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问题一直是俄罗斯文学关注较多的一个主题，严肃的俄罗斯族作家们，总爱在充满哲学味、宗教味的文学实验室中解剖人的灵魂，并时时因人类的命运、因文化的命运作沉思状，作痛苦状。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俄罗斯文学中，又一次出现了探索道德的强烈兴趣，这一兴趣似乎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生活最突出的特征。这一兴趣的出现，自然有社会的原因，如物质生活发达之后在精神生活领域中出现的空虚，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垒衍生出的不同价值观、人生观的碰撞，某一统帅性的政治信仰危机后出现的社会性的迷惘情绪，等等；但这其中也有文学自身的原因，或一味歌颂或一味揭露的作品，已开始让人感到直露、无味，而那种人为设计的新旧、上下、敌我间的矛盾冲突，已因为雷同和肤浅而难以继续下去了。文学要走向深刻，就必须走向人，走向人的内心，走向人内心的道德宇宙。

　　这里所论的道德题材文学，与前面三节所述的战争题材文学、乡村题材文学和生产题材文学是既平行又交叉的。对道德的探索倾向，在各个题材的文学创作中都有所表现；而这里所述的作家、作品，又仿佛可以分门别类地归入其他的文学题材中去。前文提及的田德里亚科夫、邦达列夫，都是这一时期道德探索倾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乡村题材文学对俄罗斯性格及其演变的把握，战争题材文学对个人在战争中的命运的思考，生产题材文学对科技文明与人的道德本质之关系的发掘，都带有浓厚的人性探究色彩。只不过，这里所述的作家、作品在道德探索方面做得要更深刻、更典型一些。

　　特里丰诺夫 （1925—1981）从六十年代下半期开始描写莫斯科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陆继写出了好几部中篇，如《交换》（1969）、《初步总结》 （1970）、《长离别》（1971）、《另一种生活》（1975）和《滨河街公寓》 （1976）等。这一组后被评论家称之为“莫斯科故事”的作品，因其对世侩心态入木三分的描摹和辛辣的讽刺而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交换》的女主人公列娜婚后与婆婆不和，一直不住一起，但在婆婆快要去世时却主动搬到婆婆处，为的是“继承”婆婆那套宽敞的住宅。小说通过房子、住所的“交换”，反映了现代城市生活中已司空见惯的感情“交换”，甚至是道德和灵魂的买卖。《滨河街公寓》的主人公格列勃夫八面玲珑，不择手段，终于攀上高枝，成为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住进了觊觎已久的滨河街的高级公寓，这个贪婪的学术新贵为了进一步向上爬，竟充当了迫害自己的教师和老师的独养女的打手。作品还揭示，格列勃夫在当代社会绝非个别现象，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出卖了他们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如爱情、友谊、忠诚、正义等等。1978年，特里丰诺夫完成了长篇小说《老人》，继续着他对现代城市市侩习气的抨击。“老人”列图诺夫在五十年前曾亲眼目睹一个忠于革命的哥萨克团长被错误镇压，那惨景让已年近七十的老人至今还感到一种良心上的不安；如今在他周围，他的子女却利用他的历史功劳不择手段地为他们自己捞实惠。作者将历史的现代的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一是为了给出一个两代人、两种道德观的对照，二也为了说明往昔的怀疑人、不相信人的政治与今日的缺乏同情人、自私自利的生活这两者间的渊源关系。特里丰诺夫对现代市侩的无情揭露，具有深刻的道德力量，人们因而曾称他为“二十世纪的果戈里”。

　　特里丰诺夫通过揭露城市新市侩来实现其道德探索主题，舒克申 （1929—1974）则是以对乡村中普通人的道德演变的再现来达到同一目的的。和马雅可夫斯基、沃兹涅克斯基、叶夫图申科等人一样，舒克申也是一位艺术多面手。他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做过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在电影艺术方面取过显赫的成就，他导演的影片《有这样一个青年》曾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他自导自演的影片 《红莓》曾获全苏电影节大奖，他曾因在《湖畔》中的出色演技获苏联国家奖。他在电影艺术方面的成功，使他成了俄罗斯的功勋艺术家。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也显露出横溢的才华。他一生共写有两部长篇小说、近十部中篇小说和百余篇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具有与电影脚本相近似的风格，语言简洁，富有提示性、形象性和客观性，情节自然流畅。而他的作品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更让人关注。舒克申十分着重描写那些离开故土的乡村人的生活遭遇和心路历程。《在那遥远的地方》（1966）写天真纯洁的乡村姑娘在考上大学后不久，就沉沦在城市的花花世界中。作者以此表达了面对俄罗斯乡村传统道德风格的逐渐丧失而生的忧虑。代表作《红莓》 （1973）原为一部所谓的“电影小说”（这是由舒克申所独创的介乎于中篇小说和电影脚本之间的一种文学体裁），后由舒克申自导为电影，作者还出演戏中的男主角。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刑满获释的劳改犯，返回故乡，正当他经过痛苦的道德忏悔之后准备重新做人、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却被过去的同伙杀害，倒在故乡的白桦林中，倒在往日恋人的怀抱中。作者想告诉人们，人性的复归是艰难的，但是同时，道德的力量又是可以胜过死亡的。

