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对中国命运影响极大的思想革命运动，是这场运动直接为文学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动力与契机。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壮举，为中国社会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然而它未曾发起一场像样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旧文化思想长期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严重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如此之现状引起有识之士、激进知识分子的深深的思考，他们彼此心照--如若不从思想上发动一场彻底批判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其本质是不会大白于天下而警示于世人的。

　　辛亥革命后，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气势得以足壮，因此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的希望与要求非常迫切。这就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除此，辛亥革命后，在约十多年的时间里，封建王朝大一统的思想政治局面土崩瓦解，轮换不休的军阀政权一时难以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统治较为宽松的时期。混乱而又较自由的氛围，有利于突破思考的常规，从而导致对传统的大胆反省，也为多元化的外来思潮的涌入提供了空间。于是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如鱼得水。其实，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已然终止了知识分子的仕进之途，且给予他们更大的想象空间。新式文化教育的发展，历史的变动，势必造就一批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与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无疑他们就成了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的主力军。

　　不可忽视的，晚明清末的文学改良运动同样为后来的文学革命积蓄了精神的与物质的力量。尤其是晚清的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则更切近地为后来的文学革命的发生积蓄了养分。那时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都取得了一定成果。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过：“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均为其首倡。“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也是他最早提出的。

　　但是晚清的“诗界革命”始终限制在传统诗歌范围内。梁启超是以诗评家的身份倡导“诗界革命”的。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积极赞和。早在1868年的《杂感》中黄遵宪就有“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此提法在“诗界革命”中影响颇大，对民七(1918年)的新诗运动也给予很大影响。

　　中国的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不能与诗文同登大雅之堂。在清代正统的士大夫文体中拒用小说的词汇与典故。而到了清末民初，小说已经开始从文学边缘地位向中心移动了。而且知识群读者已发现经史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1902年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他竭力把被封建阶级视为卑贱文体的小说的地位，抬高到“不可思议”的高度（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以极强的社会意识夸示小说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对晚清小说的繁荣起了重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反封建的作用，为文坛的革新助一臂之力。

　　文学翻译的勃然兴起，西译小说的引入，打破了中国由于政治闭关自守而造成的文学上的封闭状态。对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清末民初是翻译小说的时代。初期的“译”多于“作”，由于外国小说的大量输入，促使读者对中国小说正宗位置的认同。在当时的翻译潮流中，林纾表现最突出，贡献最巨。自1897年起，林纾陆续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一百七十余部，共二百七十一册，其中包括四十多种世界文学名著。另外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为代表，翻译日、俄与其他弱小民族的小说，使“五四”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以至风格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译作大量涌现，使文化界耳目一新，越来越感觉本土古典的桎梏难以忍受。外来文化丰富开阔了仁人志士的想象内涵。平静的水面开始泛起了褶皱，推动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

　　无论是辛亥革命等一些政治的原因，还是晚明清末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改良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都是一种催生。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化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辛亥革命后甚嚣尘上的复古逆流。因此一改以往历次变革的常态，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将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他们深知，只有国民精神的解放才会有真正的社会的革新进化。而当务之急，就是要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从人们的思想中把这张无形的网撕碎并彻底清除其残渣。这是辛亥革命的血的教训。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启蒙救国的热望中掀起的。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易名为《新青年》）的创刊就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其发刊词《敬告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文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敬告青年》中对青年特陈六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退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当时成了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

　　《新青年》创刊后不久，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就引起先驱者密切的关注和深深的思索。陈独秀意识到文学的改革对思想革命的重大作用，那么作为文学的表达工具，语言的改革也将势在必行。同时留学美国的胡适从文学历史演进的研究中感悟到，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转入现代形态，必须进行“文学革命”，改革方向即是“废除死的古典语文，改取活的语体语文”（胡适《逼上梁山》，《东方杂志》1934年1月31卷第一号）。胡适曾写信告之陈独秀，欲提出文学改良八事时，陈独秀十分惊喜，誉之为“今日中国之宙音”。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并鼓吹以“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胡适集中指责旧文学的流弊，初步接触到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社会功能，真实性与时代性等一系列文学上的根本问题。他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也是这场革命的第一篇宣言。后来又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重要文章，他认为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不失为独具慧眼的文学历史自然演进的客观论断。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胡适把“八事”概括成了“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把文学革命的宗旨简明地概括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把新文学的建设放诸广泛的国语运动之中，将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结合起来，以此为突破口，势必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将文学革命推向高潮。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文章中，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极其具体雄辩而又融会贯通高度概括的分析，明确提出“三大主义”，对整个封建旧文学宣战：“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此文章中，陈独秀提出了“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个口号。对于这三个口号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予以充分详细地说明，但其态度与主张却是十分鲜明的，触及到了文学的思想内容。他认为旧文学的内容是“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文学革命论》）。他提出建立一种新文学，能“赤裸裸的抒情写世”，表现宇宙、人生、社会，并于大多数群众有所裨益。1919年1月陈独秀又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道出了文学革命的目的。

