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外，金代文学批评之足称者，当推元好问了。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所著有《遗山集》。集中有《论诗绝句》三十首，最为后人著称，现在研究他的诗论，也应以此为最重要的材料。

　　元氏《论诗绝句》的第一首：“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查慎行《初白{艹?}诗评》：云“分明自任疏凿手。”不错，这是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下所论量，全可见其疏凿本领，全可窥其疏凿宗旨。“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但是他同时也把金针度人了。

　　不过，元遗山的《论诗绝句》，与他人之论诗绝句，犹有些不同。自杜少陵《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端，于是作者纷起。其最早者，在南宋有戴石屏的《论诗十绝》，在金有元遗山的论诗三十首。此二者都是源本少陵。但是各得其一体。戴氏所作，重在阐说原理；元氏所作，重在衡量作家。这正开了后来论诗绝句的两大支派。到清代，王士礻真规仿元氏之作，于是论诗绝句遂多偏于论量方面：或就一时代的作家论之，或就一地方的作家论之，其甚者，摭拾琐事以资点缀，阐说本事以为考据，而论诗绝句，遂真不易看出作者之疏凿微旨了。

　　所以论诗绝句之阐说原理者，其宗旨本不必说；论诗绝句之仅仅衡量作家者，其宗旨也无可说。只有元氏之作与少陵六绝虽不完全同轨，但于衡量作家之中，仍可为其论诗宗旨之注脚或说明，固不是漫无立场，妄施疏凿的。金针即在绣出的鸳鸯中间，我们正可于他绣出的《论诗绝句》中看出他论诗的金针。

　　然而，元氏之疏凿微旨，亦正不易言。乌程施氏之《元遗山诗注》，于此诗仅疏故实，未加阐说。查慎行的《初白{艹?}诗评》，顾奎光的《金诗选》，虽间有评述，但寥寥数语，亦嫌未能详尽。只有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七专解此诗，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亦颇为此诗疏解。此二种较多精义，然于元氏论诗微旨，终觉犹隔一尘。此外，徐世昌《清畿辅书徵》谓有宁河高赓恩《元遗山张隽三论诗九十首注解》二卷；又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自跋》亦谓：“往在陆寄庵姑丈家阅其书目，见有《元遗山论诗绝句注》一卷，不著作者，欲索观而未暇。”这是专注元氏《论诗绝句》之书，当有妙义，可惜不曾见到。现在所论，只能汇萃诸家旧说而比观之；同时，再就元氏集中论诗文诸语，相互参证，以元注元，或于元氏疏凿微旨，比较能看出一些。

　　遗山论诗，是否寓有家国兴亡之感？昔人虽有以此称之者，然于实际情形，未必相符。元氏诗虽多忧国感愤之辞，而在《论诗绝句》中却不必一定如此。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谓：“金宣宗兴定元年丁丑，先生二十八岁，在三乡作《论诗绝句》。”那么《论诗绝句》是他少时之作，此时金虽危殆，尚未到灭亡地步，兴亡之感，实无所施。《论诗三十首》的末一首：“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长。”这不已和盘托出，承认是文人习气，不必别有作用的吗？

　　遗山论诗，究竟有没有贵贱之见？元氏别有《论诗三首》，其一云：“坎底鸣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烟粪火边。”李希圣《雁影斋诗》根据此诗，遂以为遗山论诗有贵贱之见，并作诗正之云：“面目都随贵贱迁，陶公枯淡谢公妍；暮云春酒词清丽，却在柴烟粪火边。”真冤枉！遗山论诗，何尝如市井小人般只生一副势利眼睛，以贵贱定高下！他不满意穷愁苦吟之诗，那是他的疏凿微旨，原与贵贱之见无关。他明明说过：“出处殊途听所安，山林何得贱衣冠。华歆一掷金随重，大是渠侬被眼谩。”这正见得他对于山林台阁二体没有什么偏重。宗廷辅云：“山林台阁各是一体。宋季方回撰《瀛奎律髓》往往偏重江湖道学，意当时风气，或有借以自重者，故喝破之。”这还是比较公允的论调。说他有意矫时弊则或者有之，说他有贵贱之见则未必然。

