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时期著名西域历史专家巴尔托德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怛逻斯之战”这一天的结果决定了整个中亚后来的命运（见《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其实，这一次战斗或许不能算西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例如不如西辽王朝的卡特万会战，举世闻名的蒙古西征，跛子帖木儿的安卡拉大捷），但是，它或许要算一场决定西域历史命运的战役。
西域历史的复杂一向有好几个层面：一是地域广阔，不管是广义的西域还是狭义的西域，二是在第一点基础上牵扯到众多的民族和文化领域，三是对历史上的许多说法进行解释都让一些人敏感。哪怕仅仅是“西域”这个词语，在今天往往都会不经意地被引申到政治层面。例如狭义的西域往往只指新疆，但历史上新疆的疆域是有变化的，并不是两三百年里一直都为160万平方公里。同样地，历史上的伊犁地区和今天的伊犁地区也是不能划等号的。再如宽泛一点的西域应该包含中亚，但是，国际上对中亚这一地区的范畴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习惯说中亚就是前苏联分出来的中亚五国，可是，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中亚”，就涵盖了阿富汗，甚至把我国新疆也纳入中亚地区（可对比《中亚史》《中亚通史》《中亚文明史》等国内外著作的相关解释，例如过去有亚洲腹地、亚洲中心的说法，多数人都会认同这是西方人在诠释新疆的特点，那么，其实也就无形中认同新疆也就属于地理上的中亚地区）。西域或中亚这样的概念都显得如此复杂，要认清这一范畴下的历史事件和民族演变，可想而知会有多难。
怛罗斯之战，是一个标志，也是解开西域历史的一把钥匙。如果能够认清来龙去脉，不论往前一千年或者往后一千年的历史，相对而言，都能找到一个基础和脉络。先前在笔记的第四十二篇《赤亭，丝路古道上见证大唐兴衰》中涉及过怛罗斯之战，但那篇文章的主角是诗人岑参，记录他从军西域的经历，如此重要的事件，完全有理由单独描述一下，甚至有机会撰写一本专著都不为过。本文就前后经过和重大意义再梳理一番，为整个事件清理出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
唐朝前期的对外管辖
作为管理西域最有成效的中原王朝之一，唐朝是中国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朝代之一，前后近300年，但真正掌握西域实际上不足100年，主要是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到唐玄宗的天宝年间。尽管不能说唐朝在后期和西域断了关系，仍然有官方机构深入西域，当地各部族对唐朝的依赖也不少，不过效果毕竟大不如前。
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唐朝的威望达到极盛，或许一般人难以相信，真正影响最大的还不是一代明君李世民，反而是唐高宗和武则天。这对号称天皇天后的夫妇两人死后在乾陵立有蕃臣石像群，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不过头部大多毁坏。可能很多人都只去注意无字碑了，忽略这些石像都是根据真人所立，这正是大唐王朝货真价实的威望参照。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在昭陵所立的蕃臣石像只有十几个，而乾陵综合了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两个皇帝的成就，一共达到六十一个，全都是当时漠北、西域和吐蕃、青海等边疆地区的国王、头领、都督，充分显示了高宗和武氏才真正将唐朝的影响威加四海，为延续到唐玄宗的盛世奠定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当然，这一荣耀得来非常艰难，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也最终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也是后人需要深思的历史教训。
