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狄更斯 （1812——1870）是英国最有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出生于朴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父亲是海军总务处的小职员，入不敷出。由于债务，全家迁居伦敦，生活每况愈下，终于进了负债人监狱。狄更斯11岁时便到鞋油作坊当学徒，曾经坐在橱窗里包装鞋油罐，为老板当活动广告。他每星期中6天干活，周日到狱中与家人团聚。他只上过几年学，但从家中顶楼堆放的书籍中受益很大。 《鲁滨孙飘流记》、《唐·吉诃德》等文学著作唤起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向往。父亲出狱后，他得以继续读书，但不久又不得不出去谋生，16岁时在律师事务所里当缮写员，后来又提任了报社记者，采访法庭、议会，对伦敦杜会的内幕弊端，人情世故有了深刻的了解，为他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采访之余，狄更斯开始文学写作，以“博兹”笔名写作的一系列小品文学，如《国会一瞥》、《公共马车》、《我们的教区》等，描写伦敦各色人物和日常生活，轻松幽默，在1836年汇集出版了《博兹特写集》。这一年，狄更斯应邀为一组描写滑稽人物游历经历的漫画配写文学说明，《匹克威克外传》由此产生。狄更斯不受原来计划的限制，以匹克威克先生及同伴的游历为主线，采用流浪汉小说结构，广泛描写 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生活。匹克威克先生与朋友坐马车到外地旅行，向伦敦俱乐部其他成员报导他们旅途的见闻，天真善良的匹克威克闹了不少笑话，遭骗子欺骗，受女房东诬告吃了官司。这些漫画人物、特别是匹克威克的仆人山姆·维勒的形象，受到读者喜爱。小说描绘了作者心目中“古老的美好的苏格兰”，也揭露、揶揄了议会竞选的虚伪，法律的不公等社会弊端。“蓝党”与“浅黄党”的竞选之战，是讽刺民主选举的绝妙好戏。狄更斯的文字作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漫画，刊登作品的刊物销量剧增， 《匹克威克外传》成为狄更斯的成名作。在这期间，经历过初恋失败的狄更斯，与一个出版商的女儿结婚，他们的婚姻生活国性格不合并不幸福，在22年后终告仳离。狄更斯在34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及杂文、游记、戏剧等。他从小喜爱表演，50年代后期，他常在公开场合朗诵他的作品，感情非常投入，常因作品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声调俱下。紧张的创作劳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朗诵表演及社会矛盾带给他的失望情绪、晚年家庭生活的不幸造成的恶劣心境，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在写作小说《爱德温·德鲁德》期间，狄更斯突然中风，次日，即6月9日逝世，终年58岁。

　　19世纪30至40年代初，是狄更斯创作的早期。《匹克威克外传》以后，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社会小说《奥立佛·退斯特》 （1838）。他在创作时不再受出版商的限制，在结构上进行有中心的安排布局，表现社会生活的黑暗与不幸的方面。奥立佛出生在伦敦附近的贫民救济院里，在毫无同情心的官吏们管理的济贫院里受虐待，10岁时到棺材店当学徒，后来逃到伦敦，落入贼窟。作者通过一个孤苦无靠的孩子的遭遇，揭露济贫院作为慈善机构的虚伪，在奥立佛想再添一点儿粥的悲剧场面中，狄更斯以特有的幽默风格揭露穷人的不幸和资产者的假仁义。小说描写了社会底层充满贫困和犯罪的阴惨画面。创作于同时的《尼科拉斯·尼克贝》（1839），同样表现出狄更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不人道行为的谴责。尼古拉斯·尼克贝家遭受不顾亲族之情的高利贷者拉尔夫的贪婪掠夺而陷入不幸。对私立贫民学校的恶务教育方式的揭露，在小说中占重要地位，道济波依兹学堂里的孩子们受着饥饿和体罚的折磨，成为机构管理人牟利的来源。小说以其巨大的揭露和批判力量，对当时英国教育的改进产生过影响。

