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去世后约10年，巴黎有个意大利血统的无业青年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白天四处奔走找工作，晚上就象当年的巴尔扎克一样，把自己关在一间小阁楼里学写作。生不起火，就卷一条毯子御寒，食物不足，甚至在屋顶上张网脯乌雀果腹。他的第一部小说在几家出版商那里都碰了钉子，他很自信，不灰心，捧着书稿又冒冒失失闯进出版商拉克鲁瓦的办公室，劈头就说：“已经有三家出版商拒绝了我这部书稿，”拉克鲁瓦正惊愕于小伙子的冒失和诚实间，他又尴尬地添了一句，“可是我有才华。”书稿被留下了。第一部作品的出版使他大为振奋，从此他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30多年，写出了近千万字的60多部作品。于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出现了最后一位大师级的作家——左拉。他对欧洲和世界文学的影响，就深刻程度而言，不下于巴尔扎克。

　　1.领导新潮、“三大计划”及其他

　　爱弥儿·左拉 （1840——1902）是没有法兰西血统的法国作家，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希腊人。由于当桥梁水利工程师且承办了一项浩大工程的父亲早逝，家里欠了大批债务，左拉青少年时代生活十分艰难，从小养成了务实而受得起挫折的性格。他的外祖父和母亲希望他继承父业当工程师，他也一度对实用科学发生兴趣。他后来的创作和建立自然主义理论都与此相关。从保存下来的创作计划看，他几乎是用工程师的操作程序来进行写作的。

　　左拉不关心政治，但极富正义感。在十九世纪末轰动法国朝野的“德雷福斯冤案”中，他奔走疾呼，仗义直言，发表了洋洋万言，致最高当局的公开信《我控诉》和一系列文章、演说，揭露军政要人在这个冤案中的卑劣行经，成为“德雷福斯派”的精神领袖。

　　左拉的文学创作始于追随前人，终于独树一帜。他早期创作明显受到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喜欢用幻想来逃避现实，这突出表现在他的第一部作品即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侬的故事》（1864）中，其中有的故事竟写到涌流不尽的黄金口袋，它让穷人都过上了好日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1865），写一个女子的堕落和悔悟，虽然已有自然主义苗头，仍有浪漫主义色彩。

　　他追随前人和时尚走上文学道路以后，宏大的抱负便从心中升起，立志要“自己摸索一条道路”。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正值科学技术长足进步的时期，生理学家贝尔纳的《实验医学论》影响很大；文艺哲学泰纳倡导用进化论和实证论研究和创作文艺；小说家龚古尔兄弟连续发表了几部病理分析小说，在文坛引起了波澜。左拉觉得“新的道路”就在这个方向，写了《实验小说》（1880）、《戏剧中的自然主义》（1881）、 《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一系列的文艺论文，提出了完整的自然主义理论体系，其核心是左拉在《实验小说》中为自然主义下的一个简洁的定义：“把近代的科学公式运用到文学上去便是自然主义。”他还组织一批青年作家，成立了以自然主义为宗旨的“梅塘集团”，将自然主义思潮发展为运动，推进到顶峰。左拉因此成为法国文坛新潮的领袖。

　　早在建立自然主义理论以前，左拉已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创作。1868年，他发表了《德莱斯·拉甘》和《玛德莱纳·菲拉》。前者写一女人及其情夫在肉欲驱使下谋害了亲夫，可是她与情夫也从此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彼此怨恨，神经失常，最后自杀。左拉自称这部小说是 “对生理学一种病况的有趣的研究”。后者则是一部研究隔代遗传对人的影响的小说。这两部志在革新的小说，都被一些批评家称为“糜烂的文学”。后者甚至被迫中断连载。

　　除了青年时代的创作和后来发展的一些零散作品外，左拉一生实施了他的三大创作计划，前两个均已完成，最后一个由于他煤气中毒遽然去世而没来得及完全峻事。第一个是总名为《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系列小说，包括二十部长篇，是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发而构思的。为完成这个计划，左拉从28岁到53岁辛勤伏案工作了25年。它代表了左拉的最高成就，使法国文学史上又耸立起一座 《人间喜剧》式的宏伟建筑。它是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一次大规模实践。

　　第二大计划是长篇三部曲《三名城》。这是紧接着完成《卢贡·马卡尔家族》后而开始的。由于自然主义主张受到猛烈攻击，左拉改变了风格，自然主义成份在 《三名城》里陡然减少。三部曲的第一部《鲁尔德》 （1894）揭露宗教的欺骗性；第二部《罗马》（1896）承前启后，批判腐败的教会，并探讨了历史与艺术的关系；第三部《巴黎｝）（1898）写巴黎的政治与文艺运动。贯穿三部曲的思想是摒弃宗教，用科学改良社会。