　　李大钊于1919年12月8日在《星期日》社会问题上所载《什么是新文学》中，对何为新文学作了阐释：“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这里显然对沽名思想与封建阶级的“文以载道”的主张进行了否定。

　　综上，文学革命始终把现代语言形式的建构与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两大基本目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则为文学革命的中心内容。王瑶先生对文学革命的中心内容已经有过明确而精辟的总结：“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语言是白话文，现代人的思想就是民主、科学以及后来提倡的社会主义”（《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序》）。

　　当时在《新青年》撰文响应的还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他们从语言文字的学理来证明新文学建设的必要与可能。刘半农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和使用标点等建设性意见。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并激烈指斥旧文学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他在《〈尝试集〉序》中（1918年1月），更正面说出了对文学的主张：“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作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并见文学革命之初一时不能理想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反响，钱、刘二人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双簧信”，以驱散发难者的寂寞，而引起社会的重视。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仿照旧文人的口吻，汇集其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与言论，以书信形式致《新青年》，刘半农又据此信内容，逐一予以驳斥。此举真的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就此摆开了与旧文学争战的架势。

　　　　　

　　　文学革命就整体而言，是理论先行，即先有舆论倡导，后有创作实践。理论建设的成就十分显著，它是新文学建设发展的不可忽视的主心骨与推动力。文学革命先驱者始终都在探讨文学现代化的办法与路径，在新旧文化交替与东西文明撞击的漩流中，一代探讨者，大开视野，思想解放，使得“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虎虎有生气，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理论冲击波，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着极为深刻而悠远的影响。最初的理论探讨文章除了胡适与陈独秀的两篇发难之作，其他先驱者的讨论文章也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上面提到的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寄胡适之》，傅斯年的《文学革命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以及陈独秀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通信。通过理想探讨，先驱者们达成了共识--坚信文学革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白话文取替文言文的正宗地位是历史的必然。

　　文学革命从酝酿到开始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停留在理论主张的探讨上，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新力作。不过当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胡适的白话诗还是受到称赞的。同时沈尹默、刘半农也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自从1918年5月，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才真正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此小说的发表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的开始。它向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制度喷射出空前炽烈的火焰。从此，文学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论主张的局限，开始了内容上的真正大革新。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了《新潮》月刊，这些刊物与《新青年》取同一的步调，致力于白话文的提倡，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坚定地鼓吹和支持文学革命，与《新青年》一起，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西方文艺思潮，越发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周作人也发表了重要的见解。他于1918年12月（《新青年》五卷六期）发表了《人的文学》，文章中将中国封建文学表现儒教道教的作品和以游戏消遣为目的的鸳鸯蝴蝶派与黑幕小说指斥为“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是“非人的文学”。并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并对“人道主义”与“人的文学”进行了界定：“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宣扬人道主义思想，说明他不仅关心人性的解放，同时从“人道主义”，“从个人做起”，“利己而又利他，利他也即是利己”的角度，道出了“爱人”的真谛，由此升华到爱己也是为了更好地爱人类。文章还强调“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通篇文章既客观实际又有一定的高度。文章具体又令人信服的对“人的文学”的分析，大大影响了新文学的创作。1919年1月，周作人又在《每周评论》五号上发表了《平民文学》一文，进而倡导“为人生的文学”，提出“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并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创作准则。

　　以上两种主张，无论在理论高度上，还是语言形式上都洋溢着浓厚的现代气息。在新文学内容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价值。

