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史部的文学批评文献，最为重要的是《史记》和《汉书》，此外，还有荀悦的《汉纪》三十卷、袁宏的《后汉纪》三十卷、题东汉刘珍等撰的《东观汉记》、范晔的《后汉书》等。这些史部著作，有些是汉人的著述，有些是晋及南朝时人的著作，但文献是属于汉代的，比如象南朝宋的范晔所撰《后汉书》，在史书体例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学术分类的情形，而在人物传记中，《后汉书》也大量收录了文人著述，有丰富的文献资源。至于《汉纪》、《后汉纪》及《东观汉记》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史记》一百三十卷，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史记》注本中最有影响的是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上述三个注本合称“三家注”，中华书局点校本收录了这三家注。三家注中的《史记集解》重在释义，注文中广泛采用各种典籍及前人旧说；《史记索隐》音义并重，注意采摭旧注；《史记正义》是集大成之作，各种资料均较详备。另外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较补》搜罗材料丰富，也较重要。《史记》的研究资料以清人的著作较有成就，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郭嵩焘的《史记札记》是其中最丰成果者。今人陈直的《史记新证》侧重用考古材料对《史记》进行诠释考订，也足资考证。有关《史记》的工具书类的著作有哈佛燕京学社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可查《史记》词句；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中有《史记人名索引》，可查人物。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体例共分五种，分别是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其中于文学关系最著者是“列传”部分，开创了中国传纪文学的先河；于学术关系最著者是“书”的部分，“书”这种体例是一种系统记述古代典章制度的体裁，是一种学术分类史，《史记》初创此体例后，《汉书》又沿用，只不过将“书”的名字改为“志”，此后，“志”就成为中国古代一种专门的学术史类的体制。
　　《史记》一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比较丰富，撮其要约有四类，一是作家作品论，见于各人物列传，其中较重要的有《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儒林列传》等；二是对古代学术及文艺发展史的记载，如《五帝本纪》叙其撰写传说中古史的缘由和原则、《周本纪》记录周诗之作与周道之兴的关系、《高祖本纪》记刘邦《大风歌》、《十二诸侯年表》记乱世起而刺诗兴、又记《春秋》、《左传》、《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诸书的成书情况、《孔子世家》记《诗经》成书情况、《太史公自序》综论“六艺”等；三是创作论，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论述了“发愤著书”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的著名书信《报任安书》中也有相似的论述，对后世“诗可以怨”的理论有较大影响；四是论礼、乐的社会作用，见于《礼书》和《乐书》，这部分的观点多采自《荀子》一书。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汉书》的注本以唐初颜师古的注较杰出，颜注的形式为集注，先将前人旧注及各家异说详细引证，然后再断以己意，有的地方是自己重新作注。清末王先谦又作补注，主是是将清代学者考订《汉书》的文字汇集起来，但述而不下断语。颜、王两家注各有千秋，为《汉书》的通行本。中华书局校点本即用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内含颜注。此外，清沈钦韩有《两汉书疏证》，周寿昌有《汉书注校补》也可参考。《汉书》的研究著作，以钱大昭《汉书辨疑》、王念孙《读书杂志》、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今人陈直《汉书新证》为代表，其中陈直《汉书新证》与其《史记新证》一样，均注重文物资料的引用。有关《汉书》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的《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可查词句，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中的《汉书人名索引》可查《汉书》中的人名。另中华书局有《汉书地名索引》，可查《汉书》中出现的地名。
　　《汉书》的体例基本沿用《史记》，但又作了调整。一是改“书”为“志”，就内容来说，《汉书》的“志”不仅名称进行了更改，而且更系统，又增加了食货、刑法、地理、艺文等志，其中《艺文志》为后世目录学初祖，贡献巨大。二是“世家”一体，《汉书》予以取消，并入“列传”。此外，《史记》为通史，《汉书》则为断代史，此一体例为后来的官史所遵循。
　　《汉书》在文学方面有许多独特的贡献，一是《汉书》在文学之士的传记中收录了汉人大量的文、赋，《史记》中本有此例，如《司马相如列传》中载《天子游猎赋》，但《史记》所载的数量比较小，《汉书》除了保存《史记》原传中收录的赋以外，在其他传记中又增补了不少。比如《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安书》、《贾谊传》中载《鵩鸟赋》及《治安策》、《晁错传》中载《贤良策》，《邹阳传》中载《狱中上书》、《扬雄传》中载《反离骚》等，其中有些文章或赋，如不经《汉书》收录，佚失的可能性很大。二是《汉书》的《地理志》记载了各地的风俗，对于汉乃至先秦文学研究均具有较重要的意义。《礼乐志》则对了解汉代礼制及音乐发展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三是《汉书》创始的《艺文志》著录包括诗赋在内的各类著作，虽然其内容系由刘歆《七略》删要而成，但对于了解此期文学现状及汉人对文学的学科意识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在先秦时期的著作中，《论语》曾记载春秋时期和学科的建制，如《先进》曾记载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说明孔门众弟子在四科中各有擅长。