　　《老古玩店》（1841）是狄更斯怀着强烈的感情创作的小说，小耐儿祖孙的悲惨命运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老古董商屈兰特为了摆脱经济窘境，玩牌赌钱，落入了冷酷、丑陋的高利贷者奎尔普的魔掌。他带着孙女耐儿出逃流浪，在路上他们看见大量赤贫的人无家可归，工业城市里轰鸣的机器给工人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贫困，在尚未受到资本主义文明锓蚀的偏僻乡村里，耐儿祖孙还是没有逃脱死亡的悲剧。狄更斯目睹在英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为基础的城市经济的时期，大批小资产者破产、下层人民沦为赤贫。在宪章运动影响下，他努力揭露和痛斥社会的罪恶，并寻求清除社会罪恶的途径。奥立佛遇见仁慈的布龙洛先生和梅里小姐而获搭救（《奥立佛·退斯特》）；善良的银行家契里布尔兄弟热心帮助受苦难的穷人（《尼古拉斯·尼克贝》）；小耐儿受到的救援来得太迟了，但她身上所体现的高尚和温情，唤起了人们的仁慈和同情心。对宪章运动，狄更斯持保守的态度，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但反对群众性的暴力行为，取材1780年“戈登暴动”的历史小说《巴纳比·洛奇》 （1841）便表明了他社会思想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态度在他以后的另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双城记》里得到突出的表现。

　　狄更斯的早期创作包括了1部特写集和5部长篇小说，还有几个不很成功的短剧。尽管小说中出现关于社会底层凄惨可怖情景的描写，但作品基调是乐观的，罪恶的根源往往在于个别的坏人，半人半鬼的奎尔普是个“恶精灵”，反面人物具有漫画性质。受苦受难的小人物常常受到具有仁爱心的资产者的庇护，就像他在 《匹克威克外传》结尾写到的：“大地上是有黑暗的阴影，可是对比起来，光明是较为强烈的。”他的早期小说一般采用流浪汉小说结构形式，展示广阔生活图景，但存在松散的缺点。

　　1841年，狄更斯去美国旅行，希望在这个被看作民主、平等、自由榜样的国度里找到英国的改良出路。但这次旅行成了失望之旅。在归国后发表的 《游美札记》（1842）里，狄更斯以事实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在英国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富悬殊在美国同样存在，政府机关贪污腐败，“言论自由”的报刊并没有充当社会的良心，监狱中囚犯受着违反人道的待遇，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奴隶制的存在，揭穿了人人平等的神话。从美国旅行开始，至1847年，狄更斯旅居意大利、瑞士、法国，偶而回国小住。这国外旅居时期便是他创作的第二时期。

　　在新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1843）中。狄更斯写出他在“金元帝国”里的感受，面对金钱势力下道德的沦丧，老朱述尔维特伤心地感慨： “背叛、欺骗、诡计阴谋、对真实的或虚构的竞争对手的仇恨……，卑鄙、虚伪、贪婪、卑躬屈膝……——这些就是财富给我显示出来的魔力。兄弟阋墙、父子反目、亲友相互践踏——这些就是在生活道路上的连台好戏”。约纳斯·朱述尔维特从小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利润”，第二个词是“金钱”。在父亲的教导下，他的贪欲恶性发展，甚至毒杀自己的父亲。培克斯厄夫则把凯觎财富的贪婪用心以假仁假义伪装起来，他大谈道德，为两个女儿取名 “慈悲”和“仁爱”，但内心极端自私、卑鄙，“像一根路标，永远指点人们应该往哪里前进，而他却永远原地不动”。主人公马丁·朱述尔维特到美国的金钱漩涡里挣扎了一遭，险些丧命，在善良无私的仆人马克·塔普里和汤姆·品奇等人帮助下，摆脱了利己主义。个人道德上的自我改造和人们之间的真诚友爱，成为抵御社会恶习的最良手段。