由于唐朝很有特色，对异族将领一贯显得比较开明和信任，大量使用非汉人的文臣武将，例如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史思明、李光弼等等，还有像元稹（元氏是北魏鲜卑皇族姓氏）、白居易（白氏是西域龟兹大姓）、浑瑊（浑氏是唐代铁勒浑邪部姓氏，最早来自匈奴归降汉朝的浑邪王）这样经过多年汉化的少数民族，但他们仍然存有自己的性格特点，例如很多人都知道元稹是一个情感丰富的才子，起初对妻子爱得非常深切，所写悼亡诗千古流传，但很少有人注意，元稹后来在江陵娶的一个侧室安仙嫔，也是他岳父韦夏卿属下李景俭的表妹，这个安氏则是唐朝典型属于昭武九姓的胡人姓氏。同样，包括羁縻策略和迁移外族，难免在不知不觉中埋下隐患，因此，像高仙芝和安禄山都成为改变历史的关键角色。
唐朝前期的边疆策略有没有扩张性？曾经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唐太宗李世民被冠上“天可汗”的头衔犹如顶着耀眼光环，实际上并不如传说中那么强大，对西域和高丽的出击往往流于被动。当西域昭武九姓希望唐朝出手帮助的时候，李世民却只把工作重点放在今天新疆的天山南北，也就是对西突厥等部族的掌控，对中亚各邦仅仅是诏封和安抚，并不打算深入地经营西域。阿拉伯《泰伯里史》载：“波斯王叶兹德吉尔德在尼哈兀德战役失败后遣使向中国皇帝求援。中国皇帝以两国相距遥远为由，拒绝派援军。相反，中国皇帝派使臣前往麦地那会见哈里发奥斯曼，以洞察虚实。哈里发奥斯曼对等地派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官方使团到中国”。同样《新唐书 ·大食传》记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大食兵马进攻波斯,波斯不支,其王伊俟侯遣使向中国求援。唐太宗皇帝谕之曰：“国君相救，理固然已。然朕自贵大使之，得闻阿剌伯族为何等人，其风俗，其信仰，其首领之品格，皆甚详尽。人民如斯之忠信，首领如斯之才能，焉有不胜之理。尔其慎修德谨行，以博彼等之欢。”说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话，不肯出手相救。后波斯王伊俟侯被大食击杀，王子卑路斯再向中国告难，唐高宗也以远不可师谢谴。大食既灭波斯，益扩地而东。宋代史书《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中还收有当时各小邦请援语体表文。高宗当时是新继位，由于唐太宗晚年政策的宽容，西域其实并没有真正安定，高宗还要继续用兵，在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乱后，才相继设立瑶池都护府、昆陵都护府、蒙池都护府等机构，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但对于管理手段，仍然是交付给臣服的突厥将领，而这些将领代为处置西域各部族事务，例如针对日益强大的葛逻禄部、处月部、处木昆部、鼠尼施部，还有后来的漠北回纥。
处理外邦和异族事务，从唐太宗起就颇有瑕疵。例如对高昌国和薛延陀汗国，都没有充分考虑对方的诉求，只要妨碍了李唐的目标就以武力对待。当然，今天可以说高昌国的麴文泰不识时务，妨碍了统一云云。但是，像薛延陀汗国已经臣服唐朝，被视为盟友，可李世民在薛延陀和归降的突厥部落之间摇摆，导致薛延陀上下怀疑唐朝偏袒突厥，于是爆发了冲突。在边疆问题上，唐朝确实看重突厥超过了其他民族，后面我们仍然会看到这一问题引发的危机。最终唐朝又用武力解决薛延陀，这一悲剧很大程度上就是李世民“过河拆桥”，在利用完薛延陀收服了东突厥后，又反过来袒护东突厥，然后再扶持回纥对付薛延陀，消灭了薛延陀后，回纥崛起于漠北，成为唐朝新的盟友。
反过来，唐朝以为只要把西突厥解决好，然后以突厥慑服其他各部族，再加上设立四大镇，以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摆平西域，以至于遥远的飒秣健（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城撒马儿罕）面向北方的城门也名为“中华门”。最西面的碎叶镇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这是唐朝直辖领地（但是，唐朝时期不止一个碎叶，国内外对此也颇有争议，但托克马克的遗址和文物已经证实，至少当地的碎叶城确实是安西四镇之一），其羁縻管辖范围辐射整个波斯和中亚在内。
