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方参照，广做比较

　　一般认为，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两大群体，而远东文学又是东方文学中极具特色的一种，尽管它成分不一，但仍可说以中国文学为代表。广做比较诚然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远大目标，因为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学统统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东方文学也不例外；不过，就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而言，由于学科性质的关系，他们也必然要涉足于有关中国文学的世界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他们所从事的西为中用的移植研究，也总是跨越东西方，总是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这样一来，移植研究在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就有了为数众多的参照对象，以供比较。诸如中希、中意、中英、中法、中德、中俄、以及中印、中日、中韩等双边文学的比较，12 汉学家均有著述论及 。他们选取比较对象的方式是相当灵活的，既不计时代的差异，又不计空间的遥隔（如庄子和杜夫海纳的比较、《诗经》和《贝奥武甫》的比较），有时为了说明某一特点的相似，甚至不计彼此间基本风格的不同（如杜甫与巴罗克诗风的比较），这些做法完全以比较的宗旨而游移；他们还有时在篇头卷首题上西方大家的一二句名言隽语，与正文遥相呼应，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比较。汉学家选来进行比较的对象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上所述，它们主要包括主题、题材、文类、技巧、风格、神话、文学运动、文学史分期等等（参见第十四章第三节）。这些项目囊括了文学作品的抽象内含和具体因素、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自身特点和存在规律。可见比较时，一般不会停留在表面现象之上，而是深探作品的本质。

　　（二）学科间互相融合、渗透

　　就文学而研究文学，即把文学当作单一的、内聚的、自在自足的艺术，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在现代学术的衬托下，这种方法已经显示出了自身的缺陷，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种向心式研究尽管有其价值，但往往否认文学的离心精神——它不仅倾向在艺术和思想上跨越国界，而且倾向与其他种类的艺术和知识相交叉。”由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努力，跨学科研究在当前有了重大的进展，“文学正在恢复其作为认识社会之主要源泉的原始地位”，与此同时，文学外向跨学科延伸的事实，已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近视的专门化对学科所做的僵硬的划分，到头来只能导致僵化、割裂和缺乏成效的后果”。13 学科的广泛交叉与融合和多种边缘学科的出现，是本世纪学术的一大特色。在西方汉学界，以文学为主的学科交叉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也许一半是由于传统学术的影响，一半是由于这种思潮的驱动，汉学家有意识地利用他学来阐释文学，例如，使文学与哲学联姻，以探索作品的深层意蕴；使之与宗教联姻，以探索后者对前者诞生与发展的影响；使之与民俗学联姻，以探索作品大众化、通俗化的表现形式；使之与音乐、绘画、电影联姻，以探索其间互相借鉴的史实或艺术手法的异同等等。第二，在被移用的西论中，有不少具有跨学科的渊源。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对现代学术影响至巨至深的语言学，它一面直接为文学研究输送理论（其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理论、以及与其相关的修辞学、风格学均在文学研究中派上了用场），一面又滋养生成了新的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间接为文学研究服务。其他理论，如源于艺术史的巴罗克风格研究、源于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的原型批评、源于解经学的寓意研究等等，也都是跨学科联姻的产物。