　　温情脉脉的仁爱精神贯穿在《圣诞故事集》（1843——1848）里，家人团聚的圣诞节，最能体现家庭和睦的温馨气氛。《圣诞欢歌》（1843）中，守财奴斯克罗奇在圣诞前夜还让他的雇工干活。夜里他在幽灵引领下，看到自己童年过圣诞节的欢乐，看到他的伙计在现在的圣诞夜里清苦家景；看到未来的圣诞日，自己孤寂的死。他皤然醒悟，皈依了充满温情和仁爱的“圣诞精神”，从此乐善好施。在接下来的5年里，狄更斯几乎每年都怀着博爱精神写作圣诞故事： 《钟声》（1844）、《炉边蟋蟀》（1845）等。他描写穷人贫困生活，指责资产者的冷酷自私，希望圣诞节的钟声唤醒富人的良心，希望调和矛盾，让生活中弥漫普天同庆的圣诞精神。

　　狄更斯创作的后期 （1848——1861），也是他创作的繁荣时期。他对生活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对个别坏人的谴责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罪恶、陋习的批判。他愤慨地说：“我们的政府、贵族统治和我们的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之风将致英国于死命”。他在生活中看到越来越浓重的阴影、痛苦、压抑和愤懑的情绪逐渐替代了原先的轻松幽默感。他依然倚重小人物温情和道德的感化力量去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现实主义小说艺术上，这时期作品也达到很高的成就。

　　在旅居国外的末期，狄更斯写作了《董贝父子》（1846——1848）。“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董贝先生，犹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切亲情、人性都让位给对商业发达的追求，是具有新时期典型特征的资产者形象。董贝把公司的利益作为衡量万物的中心，他盼望有个儿子，成为他产业的继承人，女儿弗洛伦斯与公司利益无关便受到漠视，妻子完成了生产继承人的任务、分娩死去，也没有给他带来悲痛。他用自己的人生哲学去教导儿子，扼杀他的正常的人的天性。保尔被迫与姐姐分离，在寄宿学校里更是没有童年的欢乐和幸福。他的早夭并没有使他父亲悔悟，反促使董贝更不爱他的女儿。他的再婚也像是商业契约，后妻爱迪斯终于不能忍受他对她情感与尊严的践踏而私奔。董贝的经历与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有些相似，在破产、失去他骄傲的资本后，他的人性开始复归。被他遗弃的女儿弗洛伦斯在他被别人抛弃的时侯来到他的身边，董贝在女儿的温情的感召下，成为慈爱的父亲、外公。狄更斯运用夸张的手法、谴责的的笔调，塑造了一个傲慢冷酷的资产者代表人物，同时又希望为富不仁者经过痛苦体验，懂得“仁爱”和“谅解”。他描写了另一个贫困简朴却充满温情、友爱、善良的世界，弗洛伦斯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在《大卫·科波菲尔》等小说里，我们继续发现这样由地位低下、心灵美好的人组成的小团体。

　　童年的辛酸回忆常常出现在狄更斯的脑海中，他把自己的人生写入了自传小说 《大卫·科波菲尔》（1850）里。在序言上他写道：“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爱这一部。……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我在内心最深处有一个得宠的孩子，他的名字就是 ‘大卫·科波菲尔’。”小说写入了作者本人大量的生活经历，他的父亲、恋人、朋友等都被他艺术加工为重要人物。小说并非是由于它的自传性，而是以它动人的艺术力量赢得读者的热爱。