当时的波斯失去了鼎盛时代的光芒，或者说波斯更愿意用交流取代打打杀杀。包括中亚各地的羁縻州府，例如在康国（撒马儿罕）的康居都督府，在石国的大宛都督府，在安国的安息州，在何国的贵霜都督府，等等，几乎都采用过去中国所习惯的称呼，显示了唐朝这一中华王朝对外的影响。不过，这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全属于唐朝的功劳，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些州府的名字以几百年前的古老称谓命名，其实已经证明他们和中国打交道并不是因为唐朝的出现。
例如波斯萨珊王朝是与中国展开交流最为积极的时代，从南北朝到隋唐，双方往来一直非常密切。尽管柔然汗国曾经阻断丝绸之路，但波斯使者还是翻山越岭前来中原，在北魏、东魏、西魏都曾经有过他们的身影。然后，波斯和崛起的突厥联合打败位居中亚的嚈哒人（读音叶达，也是中国的古代少数民族，和过去的月氏人有血统渊源，但又自称匈奴，一些国外史学家称之为“白匈奴”，表明他们可能有白种人血统）。隋炀帝杨广重开丝绸之路，西域各国纷纷前来交往，隋炀帝曾派遣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波斯也遣使随李昱入隋进贡方物，负责联络西域的裴矩还在所撰《西域图记》中记载了通向波斯的丝绸之路路线。
所以，正如前面的史料提到，从唐太宗到唐玄宗，波斯等西域国家国王继位都要获得唐朝皇帝认可，并派出王子为质在长安，国内出了大事，都会向唐朝请求解决和援助。尽管唐太宗和唐高宗先后都对波斯受到大食国攻击态度暧昧，但波斯并没放弃唐朝，唐朝也不会一直坐视不管。如高宗仪凤二年，裴行俭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回波斯继承王位，裴行俭带上诏书护送波斯王子，并任安抚大使，沿途安抚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所管辖的各部族酋长。中国仍然作为维护亚洲秩序的核心，天朝上国的说法绝非浪得虚名。但是，很快西方会有挑战权威的国家出现，这就是大食国。
大食国的扩张背景
大食国就是今天的阿拉伯半岛大部（注意：并非指单独的沙特阿拉伯或者叙利亚等某一个国家），现代史学中被称为阿拉伯帝国，它是伴随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伊斯兰教而出现的，中国史书往往称为回教、回回教，大多为汉人生活的地区。而伊斯兰一词在史书上也有，辽朝金朝等少数民族王朝有称移习览，不过比较少见，穆斯林则为木速蛮（蛮字仍然带有传统华夏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称谓的色彩）。
起初是白衣大食，也就是倭马亚王朝，属于逊尼派，时间为661-750，都城为今天的大马士革。倭马亚实际是一个既古老也很有威望的家族，家族中的奥斯曼·本·阿凡于公元644年成为哈里发，大力扶持家族成员担任军政要职，引发不满，因为很多人记得他们家族在先知默罕默德创教初期一直是敌对的。奥斯曼的侄儿穆阿维叶是穆罕默德传教时的宿敌阿布·苏富扬的儿子，在630年麦加被穆罕默德占领后才与父亲一起皈依。
穆阿维叶于633年参加征服叙利亚的战役成为大马士革总督，之后657年，穆阿维叶在隋芬战役中依靠“真主裁决”的伎俩战胜阿里，隋芬是叙利亚边境幼发拉底河畔的一个城镇，原本穆阿维叶与阿里约定在那里举行谈判，可惜谈不拢，只好开战。穆阿维叶在快要失败的关头，采纳了前埃及总督阿慕尔·本·阿斯的计谋，命令士兵用刀枪挑起经典，高呼“让安拉裁决”，要求举行和谈。阿里方面大部分将领和军士都对仇杀厌倦，他们提出“不能砍杀高举《古兰经》的人”。同时，约有12000人从阿里队伍中出走，后来成为哈瓦利吉派，削弱了阿里的力量。穆阿维叶在阿里于661年被刺杀后成为哈里发，679年，穆阿维叶宣布其子叶齐德为哈里发继承人，破坏了选举制度，建立世袭统治并且政教合一的封建国家，这就是白衣大食。
当然，拥护阿里的力量并没有消失，这就是什叶派的诞生。什叶派不承认倭马亚家族哈里发的合法性，认为哈里发一职只能从先知女婿阿里的后代中产生。阿里的长子哈桑曾经放弃哈里发地位，又在穆阿维叶统治时期被毒死，什叶派继续支持阿里的次子侯赛因。而侯赛因又在682年（叶齐德一世统治时期）被杀害。整个倭马亚王朝，穆阿维叶一家与什叶派的战争一直持续不断，但什叶派从未被彻底剪除（并且哈瓦利吉派也是反对派），最后，他们联合起来协助阿拔斯王朝终结了倭马亚家族的统治。
