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姆昌德（1880——1936）1880年出生于贝拿勒斯近郊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月薪微薄的邮局小职员。母亲在他7岁时，就离开了人世。他15岁结婚。次年，父亲去世。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中学生，但却别无选择地肩负起维持家庭生计的沉重负荷。尽管生活十分艰难，但他却始终好学上进，换而不舍。在学校教书时，还自修大学课程。1919年，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英语、波斯语和历史的学士学位。1920年，他响应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号召，辞去公职。此后，他便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创作上面。他同时编辑出版了几种文学刊物，在文坛和社会上有重大的影响。他创办的《天鹅》杂志，被认为是印度进步文学的一面光辉旗帜，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力地配合了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1936年病逝，终年56岁。

普列姆昌德从1901年走上文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笔耕不辍。最初他是用乌尔都语创作，后来改用印地语。在30多年的写作活动中共发表了15部中、长篇小说和300多个短篇小说，此外，还有大量的文艺评论、译文、电影剧本以及儿童文学作品，为印度人民留下了极丰富、极宝贵的文学遗产。

普列姆昌德出版过20多部短篇小说集。有代表性的是《热爱祖国》、《进军》、《圣湖》。这些作品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绩，给他带来了“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

普列姆昌德作为生活在那一特定时代的进步正直的知识分子，心中有着深刻的爱国思想和强烈的渴望祖国独立的愿望；他从社会底层走进文学界，且备尝人世艰辛，对被压迫和被蹂躏的人民有着自然的同情与怜悯；而他坚定立足在母亲的大地上，吮吸着博大的印度传统文化的营养。他热爱这片上地，热爱这里的人们，他尽力发现美德，并加以艺术的表现；发现丑恶，并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

普列姆昌德熟悉农村生活，他的很多短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在作品中，他首先满怀感情地描写农村风光景色和日常生活，亲切自然，动人感人。在《教训》中他写道：“在那芒果树下堆着农民们历尽千辛万苦换来的金黄色的麦垛。麦糠的碎末像烟雾一样在四周弥漫，牛在踏压着麦场；牛想吃时，就把嘴往麦秸里一扎便吃上一口麦粒。农村的木匠和鞋匠，洗衣的和烧窑的都为收一年一度的工钱而聚齐了。善于跳舞的在一边敲着鼓跳起舞来。”这段叙述使我们看到秋季农村的景致，丰收后农民的兴奋心情，以及印度农村的习俗，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当然，普列姆昌德并没有粉饰农村现实，没有把农村写成世外桃源。相反，他在小说中深刻地揭露社会上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反映了农民低下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半斤小麦》描写一个心地淳朴的穷苦农民，向地主借了半斤小麦。7年以后，地主竟要他还5个半满小麦。农民无力偿还，只得去地主家做工。20年后，仍没还清，他的儿子又被抓去还债。作者最后强调：“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杜撰的故事，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普列姆昌德是积极的民主战士，始终站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祖国独立、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沙伦塔夫人》是一部优秀短篇，歌颂了民族主义精神。女主人公沙伦塔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她的丈夫——一个独立小王朝的君主，曾两次巨服于异族皇帝，沙伦塔为了民族的尊严，激励丈夫回到自己的小王朝过独立的自由生活。当皇帝大兵讨伐，他们身陷绝境之际，沙伦塔为使丈夫不作皇帝的阶下囚，应丈夫的请求，刺死了他，然后又把剑刺向自己的胸膛。在作者笔下，沙伦塔不仅是崩德拉人的英雄，而且也是印度独立自由的象征。她为自己的尊严、荣誉和民族的独立敢于献出生命的精神，鼓舞着印度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与英帝国主义作不屈的斗争。

种姓制度是印度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是印度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普列姆昌德深刻认识到了这个社会问题，在《残酷无情》、《可番布》、《解脱》等作品中，批判了种姓制度给低等种姓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对被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表示深切的同情。

