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的一次聚会上，话题不知怎么转到我的身世，我说了父亲的一些事儿，又说前些年才去世。座中一位相识不久的朋友，惊讶地说，她看我写母亲的文章，少说也有四五篇，从未见过我写父亲，还以为我从小就没了父亲呢。这话让我羞惭不已。
确实，我几乎没有写过关于父亲的文章。父母都在世的时候，我就写过母亲，还是那样的有感情。有次二老从德州过来看我，我将收了写母亲的文章的书奉上。母亲不识字，第二天吃饭的时候，父亲当着我的面对母亲说，你娃写你啦。母亲说，该写你嘛，写我做啥。父亲说，作家写老人，都是写母亲，人们说，祖国啊母亲，没人说祖国啊父亲。虽是调侃，我能听出，父亲是希望我也能写写他的，可这话，他说不出口。

原因嘛，他也清楚。我们这个家庭有些特殊，也不是怎样的特殊，晋南一带，许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就是，男人在外面工作，女人带着孩子守在家里。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是靠父亲的工资支撑的，而抚养我们成人的，则是母亲。父亲在山东德州工作，离家太远了，一年只能回来一次。
再就是，父亲的经历复杂，不好写。年轻时也是个热血青年，中学毕业后，总想着报效国家，可惜走错了路，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战败被俘，参加了解放军，送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成了解放军里的一个下级军官。转业后安置在山东德州监狱当管理干部，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离休。
撇过这些，我得说，父亲是个好父亲。高考恢复后，两个窝在家里的弟弟，同时考上了大学。有一年我去德州，邻居王叔叔请吃饭，席间说，你们弟兄几个，将来可要好好地孝敬你爸爸呀，为了供你们上学，他中午差不多都吃咸菜，很少买热菜。我相信这是实情。他的工资并不低，无奈家里人口多，过去我上大学，现在我不上了，又有两个上，下面还有两个小弟弟，那不算低的工资，几下里一摊，用在他的生活上，也就没有多少了。
这还只是生活的艰窘，精神上的负担更是不可对人言。
“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期。记得是1968年吧，秋季的一天，父亲突然来到山西大学找我，在宿舍里坐了一会儿，说出去走走吧。出了校门，起初两人都不说话。路边的杨树，叶子黄了，一阵风吹过，飘落下来，有的落在头上，有的落在脚边，踩上去沙沙作响。走了一截，父亲开口了，说他是出差路过太原，同事还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等着，待会儿就要回去。来这儿，是要告诉我，他们单位的运动，到了“斗批改”后期，听上头的精神，山东全省的公安司法队伍都要清理，像他这样出身不好、又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的，可能要被清理出去，那就只能回老家种地了。
我能说什么呢，只是劝他，到了那一步再说吧。不是我有怎样的胸怀，实则我对前程，也是悲观透了。
那些年，他在单位的情形，我能想象出来。一个出身不好、又有青年军经历的人，能好过吗？实则受到的屈辱，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有次为了一件小事，一位同事找他的碴儿，他没当回事，回敬了一句，不料那位同事竟骂他是国民党兵。他顺手抄起一块木板，朝对方头上劈下。此事闹到监狱机关领导那儿，幸亏领导也还贤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晚年说起此事，父亲说，那一刻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心想，反正是个清理，那就早点清理了吧。
在监狱多少年，他一直是个干事，直到离休，才按有关规定，给了个副处级。晚年，他最珍贵的是他在华北革命大学的毕业证，还有几枚在解放军里的军功章。我给他出过一本自传类的书，他特意叮嘱，一定要把毕业证和军功章的图片用上。毕业证的落款是：校长叶剑英。
现在，有时我还会翻翻这本书，每当看到这几幅图片，心里一面为他骄傲，一面又觉得不是个滋味。前年，是他去世三周年，我和几个弟弟为他和母亲立了碑，篆额是请张颔先生写的，四个字：恩隆德永。他的名字，单字一个永字。两旁的对联是三弟拟的，道是：深情陪伴晨昏，厚德庇佑子孙。
父亲，安息吧。我们只会说祖国啊母亲，可是，没有父亲，哪里有母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