尽管白衣大食国内矛盾重重，但自王朝建立以后，对外征服却从没有间断。穆阿维叶继任哈里发不久（刚好是唐太宗贞观年间，647年），就从东西两面出击。哈贾吉·本·优素福在阿卜杜勒·马利克时代率领军队向波斯和中亚挺进，东线大军于公元651年灭亡波斯萨珊王朝（也就是前面提到波斯王向唐朝求救，但是唐太宗并没有答应，紧跟着太宗去世，高宗新立也没有出兵），664年占领波斯东部喀布尔（今天为阿富汗首都），然后挥师北上，进军中亚。先后征服忽儿珊（呼罗珊在今天是伊朗东北的省份，历史上忽儿珊要大得多，还包括阿富汗赫拉特一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马里一带，马里为其首府，当时称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花剌子模，直至帕米尔高原始为唐军所阻。同时，东线的另一支军队在哈贾吉·本·优素福的侄子穆罕默德·伊本·卡希姆率领下远征印度，征服了信德和旁遮普地区，标志着回教在印度北部扎根。
公元711年，白衣大食的埃及总督穆萨·伊本·努塞尔手下的摩尔人将领塔里克·伊本·齐亚德领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该海峡正是以塔里克的名字命名，Gibal—Tariq）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不久，穆萨·伊本·努塞尔本人率领更多军队赶到。两人领兵攻占了西班牙三分之二领土，进而征服日耳曼人的西哥特王国，建立了安达卢斯王朝。732年，他们穿越比利牛斯山进攻法兰克王国，最终在普瓦提埃战役为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所击败。至此，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结束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服，也为整个阿拉伯帝国奠定了疆域基础。
显然，长年对外战争和内部反对派此起彼伏，以至数位哈里发都死于刺客之手，几乎所有白衣大食的哈里发在位时间都很短。最后，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的后代阿布·阿拔斯-萨法赫利用什叶派与哈瓦利吉派暴动，借助波斯人阿布·穆斯里姆（也叫阿布·穆斯林，后来怛罗斯之战的主角）的军事力量最终推翻了倭马亚家族，建立了阿拨斯王朝，这就是中国史书上所称的黑衣大食，而所有倭马亚家族成员不久都遭屠杀。
黑衣大食，显然是旗帜和服色尚黑，建立于公元750年，正是中国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黑衣大食的建立借助了波斯人的力量，所以，黑衣大食其实要算一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相混合的政权。而且，波斯人阿布·穆斯里姆真正起家是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据说早年他还当过奴隶。他的后人曼苏尔任哈里发时正式兴建了巴格达城，于762年迁都至此，很快，巴格达成为与长安、君士坦丁堡齐名的亚洲最繁华的大城市，闻名世界。
黑衣大食建立后原本要稳固之前白衣大食的统治，同时，对唐朝也展开过比较积极的接触，中国史书不乏有黑衣大食入贡的记录。也许，这正是由于黑衣大食国内波斯人较多的一个因素，因为过去波斯人非常看重和中国的友好和贸易。一开始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后面的冲突。
问题就在大食国扩张时推行回教。从唐高宗时，大食国已经进军中亚，到唐玄宗时已经过了百年。回教在西域的影响并不算大。整个波斯和突厥各部仍然以火祆教为主，而回教徒则称他们为拜火教。这一源自波斯的古老宗教正统的称呼为琐罗亚斯德教，曾经是波斯王朝的国教，中亚粟特人接收后演化为祆教，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有一些差异，主要在教义方面有了区别，类似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或者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关系。例如在仪式方面，中亚粟特人添加了许多接近珊蛮巫术的内容，包括拜火、拜天以及一些幻术，所以唐宋以来，中原人都认为很多西域来的胡人都善于幻术，这在史料和小说中留下过不少记载。另外，尽管琐罗亚斯德教义崇拜圣火，但火祆教除了拜火之外，还增加了许多偶像崇拜的仪式，并将神像列入神庙，以前波斯琐罗亚斯德神庙却几乎没有塑立神像。而且火祆教增加许多本地神灵，而后来中国所接收的其实正是中亚粟特人，也就昭武九姓胡人所信奉的火祆教。