　　破旧立新，开创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事业，往往被多年形成的思想意识与传统观念的惯性所干扰。“五四”文学革命必然要遇到守旧势力的反抗，必然要发生新旧势力的冲突与斗争。

　　自钱、刘“双簧”之后，到1919年，随着响应《新青年》主张的人渐渐增多，反对文学革命的声音也愈加猛烈。1919年3月，北京大学校内国故派人物刘师培、黄侃等办的《国故》杂志与《新青年》相抗衡，为“国粹”充当卫道士的角色。曾在晚清翻译大量外国作品、介绍西方文学卓有成效、对传播西方文学做出很大贡献的近代文学翻译先驱林纾，在文学革命之中表现得十分保守，他以固执的态度写论文，做小说，公然树起了反对文学革命的一帜。他在《论古文与白话相消长》、《致蔡鹤卿书》中，对白话文大加讨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表示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他把白话文贬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然而守旧派所能用以抗拒文学革命的理由，总是乏力的，无非就是说白话鄙俚，抑或白话之源于古文。对此陈独秀等痛加反击，蔡元培先生在《答林琴南书》中义正严辞予以驳斥，表示“对于学说，信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元培这种方针，对“五四”时期新思想的介绍和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对文学革命的前景充满信心地说：“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

　　林纾在《新申报》发表题为《荆生》、《妖梦》的文言小说，含沙射影咒骂文学革命的新派人物--陈独秀、胡适等人。希望“伟丈夫”荆生出而干涉、镇压。新文化阵营针对林纾的小说进行反击，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揭露林纾写作的阴谋为：“鬼鬼祟祟”，“不会堂皇正大地立在道理上来和新的对抗”，而只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鲁迅在“随感录”等一系列杂文中对其进行讽刺、抨击，指出“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揭露守旧派为“现在的屠杀者”。《新青年》对《荆生》加以逐字地批判，致使林纾自叹老迈，偃旗息鼓，败北而去。

　　1922年，新文学阵营又与《学衡》派进行了斗争。1921年，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梅光迪、胡先马肃、吴宓等创办了《学衡》杂志。他们留学西洋，又尊崇中国古圣先哲，恃学贯中西之身份，批评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攻击文学革命为“侥幸尝试”、“提倡方始，衰象毕露”（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运动者》）。此派思想趋于稳健保守，在他们的批评中也不无中肯之处，如对白话诗创作的简单化倾向，以及过分否定传统文化、传统戏曲等的偏激情绪。但其保守思想使其无法认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因而指责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反对社会的急剧变革，在时代的主潮对面指手画脚。贬斥新文学提倡者为“政客诡辩家与功名之士”。学衡派以所谓“中正之眼光”树折衷之旗号，充当了挡车的螳臂。

　　对此鲁迅发表了《估学衡》，击中其要害，使其“学贯中西”的标榜陷入了尴尬。有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拥护者也先后为文还击。当时与《学衡》呼应的还有以章士钊为主将的《甲寅》派。1925年，章士钊创办《甲寅周刊》，又集中力量反对新文学。本来《甲寅杂志》（月刊）于1914年在东京创刊，曾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历时两年停刊。1925年《甲寅》以周刊复刊，封面上并印有黄斑老虎，于是章士钊则被称为老虎总长。因为章士钊时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正是封建势力在文化上的代表，所以此周刊也便成了“半官报”。早在1923年，章士钊就接连两次发表《评新文化运动》，集中攻击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且《甲寅周刊》注明“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的字样，公然排斥白话文章。由于章士钊的官员身份，《甲寅》具有明显的御用性质。同时追随附和者竟公开宣扬取消“白话文学”这一名词，一时乌烟瘴气。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深知此刊物小视不得，就在新文化阵营中动员了大部分力量予以批驳。高一涵、郁达夫、成仿吾、沈雁冰、邓中夏等纷纷为文据理对封建复古思潮进行反击。

　　鲁迅《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里的许多文章，都是针对这一势力的。鲁迅在《答KS君》一文中，抓住章士钊文章之错误疏漏和《甲寅》的御用性质，对其进行辛辣的讽刺：“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况且，剪裁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藉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在新文学阵营的力驳下，《甲寅》派随着段祺瑞政府的垮台而销声匿迹了。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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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张同俭，闫玮，来源：新编现代文学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