　　大卫·科波菲尔是遗腹子，受到母亲和保姆辟果提的爱护照料，但是继父摩德斯通过先生给他们带来的厄运，大卫被送进寄宿学校，他的母亲则在丈夫姐弟的摧残下郁郁而终，10岁的大卫不得不进啤酒作坊当童工。他逃出伦敦去多佛投奔素未谋面的姨婆，得到好心的姨婆的救援，上了学，后又到法律事务所当实习生。他经过努力成为作家，在经历了愉快而又不无缺憾的一次婚姻后，他与情投意合的艾妮斯结成幸福的伴侣。在大卫的坎坷经历中，作者写了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孤儿的命运、寄宿学校的不人道待遇，童工的境遇、负债人的监狱等表现出对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金钱势力侵蚀人的心灵、损害了家庭关系；冷酷的摩德斯通过婚姻骗取了大卫母子的财产；渔民的女儿爱米丽在“做阔太太”的引诱下，离开爱她的青年渔夫海穆，与富家子弟斯提福兹私奔。事务所的书记尤利亚·希普是贪婪和卑鄙的化身，他表现极为谦卑，实则心地歹毒，设计攫取了威克菲尔律师的财产和地位，还想霸占律师的女儿艾妮斯。风度翩翩的斯提福兹对爱米丽的始乱终弃，代表着富人的自私，对社会下层人们的冷酷。与他们的道德沦丧相对，以辟果提一家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则善良可亲，彼此友爱谅解，表现出高尚的品性。辟果提始终无私地挚爱和帮助大卫。她的哥哥收养别人的孤儿寡妇，旧船里由几个姓氏组成的家充满温情的友爱，大卫把他们引为自己真正的朋友。他不论在逆境在还是在顺境中，都正直、诚实、善良、努力，在冷酷无情的社会竞争中，保持了人的尊严和人的情感，信奉：“永远不要在任何事上卑劣；永远不要作假；永远不要残忍”。

　　这部小说在人物型造上颇有成就，人物性格极为鲜明。保留了前斯创作中乐观、幽默的风格，后期创作中严肃、忧郁的情调也开始出现，但不占主导地位。小说《荒凉山庄》（1853）则渗透着阴沉的情绪。

　　《荒凉山庄》的中心故事是贵族妇女戴德洛克夫人的爱情悲剧，她在得知自己过去的隐私将暴露、面临身败名裂的时刻，出走死亡。另一条情节线索是拖延20年的争夺遗产的诉讼案。贾迪斯的后代为继承遗产打起官司，一打便是数代人。大法官庭代表着英国腐败的司法制度和繁琐的法律程序，诉讼卷宗堆积如山，被牵入案子的人们在无望的等待中走向悲剧。当理查德成为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可继承的全部遗产已被诉讼费消耗殆尽，身心交瘁而死去。“大法官庭真是个人间地狱”，这是作品中人物发生的诅咒，也是小说的主调。在对现实的描写中，作者还采用了象征手法，加重压抑、灰暗的色彩。作品开便描写了伦敦那铺天遮地的大雾，象征社会的黑暗势力。在法院旁有个破烂的旧货店，店主绰号“大法官”，最后，这个破店自燃烧毁了，这暗示了清除社会罪恶的愿望。

　　《艰难时世》（1854）是狄更斯直接描写劳资矛盾的重要作品。从30年代到40年代末，英国的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遍及英国的“宪章运动”，人民的苦难和要求触动了富有正义感的狄更斯。他在小说里，对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和为之辩护的理论进行抨击。

　　黑烟弥漫，机器轰响的焦煤镇是工业中心城市的一个化身。国会议员葛擂梗和纺织厂厂主宠得贝是镇上的两个巨头。他们控制着镇上居民的命运。葛擂梗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的信奉者，是“专讲实际的人”。他随身携带尺子、天平和乘法表，把万事万物，甚至人性、情感都归为“一个数字问题，简单的算术问题”。如同董贝先生一样，他把自己的人生原则贯彻到家庭生活中去，用纯实际利益的“事实”哲学来教育他的一双儿女露易莎和汤姆。他们没有童年的欢乐，被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接受无数的数字和概念，想象、情感，一切高尚的精神活动被摧毁。露易莎在青春妙龄也没有多少生命的热情，服从父意嫁给了比她大30岁的庞得贝，对弟弟的友爱因为弟弟的堕落而失望，避开了花花公子的诱骗却也陪葬了她唯一的一次爱情。汤姆则以“事实”哲学为自己的自私和堕落行为辩护，偷盗后又嫁祸给无辜的工人斯梯芬。小说通过葛擂梗教育的失败，讽刺了功利主义哲学。庞得贝则是更加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的代表。他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口号作为剥削工人的口实。他宣扬自己卑贱的出身，把工人看作“没有爱情和喜悦，没有记忆和偏好，没有灵魂”的劳动力，把工人起码的生活要求斥为奢望，是“希望坐6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

