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极其活跃、极其繁富的时代，也是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最有作为的时代。
　　众所周知，本世纪西方的文艺思潮动荡不已，批评流派层出不穷，它们标新立异，盛极即泯，但无不留下具有一定生命力的研究方法。在一篇名为《中国文学新透视》（1968）的讲稿里，傅乐山（ J. D. Frodsham ）热情洋溢地对这种情况做了描述：“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经历了令人难忘的进展。十九世纪的批评方法即历史阐释、印象式鉴赏和现实主义批评，至少已增添了六种主要倾向：语言学与风格学批评、有机形式论、神话批评、哲学批评（主要是存在主义）、心理分析批评以及精粗不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均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它们结合起来，共同组成了引人注目的学术实体。它们给批评理论带来了一次革命，其意义堪与百年前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科林伍德如是说）相比。”23 不过，他说的大致只是本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此时和后来的几十年内又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批评方法，这为汉学家的以西解中提供了先决条件。
　　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也在本世纪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说上个世纪它已初步呈现处独立门户的趋势的话，那么，经过本世纪上半叶的充实、成长，至六十年代突飞猛进之时，这种趋势便变成了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1975年刘若愚指出，随着研究人员、出版物等数量的增长，“承认中国文学研究是一门学科而非汉学之一部分的倾向，也日益明显。”他似乎已经确认，本世纪的上下两个半叶分属这一研究发展史上的两个不同的阶段。（顺便说，如此断代，恰巧与西方汉学中心由法国向美国的转移相吻合。）文学研究在脱颖而出的过程中，其学术视角也随之再次发生转变，这就是说，“语文”、“文史”这几种惯常被视为一体的学科也随之发生了分化。他对此做了如下说明：
　　……那些宁可自认是专攻中国文学的批评家和史学家而非汉学家的人，并不轻视传统上以“汉学”一词所囊括的其他学科（如语文学和历史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他们把语文知识和历史知识视之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必要条件。他们只不过是在设想，其关注的焦点在于中国文学固有特质的研究，以及它作为自主的（即使不是独立的）文化现象如何发展的研究，而不在于文学典籍作为社会学文献或语言学资料的研究。24
　　另一方面，正如无数历史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处于整个西方学术的氛围之中，其发展不能不受到它的深刻影响，于是移植西论就成了极其自然的事。从实际情况看，西方理论一般是先在西方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得到实践，然后再被引进到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来。引进总要滞后一段时间，并非随着西论的繁荣而繁荣，而是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保持一致。所以，移植研究也以五、六十年代之交为界线，判然而有前期与后期之分。
　　前期基本上仍然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而精于此道的法国学者及其传人代表着西方汉学的新潮流。他们引经据典，求真务实，力图做到撰史、考证、阐释、品鉴无不信而有征。这种方法经过法国诸位名家如儒莲（Stanislas Julian）、沙畹（E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等大师们躬亲实践，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些就是所谓的西方汉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如果详而言之，在这一总名下尚可分为“语文考据方法”、“史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25 它们付诸实践后 ，便有一批享誉学界的杰作相继问世 ，譬如说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采用语文考据方法所撰的《<诗经>注释》（1946），翟理斯（Herbert A. Giles）采用史学方法所撰的《中国文学史》（1901），葛兰言（Marcel Granet）采用社会学方法所撰的《中国古代的节日和诗歌》（1919）。其中史学方法也多见与作家评传相结合，因此又被称作史传方法。此外，汉学家也移用研究西方文学的传统方法，如史诗论、悲剧论之类，用来平行比较中西文学，但这种做法显然还不占重要地位。美国美学家费诺罗萨根据汉字推演诗学（详见第三章），后来影响到了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是移植西论中的一个特例。
　　后期的移植研究，从六十年代开始进入了繁荣阶段。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传统研究方法并未随着法国汉学的中落而式微，适得其反，有些被激活，有些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许多学者勤于出入经籍，钩玄索隐，在注解、探源、作家生平考证等等方面，奉献了一批佳作。例如，柯立夫（F.W. Cleaves）研究元代诗人柯九思及其宫体诗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显示出法国学派嫡传学人的治学精神和深厚学养。26 第二 ，本世纪涌现的形形色色的新方法，如语言学研究、诗歌意象研究、新批评、结构主义、神话与原型批评、口头创作研究、文类学、叙事学、符号学等也被陆续引进了过来。其理论主张之繁多，触及范畴之宽广，透视角度之灵活，已非三五范例所能概括。总之，移植新旧西论的试图，使中国文学在短时间内便拥有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第三，在大胆实践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关于移植本身的论证。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说，本世纪下半叶是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进行革新的自觉时代。下面，试对最后一种情况略加说明。
　　对于移植西方的新兴理论，汉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绝大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并大胆进行实验。傅乐山试图从宏观角度将中国文学纳入西方的文学运动，并且现身说法，展示这一研究的可行性。27 更为普遍的是，他们主张借用具体的方法分析具体的作品。例如，在七十年代白之（Cyril Birch）撰文说：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方法迅速得以精细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学者，不能不被采用新颖而锐利的工具来分析风格、叙事方法和结构模式的前景所激励。他们意气风发地希望，利用这些工具，对中国古代故事、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层层含义，做出越来越满意的解释。28
　　话虽如此，这些利用新方法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却是良莠不齐。因此，一部分学者对此产生了深刻的疑虑和殷忧。迟至八十年代，也就是正值西论移植炽盛之时，美国学者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却在大声疾呼，认为本国同行们的研究“并非十分健全”。他批评说：
　　照我看，他们的学术活动似乎主要是进行一种不扎实的唯美主义研究，其根基是庞德、费诺罗萨和比尼恩的“东方主义”。有时他们援用老式而优美的文学传记，以支持他们的研究。但一般说来，纯文学允许自由漂移，漂离任何历史时代，漂离特定环境，漂离关于语言和文本的正规研究。
　　他纠偏的药方是：回归“汉学”本义，也就是进行“汉语研究，特别是古代汉籍研究”，因为在他看来，汉学应该是关于“汉语文献的语文学”。29
　　第三种也许可算作一种折中的意见，即主张有节制地移植西论，并且认为在移植时，应该兼对中西文学（包括文学理论）的异同多做些思索。刘若愚是这种意见的代表，他在肯定以西解中的尝试以后，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
　　另一方面，运用西方批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也引起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既然中西文学赖以产生的文化环境差别很大，那么，纯由西方文学得来的批评方法和标准用于中国文学时，究竟用到哪种地步方才有效？我们是否应当全然无视中国传统的批评概念和标准，以其过于含混或陈旧而轻易地弃之不用？假若不然，对我们来说，它们有多少可理解、可接受的东西？普遍的文学性质和特点、普遍适用的文学作品评价标准是否存在？我们应当满足于历史与文化相对论，还是渴望超越历史、超越文化？
　　诚如他所说，“这是些很棘手的问题”，但在自觉的方法论探索中，学者们必须对此认真加以思考，加以解决。他甚至在如此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综合中西文学理论、批评概念和批评方法，以便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和一个实用的方法论。”30
　　无论如何，西方的移植研究并没有因为有人反对而中止，也没有因为遇到难题而退缩，它在本世纪所开创的这片五光十色的天地，足以令人留连忘返。本书正是要评介这样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