普列姆昌德还十分关心妇女的命运，在《失望》、《有儿女的寡妇》、《老婶娘》等作品中展示了妇女的处境和悲惨遭遇。

在艺术上，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运用了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各篇着墨的重点也不同。有的注重情节的构成，有的注重性格的刻画，有的则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但总体风格仍是现实主义的。他的这些短篇均能借一斑而窥金豹，以一目而传精神，冷静成熟地接近生活，反映生活，呈现纯朴自然的特点，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表达亲切自如，明白晓畅，并注意向生活和人民学习。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当时的宗主国的影响和污染。他所表现的是真正的印度民族的生活、精神和气质。

普列姆昌德的长篇创作影响巨大。1918年出版的《服务院》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出版了15篇中长篇小说，被誉为“长篇小说之王”。其代表作品有《仁爱道院》、《战场》、《妮摩拉》等，而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则是《戈丹》。

《服务院》标志着普列姆昌德长篇小说的成熟。女主人公苏曼因没有嫁妆，被迫嫁给一个不要嫁妆的中年人，最终被抛弃沦落为妓女。苏曼的遭遇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印度妇女普遍的悲惨命运。《妮摩拉》也以妇女问题为题材。主人公妮库拉，15岁便嫁给一个有三个孩子、体弱多病的律师，婚后毫无幸福可言。最终在凄惨的生活中离开人世，死时还不满20岁。妮摩拉与苏曼一样是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她们的悲剧，她们的挣扎与毁灭，是对印度社会男女不平等现象和恶劣妆奁制度的有力控诉。

《仁爱道院》为读者描绘出一幅频于崩溃的封建主义的画面，揭示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主人公葛衍那·辛格尔是个大地主，他有野心，贪婪而又极端自私。他勾结官府，横行乡里，为追求财富，丧尽天良，对自己的亲人玩弄种种阴谋。而他的哥哥普列姆接受改良主义思想，放弃自己的产业，多方帮助穷苦农民。他与侄子一起建立了一座博爱新村，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小说指出了农民受苦受难的主要根源是封建的土地制度。虽然这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理想主义的，所谓博爱新村，只不过是作者凭借善良和同情心为人们建筑的一座乌托邦。

《戈丹》是普列姆昌德最优秀的也是印地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戈丹”一词为印地语的中文音译，意译为“献牛”或“牺牲”。

这部小说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刚刚过去，殖民当局勾结印度的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残酷地压榨广大人民群众，下层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普列姆昌德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为我们创作了一部反映20世纪30年代印度农村生活的不朽史诗。

《戈丹》有主辅两条情节线索，描写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在每个集团中又重点突出一个中心人物。第一条线索是以柏拉里村村民何利一家为中心的农民生活，是主线；另一条线索是以勒克瑙城的莱易老爷为中心的地主、资本家及知识分子的生活，是辅线。小说通过这两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线索，使情节生动丰富，顿挫抑扬，波澜起伏，从而在极为广阔的背景上展示了农民的悲惨命运。

《戈丹》主要描写何利的遭遇，可以看作是何利一家的苦难史。何利是一个贫苦的农民，他一生有个最大的愿望便是拥有一头奶牛，因为这被认为是家门吉祥致富的象征。后来，何利从牧人薄拉那里赊来一头奶牛，全家兴高采烈。但已与何利分居的弟弟却怀着嫉妒之心，把奶牛毒死了，何利因此吃了一场官司。此后，灾难接踵而来：他的儿子戈巴尔与寡妇裘妮娅相爱，裘妮娅怀孕，何利与妻子丹妮娅出于怜悯和同情，收留了裘妮娅。何利因此被开除教籍，罚款罚粮。薄拉来讨还牛钱，将何利的一对耕牛拉走，何利无法耕种，沦为雇工。为了使女儿体面地出嫁，何利只好借高利贷；由于何利欠地租太多，村里的管帐人要抽回他的田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何利只好变相出卖女儿，保住仅有的一点土地。尽管生活极端困苦，何利仍然梦想要买一头奶牛。最后，何利在做苦力时累倒了。按照印度教习俗，教徒临死时要行“戈丹”（献牛）仪式，即以一头母牛作祭礼，请婆罗门祭司来净化灵魂。这样，何利卖命挣来的几个工钱，又被祭司抢走了。

