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四章第三节介绍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类型时，选取比较对象的方式曾经被分作“直接”比较和“间接”比较两大类。就本书的研究而言，这一划分颇为重要，因为通过它，我们也许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移植研究”的根本性质。现在我们再重述于下： 

　　　　　　　　　　　　　　作品与作品

　　　　　　　　直接比较

　　平行研究　　　　　　　　理论与理论（即比较诗学） 

　　　　　　　　间接比较——理论与作品 

　　作品与作品、理论与理论的联姻方式构成了直接比较，这至为明显，无须词费。那么，为什么理论与作品的联姻方式，也就是将一种文学理论用之于另一种文学作品的研究，则被视为间接比较呢？这是因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主要是来自相应的文学创作实践，8 其次是来自非文学领域（其他学科或者其他艺术），但也首先用于本国的文学研究，而将之移植到另一种文学研究时，就必然会涉及到两种文学的比较。换句话说，“移植研究”实质上是两种文学通过理论的移植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比较关系。就中西文学而言，其间如果出现了理论的移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借用西方文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反向的借用即以中解西的例子，迄今为止仍然十分罕见。9 所以，在本书“序言”里直接把“移植研究”等同于“西论中用”，当不会发生误解。据以上所述，可知移植研究具有如下的根本性质：这一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是中西文学的一种间接比较。

　　为了更好地证明这一命题，让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移植研究的全部过程。

　　首先是移植的准备阶段，包括西论的形成与检验。西方的文学理论从创作活动或其他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以后，当然会付之于以西方文学为对象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经过反复的、大量的验证，适用性愈强者，其生命力愈强，愈能引起西方汉学家的兴趣。他们一经确定了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而感到方法和途径问题是主要矛盾时，自然而然会想到援用西方现成的理论。这便进入了选择西论的阶段。这时，他们很有可能将中西两种文学进行比照，初步考察两者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方面是相同、还是不同，是相近、还是相去甚远，以此作为选择西论的依据。若两者相同或相近，便可取用业已证明确实行之有效的西方理论；若两者相去甚远，西方理论即使十分有效，亦弃之不用，而别求他途。显然，在这种取舍之间，无形中便构成了中西文学潜在的比较。

　　在实际的移西解中阶段，两种文学潜在的比较关系往往会表面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汉学家移植西方理论，一般先要对它做一番介绍，于是西方文学作品就有可能被连带地牵扯出来。试看浦安迪如何介绍西方的寓意研究： 

　　在局部运用时，寓言是修辞手段；在通贯运用时，寓言便成为立意谋篇的方法了。西方伟大的寓言作家就是以后者进行创作的。这即是说，透过后一种寓言手法，可以窥见整个故事结构与未曾直接言明的复杂的思想模式相契合。这一点很重要，小说描述的发展实基于此。例如，斯宾塞写居恩爵士毁掉天庭的楼阁，但丁写自己在炼狱山下芦苇丛中出现，都是从局部的或插图式的象征发展到另有所指的寓言结构的。10 

　　他顺理成章地涉及到了英国诗人斯宾塞《仙后》和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里的个别情节。第二，在分析过程中，为了取得以近喻远、以易解难的效果，汉学家也常常用西方文学作品来比况或反衬中国文学作品。例如，说唐诗意象的具体性，顺便提到了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诗作（见第六章第四节）；说早期话本小说的形式写实主义，便以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作为映衬（见第十三章第三节）；说“赋”的文类特点，便以西方的一种史诗“rhapsody”进行类比（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理论的移植不仅能够引出中西文学作品与作品的直接比较，而且能够引出批评与批评、理论与理论的直接比较。西方汉学家移植西论，常常是为了发我国古今学者所未见，但有时也会得出他们所认可的共识。无论哪种情况出现，汉学家都有可能援引我国学者的批评观点或理论主张，以为对照，或以为佐证。可见，西论的移植极易引起中西比较诗学的探索。