　　又李希圣谓遗山论诗又有南北之见，因复作诗正之云：“邺下曹、刘气不驯，江东诸谢擅清新，风云变后兼儿女，温、李原来是北人。”此说也有一些隔膜。固然，“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这一首特别表彰北齐斛律金唱的《敕勒歌》，大为北人吐气，似乎遗山也不免乡曲之见。尤其明显的，如其《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一云：“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这一首诗，扬北抑南十分明显，李氏之诗或即指此而言。然而，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这是元氏本于他的疏凿标准所下的结论，并不是先存了南北之见，才去论量的。易言之，即是南北之见，虽与他的疏凿标准不相违反，但不能说是他的疏凿标准。

　　所以我们只须说明他的论诗主张，不必看他有无寄托；即使说他有些偏见，也是他论诗主张中所应有的话。

　　遗山诗学出自东坡，这在翁方纲说得很明白。翁氏《书遗山集后》云：“程学盛南苏学北。”又《斋中与友论诗》云：“苏学盛于北，景行遗山仰。”《读元遗山诗》云：“遗山接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苏门后，此意岂易言。”这些话本未尝错误。我们看金代其他诸人的诗集，也可看出此中消息，──尤其是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苏学在金，既成一时风气，则遗山景仰东坡，薪火所传，也在情理之中。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六有这样一节：

　　遗山《论诗》：“苏门若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又云：“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是遗山于苏诗，颇存剌谬之意。然案遗山《洛阳诗》云：“城头大匠论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查初白云：“摸金校尉，非中郎也，东坡误用，先生仍而不改。”夫遗山用典，尚承东坡之误，谓非服习坡诗有素者乎？

　　他很晓得遗山之不满苏诗，然而他不能不承认遗山之服习苏诗。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很不赞成翁方纲的说法。他说：“翁氏偏爱苏诗，以遗山《论诗绝句》中攻苏之作，亦傅会为爱苏之论。”他又说：“遗山贬苏如此，而石洲犹以为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屡屡举此语以教人，古人有知，岂不为遗山所笑！”他这样不赞成翁氏所谓遗山宗苏之说，然而他自己在《论遗山诗》一首中却说：

　　评论正体齐梁上，慷慨歌谣字字遒。新态无端学坡谷，朱须沧海说横流。

　　则潘氏固亦承认遗山诗学是受苏诗影响了。就当时学习风气言之，翁氏所云，实在也有一些见地的。

　　明白了遗山诗学出自东坡，然后其疏凿标准可得而言。遗山才气奔放，本近东坡，故其论诗，只取凌云健笔，颇讥俯仰随人，窘步相仍之作。他说：“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又其《论诗三首》之一云：“诗肠搜苦白头生，故纸尘昏枉乞灵，不信骊珠不难得，试看金翅擘沧溟。”这些诗都可看出他尚壮美，重豪放之旨。所以论刘琨诗则云：“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论张华诗则云：“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他不满意孟郊的诗──“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卧元龙百尺楼。”推尊退之而鄙薄东野，这即是东坡诗所谓：“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之旨。他也不满意秦观的诗──“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称秦少游诗为女郎风格，这也同于东坡责少游学柳屯田词之旨。他称赞李白的诗，──“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世间东抹西涂手，枉著书生待鲁连。”尚迈往，尚自然，这即是东坡所谓“好诗冲口谁能择”之意。所谓“遗山接眉山”者，于此等处最容易看出。

　　然而，遗山论诗也不是一味主张粗豪的。他说过：“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则知徒逞才气，一泻无余者，未必为遗山之所好了。他又说过：“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则知排比铺张，虽不为遗山所反对，亦不是遗山之所主张。宗廷辅云：“夫诗以言志，志尽则言竭。自苏黄创为长篇次韵，于是牵于韵脚，不得不借端生议，牵连比附而辞费矣。”则是二诗且有暗箴宋人之意。所以《论诗绝句》中论宋诗诸首，都有一些不满意的论调。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一作许）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这几首诗中，应当分两组去看。其论黄、陈者，宗派不一，当然难免有贬辞，查初白谓：“涪翁生拗锤炼，自成一家，值得下拜”，这不是遗山的意思。翁覃溪谓：“论黄一首并非不满江西社，论陈一首亦并非斥陈后山，此皆力争上游之语，读者勿误会。”这也不甚得遗山之宗旨。遗山正因力争上游，所以对于黄、陈觉得不满。遗山《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一云：“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真的，北人不拾江西唾，他们都不原作江西社里的人。周昂《读陈后山诗》：“子美神功接混茫，人间无路可升堂；一斑管内时时见，赚得陈郎两鬓苍。”王若虚之论东坡山谷云：“戏论谁知是至公，蝤蛑信美恐生风，夺胎换骨何多样，都在先生一笑中。”“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复何人。”这些诗，都可以看出金代一般的风气。