《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文”也较接近《先进》篇所说的“言语”及“文学”，虽说《论语》所说的“言语”、“文学”、“文”与今天“文学的概念尚有不少距离，但表明孔子已有了学科的分科意识。到了汉代，班固承接刘向父子的基本设计，在《艺文志》中分七略介绍典籍，其中文学类名以”诗赋略“，显然比先秦时期以”文“、”文学“包容文史哲要具体而准确，反映了汉人对文学的认识已比较接近于现代的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不仅在目录学中具有意义，它同时也是很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文献。但《艺文志·诗赋略》在具体的体例及编排上还有一些受人质疑的地方，比如以赋在前，诗在后，受到章学诚批评，认为如此则不能见出诗赋前后发展的线索，再比如将赋分四类，其分类的标准是什么，未有文字说明，等等。《汉书·艺文志》受到历来学者的重视，对此文也有不少研究性著作，其中重要的如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四库全书本)、清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条理》、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中华书局《文史通义校注》本附），近人顾实的《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均可以参考。《汉书》是了解西汉及此前文学及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
　　《汉书》中的文学批评文献，约有三类较重要的内容。一、作家作品论（《司马相如传》、《司马迁传》、《贾谊传》、《王褒传》、《扬雄传》、《地理志》等）；二、文学与社会风俗论（《地理志》）；三、音乐史及音乐评论（《礼乐志》、《律历志》）；四、赋论（《扬雄传》、《艺文志》、《司马相如传》、《枚皋传》等）；五、早期文学发展史论（《艺文志·诗赋略》”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条对春秋、战国至汉代《诗》、《骚》、赋三体的发展进行了剖析，可视作一篇小型的文学史论）。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南朝宋范晔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此书有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纪“和”传“由范晔撰写，”志“由司马彪补撰。南朝梁的刘昭在给范晔《后汉书》作注时，把司马彪的《续汉书》的”志“这一部分抽出也作了注，补入《后汉书》，但在宋以前，虽然出现过合编本，但两书更多的情况下是单行。自宋真宗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始由国子监孙奭奏请合刻，于是形成今天这样的合刻本。由于《后汉书》成书的特别情况，后人稍不留意，就容易忽略其作者问题，比如将”志“也当作是范晔所作。《后汉书》的注本以唐李贤、张大安等人的注为通行本，”志“的注用南朝梁刘昭注。清人惠栋作《后汉书补注》，王先谦作《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点校本是以南宋绍兴本为底本的，系合刻本。
　　此书有关文学批评方面的内容约有三类，一、保存一些东汉文人的作品与生平资料，《后汉书》的人物传记也如《汉书》，大量抄录奏疏及文章，对作家的生平及著述也有详略不同的介绍，比如《文苑传》所载傅毅的资料中就有关于傅毅所作各体文学的篇目数量及文集的情况，这些都有资于后世的文学研究；二、对东汉文人的经学与文学研究也有若干重要的记录，比如《儒林传》所载卫宏传毛诗，赵晔、薛汉传韩诗等；三、”传“的部分对于文学而言有一重要的创新就是特别设立了《文苑传》，专门叙述擅长诗赋的作家，其中有傅毅、王逸、赵壹等２２人的文学传记。《后汉书》对诗赋家传记的处理，凡属成就及影响大，而且涉足领域更广的，如张衡、马融、蔡邕等就设专传。而对专攻诗赋的纯文人，就归入《文苑传》。《文苑传》的体例不同于《儒林传》，《儒林传》是专以经学儒术著称的人物。《文苑传》的设立，说明自南朝开始，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其意义重大。此书没有撰《艺文志》，后人如清钱大昭曾有《补续汉书艺文志》，虽不是当时原作，但材料均来源于旧籍，故仍可作有关东汉的参考文献。《后汉书》是了解东汉时期文学及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

　　以上是史部较基本的文学批评文献，这部分文献除了传统的作家作品论及记录一代文学发展状况以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倾向。比如目录学的建立，对后世诗文评一类批评著作的著录，有着重要的作用；各部著作中涉及文艺及文学批评的篇幅显然较之先秦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史记》与《汉书》虽然尚未设《文苑传》，但已然对作家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史记》设《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并用较大的篇幅论述其创作。至《汉书》除保留《史记》原有的汉代作家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的专传外，更立枚乘、扬雄、王褒等在文学史上有名文人的传记，收录他们的文、赋，说明此期的史家已较多地注意到诗赋独特的文体个性及诗赋作家的地位。到了《后汉书》所设置的《文苑传》，其背景正是由西汉以来各体文学创作的繁荣、《史记》和《汉书》给予了它们更多的关注，才使诗赋一类的文体及诗赋作家逐步地受到重视，这样，到了《后汉书》，就自然地为文学家单独言传。虽然《后汉书》写作年代较后，《文苑传》的设立从体例上更多地表现了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观念，但它是汉代以来史部著作对文学一门逐步加深认识的一个必然结果。此外，就《后汉书》本身的内容来看，它记录的东汉时期的文学状况，也是值得注意的文献。汉代史部著作除三种基本文献外，还有象荀悦的《汉纪》三十卷、袁宏的《后汉纪》三十卷、题东汉刘珍等撰的《东观汉记》等，尤其是后者，《后汉书》从中取资颇多，亦有可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