　　第三大计划是《四福音书》。这是一个四部曲，它发展了《三名城》中已有所表现的理想和冥想成份，借用了《圣经·新约》中“四福音书”的构思，分别用《新约》中宣讲四福音书的马太、路加、马可、约翰充当四部曲的主角，来宣扬自己的社会改良理想。其主题可以说是：科学即上帝，即救世主。因此它堪称贯穿着科学精神的“新四福音书”。第一部《繁殖》（1899），写马太到农村去扶植农村人口繁殖，奖励优生，用他的遗传学理论改造人的素质，进而改造社会。第二部《劳动》（1901），写路加改良经济和生产活动，使劳资之间调和团结，人剥削人的现象因此消除。第三部《真理》（1902），写马可改良教育与法律，充当传播真理的文化使者重造国民精神。第四部《正义》不及完成，按左拉预定的计划，将要写的是约翰引导人类携手合作，创造由公平和正义主宰的社会。显而易见，左拉是要写一部科学的四福音书。 《三名城》与《四福音书》说明，左拉虽然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但他的创作并非一色，而是丰富多彩。

　　2.《卢贡——马卡尔家族》

　　包括二十部长篇的《卢贡——马卡尔家族》规模浩大，总共约600万字，出场人物多达千余人，主要的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五代32个成员。其总内容正如它的副标题所示，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庭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个家族30多个成员的生活，几乎涉及了左拉时代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二十部小说中，关于“政治”的有《卢贡加族的命运》、《卢贡大人》、《普拉桑的征服》，关于“军事”的有《崩溃》，关于“教育”的有《莫雷教士的过失》，关于“商业”的有《女福公司》、 《贪欲》，关于“金融”的有《金钱》，关于“工人”的有《小酒店》、 《萌芽》、《人面兽心》，关于“农民”的有《土地》，关于“科学”的有《巴斯加尔医生》，关于“艺术”的有《作品》，关于“交际”的有《娜娜》，关于“家庭”的有《家的一页》、《家常琐事》、《巴黎之腹》、《生活的欢乐》、《梦》。这二十部小说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是参差不齐的。无疑，作为自己理论的大规模实验，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左拉的自然主义主张。但在其中的很多作品里，病理研究让位给了社会研究，生物遗传决定论让位给了社会环境决定论，家族史让位给了社会史，无动于衷的科学家左拉让位给了爱憎分明的文学家左拉。这又说明，左拉并没有严格遵循自己的自然主义理论，其现实主义的精神经常情不自禁地表现出来。就主导倾向而言，《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自然主义特征明显的。代表是《人面兽心》、《土地》、 《莫雷教士的过失》。象《人面兽心》，其主要人物都有野兽一般的贪欲、嗜血性和狂暴残忍性。其情节是：丈夫风闻妻子与某富翁有染，就设计把这个富翁骗上火车，在火车过隧道时杀害了他。杀人后的丈夫，神经出现迷乱，竟听任妻子在火车上与司机公开调情而不加干涉。这个司机有“杀人狂”的病症，竟在和这个妻子调情的时候，突然杀死了她。附带于这个主要情节的事件是：另一个丈夫为了得到妻子1000法郎的财产，用毒药谋杀了妻子；火车上一个年轻的姑娘出于吃醋，想谋杀那司机和新结识的情妇，设法让火车出轨而伤害了几十个旅客。小说中的人物行为都是由不可理喻的动物性本能在支配。其自然主义特点主要表现于从病理学角度去描写人物。《土地》中写了许多肮脏丑陋的东西，如儿子放火烧死父亲，姐弟发生性关系，农民用放屁比赛取乐，姐姐为了不让怀孕的妹妹生下孩子分去家产竟帮助丈夫强奸妹妹使其堕胎……这是“真的就是好的”这种理论的产物。后来的法朗士评论《土地》时说，在左拉之前，还没有谁堆起过如此高的丑恶垃圾。 《莫雷教士的过失》则表现出自然主义小说的“文献式”特点，竟然用200页的篇幅专门描写一个花园。这能说明的，恐怕只是作者深细入微，纤毫毕见的观察力。

