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诗论可以说是唐代诗坛的复古运动，在当时，文坛也有一个复古运动，那就是韩（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

　　其实，古文运动不始于韩柳，不但不始于韩柳，说得早一些，也可以说不始于唐代。南朝之刘勰，北朝之苏绰，都可说已经开了这个风气。

　　刘勰尤其重要，因为他是批评家。批评家总有理论，这理论便是古文运动的根据。古文运动是为了反对南朝言之无物的散文而引起的，所以古文运动的理论根据，也就重在“道”。不过进一步假使追究到“道”是什么，那真是道其所道，各人的讲法就不很一致了。

　　不但各人的讲法不很一致，就从刘勰《文心雕龙》所言文与道的关系，已经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原道》篇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只是说明文原于道的意思，所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文章本由自然而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截然不同。详《淮南王书》有《原道》篇，高诱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因以题篇。”《韩非子·解老》篇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庄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日无乎不在。”案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于万里，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尤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说，本文章之公理，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如后之说，则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

　　这一节话辟文以载道之说，很痛快也很正确，说明《原道》一篇重在论自然之道，也很的当。但是《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那么，为文宗经，也就是宗此“恒久之至道”而已。《序志》篇讲到为了梦见孔子，开始论文，理由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那么这样讲，似乎也有文以载道的意思，因为文章之用原是经典枝条呵！说得再明白一些，离经畔道之作也就不可以算作文章了。那么，《文心雕龙》所说的道，究竟指自然之道呢？还是指儒家的道呢？这个问题似乎不容易解答，但是看到唐代古文运动中对于道的看法，那就可以知道《文心雕龙》所讲的虽不一致，却非矛盾。

　　我们看到唐人论文，讲到文和道的关系，在初期差不多都是以议论文化为文；以文化为文，当然离不开礼乐刑政，所以文与道合。《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两仪定位，日月扬辉，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北齐书·文苑传序》云：“夫玄象著明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史家是这样讲法。杨炯《王勃集序》云：“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疑作”垂“）其范。”权德舆《李栖筠文集序》云：“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灵，经纬教化，鼓天下之动，通万物之宜，而人才作焉，三才备焉。”李舟《独孤常州集序》云：“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邱陵川渎，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鸟兽之文也；华叶彩错，草木之文也。┅┅文之时用大矣哉！在人，贤者得其大者，礼乐刑政劝诫是也。”文人也是这样讲法。这样讲法，与《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有什么分别呢？所以凡是以天文人文合在一起讲的，他所谓“文”当然要合于“道”。假使我们从这种意义来看《文心雕龙》的《原道》篇，那就知道他所谓“作者曰圣”，是说圣人之文取法天地，推原道心，才能创作人文的。所以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后人“征圣立言”，那么后人之文不过明圣人之道而已，或载圣人之道而已，这样，所明的或所载的也就只成为儒家之道了。这样讲，所以说《文心雕龙》是的道虽不一致，却非常矛盾。

　　我们明白了《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道是一致的，并不矛盾的，那就可以理解到唐代的古文运动，对于它的中心理论──道的问题，虽有不同的看法，却向着共同的目标，所以也是并不矛盾的。不但不矛盾，而且我们可以在这中间看出古文运动的阶段，作为古文运动分期的标准。第一步，如上文所说以文化为文，这是早期的很朦胧的文道合一说；第二步，以为文的作用重在教化，于是虽则还有一些文化的意义，但是已经偏于儒家之所谓“道”了。这到了柳冕的文论就成为教化中心说。第三步，于是揭出文以明道之旨，韩愈就是这样主张的。他所谓“道”，就只成为儒家之道，所以要排异端，所以要辟佛老。

　　在第一期，因为是很朦胧的文道合一说，所以作风还没有变，文体仍尚骈俪。在第二期，因为重在教化，文体也较偏于散行，但是所论的却不一定是散文，也可以指韵文。梁肃《独孤君集后序》云：“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圣王以之经纬百度，臣下以弼成五教；德文下衰，则怨刺形于歌咏，讽议彰乎史册”李华《崔孝公集序》云：“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皋陶之歌，史克之颂，信也。子朝之告，宰?之词，诈也；而士君子耻之。”这都是兼指韵散来讲的。到第三期，才专重在散行的文，而所做的散体也就成为比较更成熟的散体，韩柳的古文就可以作代表。而韩柳之所谓道，也就专指儒家之道了。

　　所谓古文运动，就是这样逐渐演变而完成的。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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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郭绍虞，来源：中国文学批评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