排遣和伪装而已。
    巧合的是，弗洛伊德在提供出六条排解欲望的途径之外，同样提供了一条出路：也是把压抑着的欲望转移到文艺、科学领域当中。
    看来，对于这些道理，古人今人东方人西方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不必专属于某一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