　　资本家对工人的不人道待遇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狄更斯为工人的遭遇而愤慨，描写了工人勤劳、正直、富有同情心等美德。但作为改良主义者，他同情、赞美吃苦耐劳、具有宽容谅解精神的工人斯梯芬，以漫画式笔法描写工运领袖，对宪章运动“暴力派”持否定态度。

　　对狄更斯来说，负债人监狱始终是个萦绕不去的梦魔。在《小杜丽》 （1857）里，他又写了围绕负债人监狱发生的悲欢离合。女主人公小杜丽的父亲因破产长期入狱，出生在狱中的小杜丽努力工作救援家人。她的家人刚脱离苦海，她的情人又负债入狱。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运用漫画手法，出色地创造了代表官僚主义的机构“兜三绕四部”，它由贵族巴纳克尔家族操纵，以“怎样不管事”为宗旨，它的恶劣作风造成了小杜丽一家滞留狱中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悲剧。这部小说与《荒凉山庄》一样，也采用了象征手法。监狱是全书中心的象征形象，小杜丽一家哪怕出狱，还感觉笼罩在监狱的阴影中，法律界的弊端和罪恶，已不能由个别人所代表了。

　　在表现现实阶级矛盾的《艰难时世》中，狄更斯表现出对于暴力革命的矛盾态度。在历史题材小说《双城记》（1859）里，他继续为潜伏深刻社会危机的英国找寻避免矛盾爆发的道路。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狄更斯的杰作之一。

　　“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作者以法国大革命为当今英国社会的借鉴。小说分为3部，情节围绕梅尼特医生的经历展开。法国革命前夕，梅尼特医生出诊时发现贵族厄弗里·蒙地侯爵蹂躏农家妇女并杀害她的弟弟的罪行，他不顾侯爵的威胁利诱，向朝廷告发，遭到侯爵的反诬，关入巴士底狱 18年。在革命前法国的贫富悬殊状况，贵族的暴虐无行，将人民逼向造反的绝境。狄更斯深切地同情人民，对统治阶级表示强烈愤概。但他又谴责革命中的暴力行为，认为流血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得伐石太太的兄姐都被贵族害死，在强烈的复仇心理驱使下，她嗜杀成性，革命成了失去理性的疯狂的混乱。冤冤相报何时了，唯有求助“爱”，以爱战胜仇恨。曾经血气方刚的梅尼特医生在女儿爱的抚慰下捐弃旧怨，接纳仇人家族的后代代尔那为女婿。代尔那抛弃贵族特权，以自食其力、清白为人，救赎祖先的罪恶。路茜的爱慕者卡尔登代替被革命者判处死刑的代尔那上了断头台，不惜以生命来实现爱的诺言。狄更斯这部小说借古讽今的意义十分鲜明，作为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不人道的阶级压迫，客观上表现出革命的合理性，警告英国的统治阶级，别让不满情绪酿成像法国革命那样的大火；但他又反对一切暴力行为，劝诫人们不要采取“愚蠢行为”，把“爱”祭为消除阶级对抗的法宝。