这部小说，通过何利的命运，使我们真切地体验到当时农村的悲惨世界：在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下，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婆罗门、祭司联起手来结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罗网，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冷酷无情、贪得无厌地盘剥、掠夺、欺凌、侮辱着农民。而不合理的种姓制度，也始终折磨着低种姓的尤其是被认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在生动真实叙述的同时，作者深刻指出，殖民主义者与农村封建势力的勾结是造成农民日益贫困的社会根源。

何利是印度贫苦农民的典型。他身上既有许多农民的优秀品质，善良、勤劳、宽容，又有农民的贪心和自私。同时何利性格中还有懦弱、愚昧、不觉醒等特点。而正是这种种性格特质决了他的悲惨命运。

何利出场时，已是有三个孩子的中年人了。小说描写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也能容忍”。他家里不富裕，但在村里是个体面人。他的善良忠厚表现着农民情有的质朴。他对妻子丹妮娅怀着真挚的情感，由衷地赞美丹妮娅的美，尽管她的脸上过早地刻上了艰难的生活痕迹。当儿子将裘妮娅放在家里而自己逃之夭夭时，他收留了可怜的裘妮娅，代价是交出全年的收成。当然，在何利的性格中与他的善良、忠厚同时并存并交错出现的还有种种农民特有的贪小利、自私的想法。比如，为了得到奶牛，他曾想欺骗牧人薄拉；出于自私的打算，他对有钱人大献殷勤等等。但这并不会减低何利形象的价值，反而使何利形象显得更为亲切可信了。

在何利性格中最可悲的是他的不觉悟。小说的开篇就为何利构建了这样的性格基调：“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住在水里跟鳄鱼作对，那是呆子”。正是这种懦弱、愚昧的思想性格伴随着何利走完了悲剧的一生。小说写何利受封建思想的控制，有条件地承认规定的社会秩序，对生活中的一切都能心平气和，逆来顺受。为了生计，他可以帮助地主老爷收节礼；村里的长老们敲诈勒索，他甘愿受罚。何利承受着一次次打击，一场场灾难，一直到死。

何利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印度第三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过后，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村依然黑暗，而印度长期的封建思想的禁锢，也麻痹了许多农民的头脑，使他们对统治阶级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何利就是这个特定时代的农民典型。
《戈丹》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普列姆昌德一向强调文学作品要具有真、善、美的品质，因为这样才能吸引读者，使他们在感情上产生共鸣。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戈丹》将自己最熟悉的农村生活、农民形象作为描写的对象，使这部小说闪耀着现实主义的艺术光辉。小说抓住农村特点，对农村进行真实生动的描写，随笔点染，皆成妙境。这里有着农村美丽的景致、春耕的繁忙、秋收的欢乐，也有对农民生活习俗的描写，读后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刻画更是惟妙惟肖。何利的善良与懦弱、丹妮娅的忠厚与泼辣、戈巴尔的大胆与反抗、裘妮娅的勇敢与软弱，无不显示着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对农民真挚的喜爱之情。

普列姆昌德在塑造人物时，善于将人物放在集中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其性格。何利的胆小怕事，丹妮娅的泼辣大胆是通过奶牛被杀、收留裘妮娅等事件表现出来的。这些事件在小说中又是占有重要位置，矛盾冲突最强，戏剧效果最佳的。因此，人物性格也就体现得更加鲜明生动。

普列姆昌德的语言是最受人称道的。突出的特点是朴实无华，自然流畅，习惯用语极其丰富，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