　　然则，何以对于东坡也有微辞呢？难道是入室操戈，难道是知之深故论之切！关于这，莫怪潘德舆要同翁方纲打笔墨官司。翁氏于这几首处处称遗山之力争上游，处处说不是不满东坡。而潘氏则就遗山原诗，谓《奇外无奇》一首“明以沧海横流责苏”；《金入洪炉》一首“明言苏门无忠直之言，故致坡诗竞出新态”；《百年才觉》一首“明言欧梅甫能复古，而元?苏黄诸人次第变古”，所以说：“凡石洲所解，皆与遗山本诗义理迥不入，脉络绝不贯，不知何以下笔。盖既为偏好苏诗所蔽，而又不敢驳遗山，故于无可解说处，亦强为附会，遂使人览之茫然耳。”这些话颇中翁氏之病，然而却未必能使翁氏心服。盖遗山之受苏学影响，诚是事实。受其影响而入室操戈，或未必为遗山之所愿为。但是就其《论诗绝句》言之，确是有些不满之辞。所以我们假使能于遗山学苏之处，看出他贬苏之故，则翁氏之旨得以大白，而潘氏之诘难也可以没有。

　　最早，便想在这方面作一种调停之辞者，是清高宗所选辑的《唐宋诗醇》。《唐宋诗醇》之论苏诗极称其“能骖驾杜、韩，卓然自成一家，而雄视百代”，极称其“地负海涵，不名一体”。他以为苏诗是于曹、刘、陶、谢、李、杜、韩、白诸家无所不学，亦无所不工的。他以广大教主视苏轼，所以对于元遗山，论苏之语发生下列的见解：

　　其诗气豪体大，有非后哲所易学步者。是以元好问论诗有云：“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又云：“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盖非用此为讥议，乃正以见其不可模拟耳。

　　用这些话来替东坡回护，未尝不可；但是假使说这些话为元遗山论诗之旨，则未必然。

　　其比较近是者，为宗廷辅的说法。他说：

　　新声创则古调亡，自苏、黄派而行而唐代风流至是尽泯。明何仲默《答李献吉书》云：“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溺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亡于谢。”世或骇其言。然东坡亦言：“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语见《诗人玉屑》，何书即此意耳。

　　清代陆奎勋《题杜少陵诗》云：“文选理熟精，宋元格具有，五霸绍三王，罪魁而功首。”昔人谓为石破天惊，古人所未发，实则与东坡仲默所云，也正是同样的意思，何尝为古人所未发！

　　明白这些意思，则知遗山之诗虽接踵苏诗，不妨仍有不满苏诗之语。其所谓“沧海横流”所谓“百态新”云者，原不妨为贬词，何必定为苏诗回护。东坡《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闲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这与《诗人玉屑》卷十五所引东坡语，同一意思。假使以辞害意，谓这是东坡贬弹李、杜，贬弹韩愈，宁非笑话！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遗山的《奇外无奇》一首，岂不与东坡这些话头一鼻孔出气！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即在元氏《论诗》中贬苏之词，也是学苏的。

　　于是，我们再进一步探讨何以元氏会有这种见解？说是这种见解本诸东坡的，那么何以东坡会有这种见解。我们须知自来传统的文学观，──所谓原道、宗经、征圣，三位一体的文学观，总离不开以一个“古”字作中心。而在宋代禅风正盛之时，又不能不受禅学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古诗的妙处，只是“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他于古诗中只取天成、自得、超然诸种风格，而此种风格，却正是卖逞不得才华，搬弄不得学问的。没有才的做不到，而才气奔放却离此愈远；不学固不成，而毕生学之也不一定能到此境界。愈是向往这种风格而欲追求之，却愈做不到。因此感觉到作诗之难，因此感觉到作诗之所以难乃由于古之难复。一方面因时代的关系受时人新变的影响，而一方面中心所向往而追求的却在古人“天成”“自得”“超然”的风格。所以做到的是一种境界，而看到的是另一种心目中认为更高的境界。这是唯心论者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和生活实践，而专从艺术上着眼，必然会遇到的课题。元遗山便有这般见解，其《陶然集诗序》云：

　　诗之极致可以动天地，感鬼神，故传之师，本之经，真积之力久，而有不能复古者。自“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之什观之，皆以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见取于采诗之官，而圣人删诗亦不敢尽废。后世虽传之师，本之经，真积力久，而不能至焉者，何古今难易不相侔之如是耶？┅┅故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规矩准绳尤难。后世果以诗为专门之学，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于诗，其可已乎？（《遗山集》三十七）