　　（三）视角灵活多变

　　视角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新的学术思想必然产生新的视角；而一种视角的形成与确立，也必然为学术研究打开一块新的天地。汉学家移植的西论，显然有着灵活多变的视角。文本间和文本内部各组成因素间的一些重要关系，如宏观与微观、系统与单元、内在与外在、局部与整体、意蕴与结构、表层与深层、原因与结果、历时与共时、动态与静态、并置与连续、时间与空间等等，所移西论均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有所涉及。从整体上看，这些视角颇多契合系统论的原则，它们确实把文本置于立体的、有机的和动态的联系之中了。揭示这些视角并指出其特点，对于推动学术发展而言是大有裨益的。一些典型视角，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加以分析，在此只做些初步的讨论。我们不妨先观察一下文本与文本系列的整体性、集合性和层次性问题，及其处理方式。一个系统的整体性涉及它作为统一实体的特点、性质、功能和存在方式。美国学者阿伯拉姆斯创立艺术四要素说，刘若愚引用并加以改造，比较明确地揭示了文本（即作品）的存在环境（即作者、宇宙和读者），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参见本丛书《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第二章第三节）。14 其他如杨林系列故事研究、追溯政治小说东渐的传播链等等，都是把一种文学现象当作一个系统来处理。关于文本或文本系列的集合性，许多理论流派就其组成因素提出了一些结构原则，认为各因素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尤其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在这方面更是独树一帜，正如上引怀尔登的断言“结构是支配系统进行活动的所有法则的集合”（参见第十一章第一节），一语道出了系统观的要旨。这是很值得重视的见解。在层次性问题上，西方理论流派亦多创见，它们不但注意到了文本与文本系列内部的从属关系（如主系统和子系统）、显隐关系（如表层与深层）、存在网络（历时与共时）等等，而且注意到了自身之外与相关系统的一些联系，如“语言”和“元语言”、“批评”和“元批评”。15 凡此种种，或拢或解，或纵或横，或表或里，或实或虚，无不为观察和剖析研究对象提供了灵活多变的视角。

　　（四）着重形式研究

　　在本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名家辈出，派别林立，其中形式主义流派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虽然他们把文学作品当作独立自足的实体加以研究，多遭后人诟病，但他们对艺术形式的结构方式和原则问题、以及对形式与内容之关系这一古老的论题，发表了不少新人耳目的观点。英美新批评派（如艾略特）声称形式比内容重要，法国结构主义者巴尔特也断言，他们的理论“不是关于内容的科学，而是关于内容的条件即形式的科学。”16 针对这些观点 ，我们不应该一味强调其武断、偏颇的一面，而应实事求是地做些考察，看看它们对艺术形式的研究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举例来说，新批评区分作品的“骨架”与“肌质”，并且铸造了一些特殊的诗歌结构原则（如“悖论”、“反讽”、“张力”）；结构主义强调文本系列的有机统一性，探寻由系统结构体现出来的深层模式和深层意蕴。所有这些均使文学作品的形式因素变得错综复杂、生动丰满了。形式主义流派并非不顾及作品的内容，而是坚持形式与内容的转化，或者从形式因素中去发现潜在的内容。由此可见，新的形式研究与过去形式内容两相分立的做法明显有所不同。除了上述形式主义流派的努力之外，其他理论流派在艺术形式问题上也有不少创见。例如帕里-劳德理论关于“套语”的论述，实质上是本着一种特殊的创作论，来解释口头作品中常见的因袭现象。汉学家受这些流派的影响，也喜欢利用新理论或新概念，进行形式分析的实验。文学作品中或大或小的形式因素，如韵律、节奏、意象、措词、叙事、篇章、文体等等，常常被赋予新的解释。

　　（五）极力追求科学化

　　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从印象主义导向科学主义，一直是文学批评家为之奋斗的目标。本世纪初叶，一些学者开始清算传统学术的伪科学性。及至四五十年代，有人便认为沿着科学方向发展——“这就是说，导向一种形式的方法论以及可在客观上传播的系统程序”——是现代批评的一个主要内含（斯坦利·海曼《武装起来的目光》）。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等众多流派，也确实提出了一些所谓“科学”批评的新方案。作为这种努力的一个极端代表，统计风格学则坐实于具体、繁琐的数字，各式各样的图示和表格，更贴近自然科学从定量分析到定性分析的操作过程。这些尝试在确立概念、创建体系、细察形式、详解结构等方面，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现代学者试图通过坐实于具体因素，尤其是可睹可见的形式因素，来消除凭借直觉印象而随意解说的弊病，因此他们将文学批评向客观现实、文本实际推进了一大步。努力做到细分化、系统化和精确化，是现代文学批评家追求科学性的主要表现。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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