同时，波斯地区还流行景教（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公元498年，聂斯托里派信徒集会于萨珊王朝首都塞流克亚宣布独立，与罗马教会断绝一切关系，组成“迦尔底教会”。公元6世纪时，聂斯托里派传播到了中亚，被一部分粟特人和嚈哒人、突厥人所信奉。就在大食国进入中亚推行回教的时候，该派总教主撒里巴萨察在位时（714-728年），还在飒秣健（撒马儿罕）建立了一个大主教区，然后为了避免和回教冲突，因此进一步向东方（新疆和内地）发展，从唐朝一直持续到元朝，景教在西域、漠北和中原都有较大的发展。另外，东部地区还有佛教和摩尼教（就是明教），几百年来，波斯和昭武九姓地区一直是各路宗教汇聚，文化多元的繁荣之地。大食国进入西域起初，对其他宗教还显示过宽容，但没过多久对其他偶像崇拜就采取严厉手段，并且强征重赋，引发西域各地的激烈抗争。
事实上，大食国在波斯和昭武九姓诸国长达一两百年的影响，并没有完成树立回教至尊的历史使命，大食人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而已。即使几百年后的十一世紀、十二世纪，火祆教在波斯和粟特人地区依然有很大影响，之后几个世纪里也没有消亡。甚至西域各部族即便接受了回教后，在近千年时间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既不是逊尼派也不是什叶派，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苏菲派。
之后，像火祆教和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完全消亡，在伊朗偏僻山区和印度孟买一带的帕西人（又译作巴斯人，据说就是波斯人的转音，但实际上这一词是专门指信奉火祆教的印度人）继续流传，并传播到了南亚和东南亚，后来广东、香港、澳门一带在清朝时期都有信奉火祆教的巴斯人，他们的寺庙和墓地有的一直保留到今天（在铜锣湾以“白头教”之名建有一所神庙，香港大学创办人之一么地、律敦治医院名字来源的律敦治，旭和道和碧荔路也都以祆教徒而命名；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附近有一个白头坟场，也是祆教墓地）。而今天的伊朗少数偏僻地区也还有奉行琐罗亚斯德教的村落存在，他们的寺庙大约有五六个。
西域诸国与中华唐朝的渊源
怛罗斯之战涉及的西域诸国主要为当时中国史书中所称呼的昭武九姓，这九姓具体为哪九个其实并不一致，《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其中康安石曹何等感觉有中国姓氏色彩的都好理解，但火寻就是著名的花剌子模，明显和其他几个渊源不一样。《北史》、《隋书》则记载乌那曷、穆国、毕国等也是王姓昭武，所以，这九姓并没有一个确切说法。
而关于九姓的由来也很难理解，尤其对“昭武”的解释。看起来史书的描述有根据，但仔细想想又很难认同。《汉书·地理志》说，九姓的祖籍在河西张掖郡昭武县（今天的甘肃临泽），河西故地本为月氏人、乌孙人所居，后来月氏人大多流落到西域，慢慢演变融合成了中亚的粟特人，以经商著名，因此从西域前来中原的多数胡人都为粟特人，似乎这一解释应该很有条理和说服力。然而，事实恐怕没那么简单。从东汉开始，前来中原的粟特人往往被称为粟弋，再像九姓诸国中最大的康国，在两汉时期也早有康居这一称呼，粟特人或许很难认为是某一个民族或者族群，而像是指代一个地区的好几个民族，他们在南北朝时也往往有专门的称呼——窣利，甚至到隋唐时期例如玄奘西游的时候。
那么，粟特人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当时月氏人就是月氏人，来中国的月氏人本来就有“支”作为汉姓。而像飒秣健（撒马儿罕）为什么叫康国？蒲华（今天的布哈拉）为什么叫安国？赭时为什么叫石国？其实很多地方都解释不清。何况康安米等当时也不属于中华传统姓氏，是模仿而来的汉姓。若从读音演变来看，勉强可以说，赭时是有名的柘枝城（今天的塔什干），流传到中国有非常出名的柘枝乐舞和胡旋舞（还有许多有名的琵琶高手，他们在许多唐诗作品中都留下过历史印记），与石国这一称呼还算有些关联，其它的就很难说清了。而后来五代时期著名的出卖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人的石敬瑭，就是石国人后裔，但他们一家来到中原之后，却另外投身了沙陀族，而沙陀族则是铁勒部族薛延陀部落的后裔，由于他们汗国被灭后，辗转到了沙漠地带边缘，改称沙陀。