　　其《东坡诗雅引》亦言：

　　五言以来，六朝之陶、谢，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所望矣。（《遗山集》三十六）

　　他深晓得复古之难，尤其以复到这些近风雅有远韵的风格为尤难。我尝谓东坡诗的作风，与其论诗主旨不尽相同，恰恰元遗山也有同样情形。当然的，这都是受禅学之影响。东坡论诗之带有禅味，我已经说过，我们试看元遗山为何如？他于《陶然集诗序》，说了一大篇为诗之难，究竟他怎样解决这难题呢？他轻轻一转也转到禅路上去：

　　虽然，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诗家所以异于方外者，渠辈谈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遗山集》三十七）

　　这样，所以不必于文字中求诗。其《双溪集序》云：“槁项黄馘，一节寒饿之士，以是物为颛门，有白首不能道刘长卿一字者，青云贵公子乃咳唾?呻而得之，是可贵也。”此即所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之说。即使欲于文字中去求，也须做到“学至于无学”的地步。其《杜诗学引》云：“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夫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咸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而名之者矣。故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这些话也即沧浪“不落言筌”的注脚。所以他《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见《遗山集》三十七，《嵩和尚颂序》）诗与禅的关系，遗山固已深深体会到了。翁方纲《石洲诗话》谓：“《论诗绝句》三十首，已开阮亭神韵二字之端，但未说出耳”，亦可善于体会领悟者。

　　所以我说他们于古诗中独取“天成”“自得”“超然”诸境界，多少受一些禅的影响，还是受当时唯心论者的限制。这样，他的诗虽带些家国兴亡之感，而在论诗绝句中却看不出来。

　　以东坡这样才气奔放的人，发为豪迈雄浑的诗，而“南迁二友”乃是陶、柳二集。其别有会心之处，正是此中消息透露的所在。元遗山也是如此：一方面对于邺下曹、刘的豪气，与江东诸谢的高韵，有所抑扬，而一方面对于陶、柳之诗却亦深致推许。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原来其论诗特识，也是有所秉承的。

　　然则遗山论诗是否同沧浪一样完全以禅喻诗呢？则又不然。其《感兴》四首之一云：“廓达灵光见太初，眼中无复野狐书；诗家关捩知多少，一钥拈来便有余。”这是妙悟，似乎颇带一些禅味。然而他于这一方面，非惟不同沧浪一样，即与东坡相比，也似乎觉得更淡一些。

　　遗山《小亨集序》中论唐诗云：

　　唐人之诗，其知本乎？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为多；幽忧憔悴，寒饥困惫，一寓于诗，而其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于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不能自扌?，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优柔餍饫，使人涵泳于先王之泽，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遗山集》三十六）

　　这是他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的另一种看法。这样一说，所以偏于古的意味来得强一些，而偏于禅的意味反而淡一些；偏于现实的意义来得强一些，而偏于神韵的意义也反而淡一些。于是他所谓“一钥拈来”者，以妙悟之说解之，似乎还不如看作这一篇文中之所谓知本。

　　然则他所谓根本关捩何所指？我以为二字足以尽之，曰“诚”，曰“雅”。诚是集义，故能雅；雅不违心，故能诚。诚是诗之本，雅是诗之品。能知本，则品自高。这些意思在他的《小亨集序》中说得很明白。他说：

　　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无他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焉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

　　这是所谓“诚”。他又说：

　　初余学诸以十数条自警云：无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无狡讦，无??阿，无傅会，无笼络，无?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贤圣癫，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黥卒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无为市倡怨恩，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兔园册，无为算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

　　这又是所谓“雅”。本此二观点以看他的《论诗绝句》，然后知其所以称许阮籍者──“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鬼磊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云云，即因他《咏怀》之作，掩抑隐蔽之处，在在见其真情之流露，有符于“怨之愈深，其辞愈婉”之旨。其所以称许陈子昂者──“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苦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云云，又因其“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始返雅道的缘故。同时也可看出他所谓：“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及“曲学虚荒小说欺，俳偕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云云者，其病又在于不雅。

　　这是他的疏凿标准。他所谓“暂教泾渭各清浑”者，正可于此看出。假使我们要说遗山论诗异于苏学之处，那么就在这一点了。然而，这也未尝不可说是对于东坡诗论的修正。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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