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指十七世纪法国君主专制时期倡导摹仿古典，它是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带有浓厚宫廷色彩、贵族倾向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它把向古典学习推到极点，使之系统化、法律化，而且较多的是在政治、伦理上对古罗马精神的借用，赋予更多的现时代的官方意志。
一、新古典主义文论产生
1、政治基础--中央集权制
旧贵族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相抗衡，在斗争夹缝中，王权得以强大起来。王权、宫廷成为社会统一与文明的中心，外地精华云集京城，研究宫廷城市，摹仿宫廷。宫廷成为政治文化的中心。路易十四时代，加强对文化、文学艺术活动的领导控制，笼络文化人于宫廷，成立法兰西学士院，兴建凡尔赛宫，制定创作法规，以服从君主王权的意志和封建专制社会秩序。
2、哲学基础--唯理主义
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哲学强调理性主宰，理性是真理的标准。理性是证明人的存在、认识世界的尺度。”严格说，我只是一个思维物“。理性即良知，即本性，对每个人是均等的、普遍的、永恒的。真理是永恒必然的，因此宇宙万物有一定的常理，道德上有一定的情理，文艺上有一定的义理。
3、文化历史传统：
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崇尚古罗马的公民义务、臣民精神。外地精华云集首都。追逐贵族风习，寻求典雅规范。
以唯理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宫廷趣味为准则的古典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A、对理性的推崇强调。
B、对公民义务的强调。
C、艺术形式的典雅规范。
D、唯古典是从。
二、布瓦洛《诗的艺术》
《诗的艺术》（《论诗艺》）被称为古典主义法典。其主要观点及内容：
1、理性原则：
其理论渊源：亚里斯多德称艺术创作是”心之理性的生产“，贺拉斯认为”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
布瓦洛强调的理性是笛卡尔主义的理性，即人天生就有的良知，这是一种抽象的、不变的，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底的判断是非、辨别善恶的能力。理性或良知是与生俱来、天然均等的，它普遍人性的一部分。只有抓住普遍永恒性的作品才是美的。他认为理性是艺术达到完美的最高尺度，是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原则。
“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
“我绝对不能欣赏一个背理的神奇，感动人的绝不是人所不信的东西”......
“不管写什么主题，崇高还是谐谑，都要情理和音韵永远互相配合。”
在布瓦洛看来，理性是文学的基础，也是文学的目的，遵从理性是艺术达到完美的根本途径。
理性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帮助诗人正确认识事物的关系、程序、条理，可以帮助作家写出有条有理、合乎情理的文章。人们凭借理性判断是非真伪，凭借理性从善避恶，求得真理。真理是理性的产物。美的东西必然是符合理性的，理性=真实=美。
但他并不反对艺术表达情感。但他认为不论是作家的情感和想象，还是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都必须服从理性。
在内容上，他主张表现高贵人物，歌颂王权。反对在艺术上表现“市井”、“村俗”。在形式方面，强调形式要符合内容的理性要求，也必须合乎情理。反对以辞害义，因韵伤理。主张运用“恰如其分”、“尺度严密”的形式把理性内容清晰明白的表达出来。强调艺术形式的规范化。如对戏剧：“我们要求艺术地布置剧情的发展；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结尾维持着舞台充实。”这就使“三一律”。它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卡斯特尔维屈罗对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的解释。直到18世纪浪漫主义戏剧兴起，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予以批判，才失去权威性。
2、摹仿自然原则：
“要永远追随自然，一步也不要离开自然。”
“写每个人都要抱着他的本性不移。”
布瓦洛的“自然”不只指客观自然界，而且指合乎常情常理的事物，特别是指合乎常情常理的人性。他认为，人性的根基是理性，因此合乎理性的人性才是人性的自然，自然的也就是理性的。要求以理性去筛选自然，改造自然，表现合乎理性的自然事物。这种合乎情理的自然，在人物上要求描写定性与共性。不允许描写性格的人和发展变化。“自然”主要指的是“城市”和“宫廷”。因此，他的自然原则是理性原则的补充。
3、尊崇古典、摹仿古典。
文艺的基本任务是摹仿自然，摹仿自然的最好办法即摹仿古典，因为古典即自然，摹仿古人即摹仿自然。古典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对自然的描写尽善尽美，抓到了普遍永恒的人性。摹仿古典是获得表现自然的最好办法。
“荷马之所以令人倾倒完全是从大自然学来的，他的书是众妙之门，并且取之不尽，不论他拈到什么，他都能点石成金，一经到他手里，腐朽也变为神奇。”
4、形式的规范与技巧的完美。
①文艺题材体裁的规定：
悲剧写人的巨大不幸，激情冲突的痛苦，属高雅体裁，以严肃的诗体加以表现；喜剧、讽刺诗写日常生活中琐事和人的弱点，属低级体裁，可以日常生活的散文化的语言；田园诗写和平宁静的心绪和庄园风景；哀歌写忧郁的爱情。总之，“诗体各有其美”，不同的内容要选择不同的形式。
②结构上：构思要清楚，布局要合理，不落俗套，剪裁要恰当。
③语言要简洁、明晰、朴质、典雅、流畅。
④戏剧“三一律”原则。即时间、地点、情节的一致。
（二）《诗的艺术》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诗的艺术》提出了一些健康的现实主义的见解，其艺术见解、观点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对国家民族的统一起了促进的作用。但其明显带有封建宫廷色彩，保守倾向，把向古代学习引向教条。
三、古今之争
贯穿于整个古典主义时期的文艺之争，集中体现在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上，围绕如何对待古典的问题出现了崇今派和厚古派。争论的焦点是：古典是否具有永恒的法典的意义。究竟是古人高明还是今人高明。厚古派代表的势力，以布瓦洛、夏普兰为代表，强调服从古典；崇今派、革新派代表人物以帕罗、圣·艾弗蒙、奥施耶为代表。艾弗蒙提出：
“《诗学》固然是一部好书，但它也并未完善道可以指导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我们应该把脚移到一个新的制度上站着，才能适应现似的带的趋向和精神。”
艾弗蒙的观点：
首先，反对文学创作脱离现实而一味沉浸在神化和虚构中。
其次，批评古代悲剧所产生的社会心理效果。认为古代悲剧“引起人们恐惧和怜悯心理的过火的表演”。
最后，反对盲目崇拜古代文学创作，不承认存在永恒的理性法则。
古今之争的根由在于古典主义对古典的继承走向僵化、教条化，抑制了文艺创作的发展。它是萌芽的浪漫的自由的文学对古典主义的反拨。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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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李家晔，来源：西方文论大纲，来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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