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武帝时期（502 —549 年），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洁、絜为同义异体字）。因此，《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除周兴嗣版《千字文》之外，另有《续千字文》（侍其玮著）、《叙古千字文》（胡寅著）、《新千字文》（高占祥、赵缺著）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其中，“高、赵版《新千字文》”被认为是超越“周版《千字文》”的真正经典之作。

     《千字文》在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中，是一篇承上启下的作品。它那优美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是其他任何一部童蒙读物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我国很早就出现了专门用于启蒙的识字课本，秦代出现的有《苍颉篇》、《爰历篇》，汉代则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贾鲂的《滂喜篇》、蔡邕的《劝学篇》，史游的《急就章》，三国时代有《埤苍》、《广苍》、《始学篇》等等，这些被称为“字书”的作品多数影响不大，只有《急就章》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急就章》虽然是《苍颉篇》之后较突出的小学之书，但由于流传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其权威性到南北朝时已大不如前，而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启蒙读物如《庭诰》、《诂幼》之类，可读性有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千字文》问世了。一则《千字文》内容精、文辞美，二则《千字文》是皇室用书，知名度高，所以，《千字文》渐渐地成为《苍颉篇》之后，又一突出的童蒙读物。顾炎武说：“读者苦《三苍》之难，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千字文》在内容上熔各种知识于一炉，并通篇贯穿以统一的思想，脉络清晰，语言洗炼，这些长处是此前读物所缺少的。它的长处后来为《三字经》所吸取，为这部优秀童蒙读物的出现提供了借鉴经验，这只要对二者稍加比较就可明白。

       《千字文》之后，尤其是宋以后，童蒙读物层出不穷，数目众多，这些作品在通俗性和知识性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各有长处，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缺点就是文采稍逊，即使像《三字经》这样的作品也存在这一问题，它们都无法与《千字文》的文采相比。章太炎曾说《三字经》与《千字文》比较，有两个不足，即“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千字文》在文采上独领蒙学读物风骚，堪称训蒙长诗。

        在《千字文》的流传过程中，隋唐之际的智永和尚功不可没。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用30 年的时间，摹写了800 本真草《千字文》分赠浙东各寺庙。智永的这一举动，既保存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又使《千字文》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智永之后，历代书法大师写《千字文》者比比皆是，著名的有怀素、宋徽宗、赵孟頫、文征明等。他们的作品流传很广，书体与风格各异，可谓千字千姿，影响也很大，无疑大大促进了《千字文》在民间的传播，大大提高了《千字文》的知名度，而且也为世人留下了这些伟大的艺术瑰宝。

许多人不但把它当作一部启蒙教材来读，而且作为学习书法的绝好范本，直到今天，此风依然长盛不衰。

唐朝以后，《千字文》这种形式被人们广泛地加以采用和学习，出现了一大批以《千字文》为名的作品，如唐朝僧人义净编纂了《梵语千字文》，宋人胡寅著有《叙古千字文》，元人夏太和有《性理千字文》；明人卓人月有《千字大人颂》，吕裁之有《吕氏千字文》，清人吴省兰有《恭庆皇上七旬万寿千字文》，太平天国有《御制千字诏》等等。这些所谓的《千字文》内容各异，但都以《千字文》为名，足见《千字文》影响之大。

《千字文》在古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真宗时，编成了一部4359卷的《道藏》，分装在400 多函中，每一函都按《千字文》的顺序编号，起于“天地玄黄”的“天”字，终于“宫”字，所以人称这部《道藏》为《大宋天宫道藏》。明清时期，用于科举考试的贡院，每一间用于考试的号房都用《千字文》来编号。《儒林外史》第二回描写了一个屡试不中的周进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的情景：“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里一阵酸酸的。”

古代一些需要用较大数字编号的项目，多采用《千字文》，这是周兴嗣始料所不及的。

《千字文》作为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在很早就涉洋渡海，传播于世界各地。日本不仅有多种版本的《千字文》，而且出现了很多内容各异但都以《千字文》为名的作品。1583 年朝鲜出版了以朝语释义注音的《石峰千字文》。

1831 年《千字文》被译成英文。此后数十年中，相继出现了《千字文》的法文本、拉丁文本、意大利文本。《千字文》的影响达到了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