但是，昭武九姓的称呼恰恰也是在南北朝到隋唐这一民族大融合时期出现，似乎更明显地体现了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影响，那么，这些不同的叫法之间是不是指代同一个地方和同一批民族？如果他们并非真正华夏民族，有粟弋、粟特或者窣利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冠以“昭武”的头衔？刻意汉化？同样，昭武的来历也是很令人费解的，问题不在于史书上解释中国境内昭武县的由来，从汉代设立昭武，就是为了彰显汉武帝开疆拓土收复河西的功绩，命名“昭武”原本非常贴切，但西域九姓贴上“昭武”的招牌似乎另有由来。
很可能昭武一词也是民族语言的翻译，中国史书认为昭武是王姓，也就是说过去他们是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和粟弋也好窣利也罢，也没多大关系，而是嚈哒人所立，所谓昭武王姓是从他们各自统领的城邦，后来贴上王族标签，而来华的大批昭武九姓真正体现的特点。根据日本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昭武一词的渊源很可能就是当地王姓的构成词，恰恰这也同样存在于嚈哒人中。北魏太武帝期间，嚈哒人正式统治中亚地区，打破过去以康居为统一的大国局面，然后分别有了悉万斤和粟特两个表述，可见《魏书·孝文帝纪》。其中悉万斤就是分解以后的康国，而其他地方也都成立城邦国，粟特当时也算其中之一，为此，后来《周书》还单独有《粟特传》，正说明粟特人是当地部族之一，并非诸胡的统称。
后来，其他昭武诸胡与粟特人善于经商的特点其实有不少的差别，也能说明粟特和昭武诸胡并非一个民族。例如唐朝的昭武九姓往往并不以商业著称，丝绸之路上的传统与这些人似乎绝缘了。大多九姓之人在中原王朝都成为好武尚勇之徒，或者是歌舞人才、医学人士，甚至是杂技幻术师，只有民间才有较多从事经商的西域胡人，而他们真的是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同一个民族吗？事实可能就是他们尽管有种族渊源，恐怕未必是一伙人，又或者随着时代变迁，当地民族构成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过去崇尚经商的可能是我们认为出自粟特的粟特人，尽管昭武诸国也会有粟特人；而昭武九姓，亲近中华、崇尚汉化、起用汉姓的则慢慢发展成另外的诸国胡人，甚至九姓胡人也不一定都是昭武王姓后人，也不止九个国家九个姓氏。他们之间的演变，恐怕就是中亚本地粟特人和外来的月氏人、嚈哒人等互相融合而来，所以，在隋唐史书里还爱用一个略带贬义的称呼就是“杂胡”。事实上所谓昭武九姓本就是一个泛称，并没有一致说法，甚至在《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这样的史书中，前来入贡的九姓诸国官方使臣、国王、王子中，几乎从来没有姓康安何曹石米这样真正属于所谓“昭武九姓”的人，完全体现了这些西域诸国和昭武九姓的复杂性，而德国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撇开这些让人头疼的渊源，自唐朝建立以来，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往来密切。石曹安何穆史诸国在隋朝炀帝开拓西域期间就相继入贡，当然，高祖李渊登基以后他们也继续前来中原，尤其昭武诸国中实力最强的康国于武德七年入朝，而康国之前一直与突厥和亲，如今遣使足以看到唐朝已经慢慢在西域传播了影响。尤其李世民建立天可汗的声望以后，直到唐玄宗天宝末前后一百多年里，九姓诸国入贡留下记载的、官方的就多达130多次，几乎年年不断。因为西域九姓诸国在大食国入侵之后，不管从宗教压迫还是赋税剥削都是各邦民众难以忍受的，为了摆脱困境，便不断求助唐朝主持公道。因为一直以来，唐朝都是维系亚洲秩序的核心，是我们习惯了的天朝上国，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唐朝曾经多次得到九姓诸国的恳求。
696年（万岁通天元年），武则天封康国大首领笃娑钵提为康国王。712年，大食破其城国，国王乌勒伽投降并缔结条约，但于719年（开元七年）上表请唐助其反抗大食。744年（天宝三载）唐封其子康国王咄曷为钦化王，唐朝从太宗高宗年间遭到大食入侵起，对中亚地区的西域诸国就并没有要远征的意思。
