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苏联社会，不久前被史家们称之为 “停滞时期”。这一段时间里，统治苏联的领袖是勃列日涅夫及其接班人。需要指出的是，“停滞”，大约只是就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言的，而就经济、科技、教育等的发展而言，却不能说是“停滞”的。二十年的时间里。苏联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军事方面与美国竞争，终于赢得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文学，也不能以“停滞”概括之。文学一直在过着自己正常的生活，新作和新人不断涌现，文学继续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并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总本地看是比较平稳的。文学生活转变的开始，是从苏联官方和文艺界对“两个极端”的批评开始的。1967年1月27日， 《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当落后于生活的时候》的社论。这篇社论对以《新世界》和《十月》两杂志为代表的文艺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各打五十板。关于《新世界》，社论批评它过份热衷于暴露反面现象和消极现象，对正面现象和正面形象则没有兴趣；关于《十月》，社论批评它对社会和文学的进步估计不足，以简单化的方式对待严肃的文学问题。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总结报告中，也批评了文艺界的“两个极端”：一是对现实的抹黑”，把一切都“归之于个人迷信的后果”：一是“粉饰”过去，“无视个人迷信的后果”。此后，在处理 《青春》和《青年近卫军》两杂志的争论时，在引导整个文艺界的走向时，官方的明确原则就是：“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这一中庸路线，也许是一种明智之举，它来源于苏俄文艺几十年左右摇摆的经历所提供出的经验，对于了结众多不必需的论争、团结文学力量、稳定文学界和社会中的人心，具有一定的意义。相继召开的第四次 （1967）、第五次（1971）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所讨论、所落实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反对两个极端”。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稳中有进。从体裁上看，无论是小说和诗歌，都有一种趋向大型的动向。就题材而言，战争文学、生产文学和乡村文学这“工、农、兵”的三位一体，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与之前的同类作品相比，这一阶段的各类题材作品，描写场面有所扩大，对现实的暴露、批判色彩有所减弱，但同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却更加深入了，在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工业文明等的关系中描写人的心理及心理变迁史，探讨道德、良心在当今世界中的价值和位置，从而构成了一个“道德文学”的潮流。这一潮流打破了体裁间的界限，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中均有表现；它也打破了题材的界限，在类主题的文学中都占据了相当大的地盘。这也是一贯重视道德力量的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又一次体现。

　　停滞时期，在求稳求实的文学方针下，也出现了一些试图加强对文学的控制、将文艺更紧地纳入意识形态领域中去的做法。从六十年代中期起，集中营文学不再被提倡，曾支持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赫鲁晓夫，转而点名批评索尔仁尼琴。1966年，将所谓的“诽谤性”作品寄往国外发表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乐、塔尔西斯等人，被开除作协会籍、甚至国籍，并被判处长达数年的徒刑。1968年，又有两位作家受到审判，他们是加兰斯科夫和金兹堡，爱伦堡、阿克肖诺夫等十七位名作家曾联合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六十、七十年代之交，索尔仁尼琴、库兹涅佐夫、涅克拉索夫、科尔扎文、加里奇、布罗茨基等作家或出逃国外，或被撵出国境。这些人及其创作，构成了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文学”。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些人及其作品难免有为西方政治家们所利用之嫌，但这一在当时被禁、遭批判的文学，也有其独特的价值。若干年后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文学中的作品的“回归”祖国，也不完全是政治原因。而且，持不同政见者文学不仅在停滞时期为正统文学树立了一个对峙面，同时也在客观上扩大了二十世纪中期的俄罗斯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另有一种虽未受到官方激烈批判、却也不被提倡的文学，是所谓的“自由文学”，或称“地下文学”。这一文学多以手抄本、录音带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从形式到内容都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体现了底层人民的心声和愿望。由女诗人戈尔巴托夫斯卡娅主办的《时事记事》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个地下文艺刊物。在这类文学中，有一种体裁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这就是“舞台诗歌”。这是一种将诗歌、音乐、戏剧等多种表现形式合为一体的新形式，诗人怀抱吉他，在旋律或节奏的伴奏下吟唱自己的诗。这类诗大多简明易记，却内涵丰富，发人深省。这类诗歌的朗诵会，常在剧院、广场、咖啡馆、甚至客厅中进行，其录音带广泛流传。八十年代初起，这类诗歌开始出现在电台和电视上，并有大量的磁带和唱片出版。在这类吟唱歌手中，最出名的、且其影响至今不衰的，是维索茨基、奥库扎瓦和加里奇。

　　维索茨基 （1938—1980）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他是莫斯科最著名剧院之一的塔甘卡剧院地演员，曾主演 《哈姆雷特》等名剧；他又能写很好的诗，弹很好的吉他曲，演很好的电影主角。这是一种罕见的俄罗斯艺术天才，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一样，他也在英年早逝，但他留下了大量的艺术遗产。他生前未能获得任何官方的奖，甚至至今，在许多文学和艺术辞典中还查不到他的名字，可他的画像早已贴进了俄罗斯无数的家庭，他的歌早已响遍了俄罗斯的土地，他也许是俄罗斯最为家喻户晓的一位文艺人。如今，在莫斯科他的墓地旁，每天仍有成群结队的人群和大捧大捧的鲜花。维索茨基的巨大影响，既来源于他本人的艺术天才和真诚的良心，也来源于官方文艺与普通人之间越拉越大的差距。他敢于在自己的艺术中对抗官方的、正统的、流行的艺术趣味，揭露现实生活的阴暗，表达当代人的种种苦恼，讽刺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而这一切，又是通过“明星”的他表达出来的，因而有令人吃惊的社会效果。维索茨基及其创作，已构成了停滞时期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人类文化史中，有人曾将二十世纪称为“批评的世纪”。受到同时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刺激，同时挖掘着俄罗斯传统文艺学中尘封的宝藏，停滞时期的俄罗斯文艺学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其中，尤以巴赫金理论体系的新发现、结构主义诗学的复兴和赫拉普钦科的类型学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巴赫金 （1895—1975）是一位享誉全世界的大理论家，但他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他在二十、三十年代发表的数本著作，在当时均未引起大的反响。1963年，他初版于1929年的专著《陀斯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的修订本面世，在俄罗斯和国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巴赫金在该书中提出的“复调小说”、“对话小说”等概念，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体裁的研究范畴。他的许多观点和思想，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如今，在世界许多大学的文学语言系中，都设有研究巴赫金的专题讲座。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俄罗斯文艺学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景象，其标志之一，就是文学研究方法热的出现。在各种“方法”中较有影响的，既有依据传统加以发展的历史比较研究、文艺心理学研究、文艺社会学研究、结构—符号研究等，也有新兴的系统分析、类型学研究、历史功能研究等。这一文学方法论热潮，不仅促进了俄罗斯文艺学的发展，也对文学创作本身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