　　在对现代人的道德世界的探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被提了出来，即人与自然的主题。从二十世纪下半期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已开始处于全球性的紧张状态。人类对其赖以生存的地球进行着工业化的掠夺，自然界也已以其铁的规律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这一严峻的问题，已引起了包括俄罗斯作家在内的全世界众多作家的注意，作家们也已在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试图将他们感受到的忧虑传染给读者。在俄罗斯，有一大批作家涉猎此题，出现了一批影响广泛的“生态文学”。如诗人伊萨耶夫（1926—）在长诗 《猎人射杀了仙鹤》 （1985）中，写一个老战士在射落一只仙鹤后负疚的心情，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也受到了他那些早已葬身疆场的战友们的谴责。诗人在长诗的最后写道：“人不是自然之王，而是自然之子”。瓦西里耶夫在小说《不要射杀白天鹅》 （1973）中，也警告人们应以理智和爱心来对待自然和自然中的一切。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德问题上，一群西伯利亚作家表现出了他们出众的才华。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幼就生活在这世界上最阔大、最天成的自然之中，从而养成了与大自然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西伯利亚文学”是一个较为悠久的概念，早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由流放犯们带去的文化种子就已在那片浩翰的大森林中生出了新芽。在苏维埃时代，广袤的西伯利亚土地又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作品程度不一地体现着某种共性，这一共性除了风格上的地域色彩外，重要的还有那种对自然的眷念和对俄罗斯传统的珍视。早已有专门性的《西伯利亚文学史》问世，而新崛起的西伯利亚作家群更引人瞩目。前面提到的舒克申是西伯利亚人，叶夫图申科也出生在西伯利亚。而最纯粹、最杰出的西伯利亚作家，应是万比洛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等人。

　　万比洛夫 （1937—1972）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戏剧文学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也是道德心理剧的大师。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时起，到他于1972年8月17日溺死在故乡的贝加尔湖中止，他总共写了近十部剧作。在这些剧作中，剧作家以一种抒情而又幽默的笔调，营造着一个又一个既荒诞又平淡、同时却具有深刻悲剧意味的戏剧冲突，把当代人迷茫、无奈的心态绝妙地体现在舞台上。但万比洛夫之所以展现这种悲剧，这种失望，目的还在于：在普通人的灵魂中寻找道德的支撑点。在他的代表作《打野鸭》（1967）中，主人公齐洛夫厌烦周围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厌烦友谊和爱情，他把“打野鸭”作为生活的唯一寄托，可他从来就没去打过，而且也根本就不会放枪。这个人物是剧作家一个惊人的发现，而且，作者在剧中也对这一主角表现出某种不置可否的态度。这一切，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争论之后，人们发现，齐洛夫在他们中间随处可见，甚至就是他们自己！于是，“齐洛夫”这个人物便作为一种从当代社会中提炼出来的典型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的形象陈列馆。万比洛夫的最后一部剧作《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1970）则表现出了完养人性强大的道德力量。小餐馆的女招待瓦莲京娜在舞台上自始至终忙着修补那一次被人踏倒的栅栏，与此同时，她也在用自己的情爱，修补着别人和自己心中出现漏洞的道德堤坝。最后，齐洛夫式的人物沙曼诺夫终于在她那儿获得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意义。

　　拉斯普京（1937—）与万比洛夫同年出生，又同出生在伊尔库茨克州。他的创作题材广泛，既又有写乡村生活的《为玛丽娅借钱》（1967）、又有写生产建设的《告别马焦拉》（1976），也有写卫国战争的《活着，可要记住》（1974）。将他的创作统一起来的，就是作家随时随地表现出的道德观。面对传统道德基础的逐渐丧失，作家痛心疾首，便通过文学来表达他的责任感，并希望在每一位读者的心目中唤起同样的责任感。《为玛丽娅借钱》写的是忠厚的乡村女售货员玛丽娅因不会做买卖而亏了一千卢布，为了使她免受牢狱之罪，她的丈夫四处奔走去借钱，但却处处遭白眼，受冷落。作者通过玛丽娅的困境，折射出了缺乏同性心的社会现实。《活着，可要记住》写一位伤兵从战场上逃回，躲在山洞里，靠妻子纳斯焦娜偷送东西维持生命，丈夫的偷生行为让纳斯焦娜羞愧，最后带着腹中新怀上的孩子投河自尽。作者以此表现了道德丧失的后果。《告别马焦拉》表面写的是一个水电站的建立，但当别人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欢天喜地的时候，作者却在为被淹没的一切而惋惜，为自然界的命运而担忧。

　　阿斯塔菲耶夫（1924—）的小说 《鱼王》（1972—1975）是人与自然主题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是一个由十二个中篇构成的系列中篇集，各篇之间无直接的人物和情节联系，但对大自然的描写和歌颂、对人与自然关系中表现出的道德问题的探讨，则是贯穿《鱼王》的中心思想。主题篇《鱼王》写的是偷渔者伊格纳齐依奇与大鳇鱼之间的搏斗。伊格纳齐依奇钓到这条近五米长的“鱼王”后，想马上得到这丰厚的收获和，而鱼王则不愿束手就擒，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魂的斗争，最后两败俱伤，负伤后的偷渔人在昏迷中突然获得了良心发现，放走了大鳇鱼。这个故事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容易联想到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但在这里，阿斯塔菲耶夫欲体现的不是人胜自然的硬汉精神，也不是善恶皆有报的寓言真理，他用人格化的手法赋予鱼王以象征色彩，象征着自然，象征着自然与人的平等权利，象征着自然可能投向人类的报复。《鱼王》之后，阿斯塔菲耶夫又写作了一系列作品，主题仍多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