米国治弭秣贺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东片治肯特），与康国毗邻，两国关系密切。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为大食国所破。658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谧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718年（玄宗开元六年）二次遣使来唐的米国王迪瓦什蒂奇，于722年被大食人所俘，随即被杀。731年，康国王乌勒伽请唐朝封其子默啜为米国王，744年，唐朝赐米国王为恭顺王。760年以后，片治肯特废弃。
曹国西曹治瑟底痕城（今撒马尔罕西北伊什特汗），也与康国关系密切。731年（开元十九年 ）唐封康国王乌勒伽之子咄喝为曹国王。天宝三载，赐曹国王为怀德王。中曹治迦底真城（在今撒马尔罕西北之凯布德）。东曹为布恩吉卡特，一说在今乌勒提尤别，一说在乌勒提尤别西南之沙赫里斯坦。722、740年曾屈服于大食人，但很快745年就上表唐朝请求内附，直到752年（天宝十一载）仍遣使上表唐朝请击黑衣大食。这一次遣使上表是东曹继武德年间入贡以来，时隔百余年再次遣使长安，足以想见他们对恳求唐朝出兵多么急切。之后，天宝十三载，东曹国王再次联合安国副王和诸国联合上表请求与唐朝共同讨伐大食，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的一次外邦蕃臣上表，但唐朝仍然只是安抚和劝慰。
何国在屈霜你迦（今撒马尔罕西面）。唐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贵霜州，任何国君主为刺史。
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唐高宗显庆时为安息州，任安国王为刺史。其王别顿之遗孀可敦在7世纪下半叶曾多次领兵抗击大食入侵，其子安国王笃萨波提一度被篡位，709和710年，由大食埃米尔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重立笃萨波提为王。但719年（开元七年）笃萨波提却向唐朝上表乞师以抗大食，后被大食人所杀，其子屈底波也曾遣使来唐，751年为大食人所杀。
石国在658年（显庆三年）唐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713、714年遭到大食国侵入。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721年（开元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请求唐朝讨伐大食。739年（开元廿七年）莫贺咄吐屯相助唐朝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受封为顺义王。740年，大食埃米尔纳斯尔再次入侵。753年唐朝封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石国至762年(宝应元年）尚遣使朝贡于唐。
另外，火寻也曾在751年遣使请击大食。
世事的演变显然不是某一方可以完全掌控，隋末唐初，这些九姓胡人大多受突厥政权统治，唐朝打败突厥迫使臣服后，以突厥和康国为主要首领互相羁縻，然后隶属唐朝设立的安西都护府。但是，突厥诸部一直反复，唐朝在平定他们的同时还把不少西域胡人迁入内地安置。结果，原本颇有历史传统的“移民”策略，在国际外部形势和唐朝内部问题上统统留下了安全隐患。
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塞外单于大都护府管内突厥降户反叛，北方大乱。为防突厥胁迫勾结灵州境内粟特人反叛，在灵州境内置鲁、丽、塞、含、依、契6个羁縻州(史称“六胡州”)，授予九姓各部族首领相应官职。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在灵州辖境置兰池都督府（治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境内），分置六胡州为县。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六胡州居民因“苦于赋役”，以康待宾为首，康、安、何、石等众多九姓胡人聚众为乱，攻陷六胡州。当年，康待宾被俘，送京斩杀。