　　第二类是现实主义精神较强烈的。代表是《卢贡家族的命运》、《萌芽》。前者是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原企图表明遗传因素对后代的重大影响：富农女儿弗格先后与园丁卢贡和酒精中毒者马卡尔生了三个子女，这三个子女分别接受三位父母的遗传，又继续影响到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以至第五代。可是在小说中实际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富有社会内容的情节，即拿破仑第三政变时革命与反革命两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卢贡家族的第二代皮埃尔以及他的两个儿子都站在反革命政变一方，作了丑恶的表演，而皮埃尔的外甥及其女友则站在反对政变的共和军一方，在起义中献出了生命。拿破仑第三的不得人心，其拥护者的可憎面目，都在小说中得到无情的揭露。小说的意义大大超过了遗传问题。《萌芽》是在八十年代工人运动又趋高涨的形势下写成的，它表现了左拉对社会问题更浓厚的兴趣，正如他在写作提纲中所说，这部小说写的是“雇佣劳动的崛起”和“资本与劳动的斗争”。小说以一个矿区为背景，描写了法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斗争，以一次大规模的罢工和军警的血腥镇压为高潮，在法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产业工人的“群团形象”并展示了劳资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是左拉现实主义精神最强的作品。

　　第三类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平分秋色的。代表是《小酒店》。这部小说叙述卢贡——马卡尔家族第三代一个女性绮尔维丝的故事。绮尔维丝被情夫郎第耶抛弃，与诚实的青年工人古波结婚，两人勤劳和睦，家庭衣食不愁。不幸古波一次从屋顶上摔下来，死里逃生，成为残废，终日无所事事，混迹于游手好闲之徒中，渐渐染上酒瘾。这时绮尔维丝的情夫郎第耶又与她重修旧好。绮尔维丝靠浆洗供养起两个不事生产的男子，生活十分艰难，慢慢地染上酒瘾。后来双双酒精中毒，发疯死去。如左拉自己在写作计划中表明的，这部小说的意图是：即从生物学、病理学的角度去描写“民众的风尚、罪过、堕落、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畸形”，也指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由于现代社会工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即小说作者有生物学和社会学两个视角。而小说所描写的劳动者非人的生活状况，本身就是对“现代社会”的讽刺和控诉。

　　3.“写群团的能手”及左拉的地位

　　左拉的风格与特色，从创作方法上说，是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兼有现实主义以及早期的浪漫主义成份；从技巧与表面来说，则是以场景壮阔，气魄宏大，文体粗犷而著称。他是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写群团的能手”。

　　如果说巴尔扎克是雕塑家，他的笔下塑造了一个个眉目分明，令人过目不忘的典型人物，那么，左拉就是建筑师，他的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群体行动大场景的描写。他不是雕塑家，不太擅长刻画单个的人物形象，却象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一样，善于驾驭众多人物同时活动的场面。比如象《萌芽》中，用史诗笔调描写了工人夜间的集会和罢工。一路上灯笼火把，成群结队，森林里的火光映照出一张张情绪激烈的面孔。罢工队伍从一个矿区开到另一个矿区，如席卷群山的滚滚洪流。一路上几千条嗓子齐声高呼：“消灭资产阶级！我们要面包！”后来又不约而同地简化为更雄壮的“面包！包面！”工人所到之处，填塞矿井，捣毁店铺，挤死工贼。大批军警开来，工人们又与军警展开殊死搏斗。这几个场景，作者用了好几万字来辅写。《三名城》三部曲的《鲁尔德》中，写了一场4万个教徒的火炬游行，在圣泉洞的四野里，重重叠叠的灯，重重叠叠的幢幡宝盖，重重叠叠的善男信女，圣歌响彻云霄，神甫、祭司的面孔此起彼伏。拥挤、混乱、欢乐、痛苦。左拉从四面八方写来，一杆笔忽东忽西，有条不紊。《巴黎》中写议会场面，有如哄哄闹闹的马戏院。议长的威风，部长们的尴尬，质询人的汹汹气势，旁听席上的惊愕，记者们的玩世不恭，无聊的闲谈，古怪的议论……在全场各处一齐涌现，令人如同置身于一片嘈杂混乱之中。《金钱》中的交易所，一张张面孔都是满脸流汗流油，惊喜的，悲哀的，蠢蠢欲动的，稳坐钓鱼台的，恰如一群赌徒在吆五喝六。《小酒店》开篇就写喧嚣的洗衣场，接着是绮尔维丝结婚，接着是古波生日大摆筵席，十多个人同吃12磅重的肥鹅……左拉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描写了一连串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具有不同性质和作用的群团活动。可以说在法国文坛上，没有谁比他写过更多的宏大场景。除了自然主义特征外，“写群团”是他的艺术世界中表现得十分鲜明突出的特色。在这些场景中，左拉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的众多社会生活画面。

　　左拉的创作和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世纪之交数十年的法国、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学。法朗士在左拉墓前发表的演说中，把左拉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当时世界文坛上两位最伟大的大师。前苏联文学家鲍戈斯洛夫斯基主编的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中说：“左拉为二十世纪文学开拓出了最大的前景。”就影响而言，这个地位，左拉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