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布朗宁（1882——1889）是维多利亚时代第二大诗人。他生于伦敦，家庭富裕、文化气氛浓厚。他喜爱拜伦、雪莱、济慈的诗歌，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写诗，他出版的第一首诗《波琳》（1833）可见出雪莱诗风的影响。有批评指责诗人过分暴露自我意识和主观感情，这使得他寻求新的表现手法，采用他人独白的形式写诗。

　　1835年，布朗宁发表长诗《帕拉塞尔萨斯》，写中世纪一个瑞士医师不顾宗教迫害，献身医学的悲剧故事。布朗宁喜欢从古代或异国历史事件取材，以后他又在诗里写了被处决的查理一世的宠臣（《斯特拉福德》，1837），18世纪德国风琴师（《艾卜特·佛格列》）等。从1841—1846年，他写了6部诗剧：《皮帕走过了》、《维克托王和查尔斯王》、《德鲁兹人的归来》、 《纹章上的污点》等，收进了《铃铛和石榴》一书。他的诗剧不重情节，而是侧重挖掘、分析人物的行为动机，描写“角色中的行动，而不是行动中的角色”。如《皮帕走过了》，写意大利一个女织工在唯一可以不做工的节日里唱着歌走过街上，她羡慕富人家的舒适，而在富人家里，惨剧却正要发生，4个并不相连的人家听到她的歌声产生了不同的反响，皮帕并不知道她的歌声带来了避恶扬善的效果。书中的《戏剧抒情诗》和《戏剧罗曼斯》中的一些诗歌，成功地运用了“戏剧独白”的手法。著名的《我已故的公爵夫人》里，主人公公爵向来宾介绍亡妻的画象，在他吞吐断续的谈话中，读者了解到他妻子与画家的爱。和他由嫉妒而杀妻的历史。诗人让诗的叙述者剖白自己内心，使读者、人物和作者处于适当的位置，独白的语气随想象中的听者的存在而波澜起伏，读者从人物富戏剧性的独白中推理和想象，探知隐蔽的作者的观点。

　　1855年发表的重要诗集《男人和女人》标志着布朗宁“戏剧独白”方式的成熟，5l首诗题材多样，诗体多姿。1864年，他又发表诗集《戏剧人物》，让众多人物向读者披露自己的内心、人生的经验和生活的主张。他写到现实生活中的邪恶，但对生活充满信心，也劝告世人乐观、振作，他在最后的诗集“《自遣集》卷末尾声写道：“他从不退转而是把胸向前，/从不怀疑乌云会消散，/从不胡思乱想，纵然对的挫败，错的胜利。/仍认为我们跌倒以便再起，挫败便再战，/睡以便醒。”

　　叙事长诗《环与书》（1868—1869）是布朗宁后斯最重要的作品，也表现了他对正义的信念。长诗12章，根据17世纪末罗马一起谋杀案写成。年老的圭迪伯爵贪图平民少女蓬皮丽娅家产娶她为妻，蓬皮丽娅的养父母发现伯爵家道已衰落，追回他们陪嫁的财产。圭迪虐待妻子为报复，蓬皮丽娅在年轻牧师卡蓬萨基帮助上出逃，被圭迪抓住遣人修道院。圣诞节蓬皮丽娅带着新生儿子回养父母家，惨遭圭迪及帮凶的杀害。教皇主持正义，力排众议，判处圭迪死刑。诗人将在旧书摊上觅得的谋杀案审判记录“老黄书”当作“黄金”，掺入想象的“合金”，铸成艺术品“指环”，这便是书名“环与书”的由来。布朗宁通过人物独白展示案件审理过程，从不同立场、角度叙述对案件的看法和发言人不同的性格，如3个罗马市民代表罗马人不同的态度，圭迪的独白表现了冷酷自私、怙恶不悛的性格。

　　布朗宁为心理描写大师，接受了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影响，用形象表达哲理的论述，喜用独特的譬喻，有的诗作流于悔涩。他在世时诗名不如丁尼生，但当代评论视他为现代诗歌先驱之一，T·S·艾略特、庞德、弗罗斯特等当代诗人都吸收了他的“戏剧独白”手法写诗。

　　谈布朗宁总会谈到他的妻子、著名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雪特·布朗宁（1806—1861）。布朗宁夫妇的爱情故事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布朗宁的爱使得长期卧病的她站立起来，并一起私奔到意大利。《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1850）是她赠给丈夫的爱情诗，表现爱情战胜死亡的主题，情感真挚动人，是 19世纪中叶英国诗歌佳作。她的诗作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代表作《孩子们的哭声》 （1844）反映童工的痛苦生活。她被公认为当时英国最优秀诗人之一。

　　马修·阿诺德（1822—1888）代表着维多利亚诗歌创作的另一种风格。被称为“维多利亚孤寂诗人”。他敏感地觉察古老的、宗法的农业英国已不复存在，旧日和谐关系已遭破坏。在英国人为博览会显示的成就所激励、对未来繁荣满怀信心之时，他却表达了人的孤寂感。在《吉普赛原人》中他写充满怀疑与幻灭的“我们现代生活的怪病”，在《访沙特勒兹修道院所作》中，他感到自己“在两个世界之间逡巡，一个已死，另一个无力去生”，宗教信仰的世界被理性摧毁，新的信仰又未能建立。《多佛海滩》中，诗人在多佛峭岩上看海，海潮低落似信仰的消沉，面前呈现的是“没有真正的欢乐，爱情或光明/没有坚定信念，安谧及镇痛的外援”的世界，表达在怀疑动荡时代里傍徨悲哀的心情。他后来自认为诗才不如丁尼生和布朗宁，转而从事文学批评，文评在维多利亚时代影响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