　　正是根据上述事实，我们才断定移植研究乃是一种间接的平行比较。这是它的根本性质，除此而外，它还有其他方面的属性。

　　汉学家移用所选的西论时，移来的貌似理论本身，其实不然。文学理论决不是孤立而存的实体，适得其反，它们与自己赖以产生、赖以存在的文化母体的关联错综而又复杂。犹如可以映射整个太阳的水珠，它们反映着一个与之相关的学术思想体系。作为这个体系的组成因素，它们不仅或明或暗地具有一定的哲学基础、文本观、价值观和文化模式观，而且更具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主张、透视角度、解读方式和术语概念。所有这一切无不使所移西论染有强烈的文化特色。因此，移植西论的过程也必然要牵涉到中西两种文化的比较，换句话说，移用西论实际上也具有中西两种文化相互比较的性质。正因为如此，一些洞察入微的学者反对无视文化背景的盲目搬用。例如，杨立宇就中国白话小说的研究如此劝戒同行说： 

　　既然存在着上述这种文化和文学背景，中国早期大多白话小说和短篇小说就难免具有民间虚构作品的某些特点，……作为迎合大众口味的妥协办法。西方学者已对这些弱点提出了批评，但他们基于此而做评论时不可能不知道，即使在西方，把小说当作一种艺术认真地进行创作也是相当晚近的事。中国早期的小说作品确实表现出了上述的大多弱点，不过，如果本着现代西方的批评标准来讨论这些弱点，就应当设法了解中国小说独特的文学和文化背景。11 

　　如果所移理论与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和其他艺术有所关联，这种文化比较的性质就会变得益加突出。在西方，结构主义可用于波德莱尔的诗篇《猫》的音韵分析，而中诗韵脚却没有阴韵和阳韵的变化；原型模式可与酒神、海妖、洪水、天堂、世界末日等等相关，而中国却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神话体系和《圣经》故事……。在移用这些理论时，就不能不考虑中西两种文学在文化上的种种差异，就不能不有所取舍，有所改造。

　　我们还应该看到，移植研究与西方文论的诞生及其在本土的实践相比，一般而言均有一种时间上的滞后性。也就是说，西方文论诞生以后，首先在本土的文学研究中得以应用，然后再被引进到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来。文学理论的演进，犹如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起码是在西方已证明为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汉学家进行抉择时，便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制高点，得以从容权衡其得失利弊。这是评价西方汉学所不可忽视的因素。

　　顺便指出，从上述分析可知，移植研究由其文学和文化比较的性质所决定，有着极其复杂的操作过程，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搬来就用的问题，而是一个必然对西论加以选择、修正、引申和补充的问题。否则，它便操作不灵。所以，我们觉得我国学者提倡这一研究时，与其把它称作“阐发研究”，不如称作“移植研究”更准确些。首先，这项工作需要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即一面引进，一面加工，一面阐释，一面完善，而“移植”一词正好具有这样的感情色彩。这一点至为明显，无须细说。其次，“移植”一词还有鲜明的时间特征，“阐发”则没有。殊不知一种西论移到中国来，“阐发”既久，这种西论便可化为中国文论的组成部分，原始的移用西论的“阐发”概念便不复存在了。而“移植”永远是引进我之所缺者，并且默认外来的东西可以化为己之所有。且看一个现成的例子。近百年来，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或者已经销声匿迹，或者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来的则是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术语。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传入我国，经过发展以后，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新延伸。现在我们持以所做的阐释、批评和研究，可以说比比皆是，但很难断言这些研究纯属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纯属这一特定意义上的“阐发”研究。因为时过境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已经为我所有。如果不是这样动态地看问题，那么我国也就几乎没有比较文学以外的民族文学研究之可言了。再次，移来的西论也不必尽作“阐发”之用，还可作为参照对象，与我国的传统文论相互比照，从而展开说同论异的诗学比较，或者进而寻找共同诗学。这恐怕与纯粹的以西解中也是大异其趣的。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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