　　《远大前程》（1861）是狄更斯在艺术上很受称道的一部小说，充分表现出人物心理矛盾发展过程，结构严谨。孤儿匹普与姐姐和当铁匠的姐夫共同生活。突然受到不知名的有钱人的庇护，幻想起自己的“远大前程”。他一心想作“上等人”，疏远了真正的朋友。但他惊异地发现他的保护人实则是他帮助过的在逃的苦役犯，而并非情场失意的贵族老小姐郝薇香，他爱慕的高贵女子艾斯苔拉是罪犯的女儿，关键时刻救助他的是他的贫贱朋友。贫困帮助他恢复了纯朴的天性，对伟大前程的期望成一场幻梦。作者在小说中再次以劳动者的纯朴、无私的美德与上层社会背叛、自私、卑鄙等道德堕落形成鲜明对照。

　　狄更斯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小说围绕已故的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遗产继承问题展开情节，又把人性与金钱关系作为主题。书中出现了一个塑造得很出色的次要人物，自私狭隘、贪财爱势的资产者波德史奈普，以后人们便把这种精神气质称为“波德史奈普主义”。

　　狄更斯是英国近代文学史上与莎士比亚媲美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可谓家喻户晓。他富有深厚的同情心，为普通民众鸣不平，同一切不公正、不人道的现象抗议。他讽刺和谴责的笔触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从济贫院、债务监狱、私立学校、工厂到法庭，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道德诸方面进行审视和批判，提倡博爱精神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他被读者视为社会的良心和先知人物。

　　英国小说发展到狄更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小说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出色的人物描写本领。他集中描写了中、下层社会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个性、品质的形成过程，塑造了一系列理想青年男女主人公形象。他们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努力向上，摒弃损人利己的卑鄙手段，这些形象体现了狄更斯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寄寓了反抗污浊现实的理想。大卫·科波菲尔从不堕落或消沉，匹普在一段歧路后又回复正途，而小耐儿、艾妮斯、小杜丽、路茜等善良纯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女性”形象，更是得到热情的赞美。他劝善惩恶，描写了一批处在道德光谱另一极的坏蛋形象，进行嘲讽和鞭挞。法琴、塞克斯、奎尔普、庞得贝等等都是丧失人性，极端自私的“恶”的化身，往往不得善终。而董贝，葛擂梗，斯克路奇舅舅等在人生教育和道德情感化下，恢复了人生。到后期创作中，狄更斯对于善恶有极的信念受到现实的冲击，坏人的性格更加复杂，他们的结局也并非遇到报应，社会罪恶的表现往往是由大雾、监狱，破烂店、垃圾堆，而并非个人作为象征了。狄更斯塑造最为出色的是各种“怪人”的形象。他充分发扬了英国文学创造的“癖性人物”的传统，抓住人物肖像服饰，言谈举止上的癖性特征，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鲜明，令人如见其人。天真可爱的胖绅士匹克威克先生；穷困潦倒却快活乐天的密考伯先生；怪癖又善良的姨婆，都是文学画廊中的著名人物。这些被称为“扁形人物”或“只有二度空间”的人物，以其自身的鲜活性弥补了缺少心理深度的欠缺。狄更斯作品的幽默与诙谐，很大部分来自于这些“怪人”形象的塑造。

　　狄更斯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喜欢采用戏剧化的传奇情节，奥立弗的身世之谜，德洛克夫人的隐私底细、匹普的庇护人真相、梅尼特医生被囚的实情等，都构成作品很强的悬念性，很多小说有犯罪谋杀和探案成份。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突出地表现在作品强烈的感情倾注上。狄更斯是位情感性的小说家，他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上，驰骋情感力量，使小说具有催人泪下的悲怆、感伤情调，天使般的小耐儿的死，让无数读者痛苦流涕。他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尚未受到根本的摇撼，他既毫不粉饰地揭露现实，又相信人和社会的进步，相信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和幸福的可能性。在道德上受到时代的虚伪观念的限制。但是狄更斯的作品以人道主义和社会批判精神、丰富多彩的小说技法，不仅代表着英国维多利亚盛世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一流地位，成为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