次年，康氏家族的康愿子重新起事，唐朝再次平息反乱之后，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同年，强制迁徙六胡州叛众5万余口于中原腹地，“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开元十八年(730年)，又将已迁到中原的胡户回迁灵州旧地，复置匡、长二州。可以看出，唐朝前期九姓胡人内迁的数量至少在5-8万人之间，这绝非一个小数目。而且，在这次六胡州之乱后，第二波九姓胡人引发的大乱就是天宝末年划时代的“安史之乱”。不仅如此，从贞观年间开始，在六胡州中间，还安插了另一个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民族——党项，随着安史之乱平定，驱散了各地昭武诸胡，党项便借助拥戴李唐王朝而占据灵州、夏州之地，成为后来显赫一时的西夏王朝发家资本，党项拓跋家族受到册封，也就是李彝兴、李继迁、李德明和李元昊他们一家人姓李的原因。
对于唐朝来说，六胡州位于灵州和夏州之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些从西域迁入中原的昭武诸胡并非一朝一夕，照理也并非一定会是祸患；同样，六胡州也不一定就是未来李唐王朝大乱的根源。但是，历史又确实是在某个时候种下了因，方才在另一个时候结出果。若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早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从碎叶一路往东，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等地已经都有昭武九姓的聚落。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多人。显然，在漫长的时代里，他们已经在整个西北地区遍布，而且随着李唐王朝的民族迁移政策，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数万到十数万多的庞大数量完全深入中原腹地。
可能乍一看觉得夸张，为什么唐朝会忽然形成动摇盛世根基的安史之乱？又为什么它可以成为这样的分水岭？绝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安史之乱和怛罗斯之战是一次连锁反应，也就是国际形势和内部问题相继发生，跟着吐蕃、南诏、回纥与内部藩镇完全将李唐王朝的盛世之梦击得粉碎，而噩梦发生的“肇事者”就是来自西域的昭武九姓胡人。尽管他们过去恰恰还体现出唐朝上下对外来文化非常热衷与接纳的“天朝胸襟”标志，是不是显得有一些讽刺？当然，开放并不是罪过，但唐朝却没有处理好开放可能会带来的后果，是否对照今时今日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呢？
唐朝时期的外来文化影响绝非是看看贵族的坟墓壁画，宫廷用品和传世图画就能有感受，这些都是达官显宦和宫廷妇孺的影子，唐朝民间的真实情况如何？多数人还是难以探究真相，但要说反映世俗风情的面貌却不是没有线索。
很多人都知道著名的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讲述中原南方洞庭湖畔一个颇有神话色彩的爱情故事，说在唐高宗时期，书生柳毅参加科举失败，返乡途中遇到龙女在路边哭泣，诉说婚姻不幸，柳毅动了侠义心肠帮助龙女去寻求她的父亲龙王。柳毅来到洞庭湖找龙王，护卫说到龙王去听火经，这是故事里的一个小细节，但恰恰说明了一种民俗现象，就是昭武诸胡带来的火祆教影响深入中原的证据。并不是笔者在此故弄玄虚，这一细节是著名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最早揭示出来的，文化和种族之间的关联在陈寅恪先生的唐史研究中是一个核心问题。
唐朝对于各族的处置，一直存在或多或少的偏差，归根结蒂是站在中原立场，这一点是要命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起初，他们并不愿意深入中亚，一是有过于遥远的原因，二是在于他们第一对手并非遥远的大食国，在初步解决突厥外，昆仑山以南的吐蕃一直威胁着边疆。尽管都知道文成公主和亲与吐蕃有过一段安宁，吐蕃承诺给面子不会骚扰中原腹地，但对西域是念念不忘的。
随着归属唐朝的西突厥弥射、步真可汗相继死去，西突厥“十姓无主，附于吐蕃”，吐蕃政权趁唐朝对西域管辖的松弛，积极开拓，从贞观十二年(638)至龙朔三年（663），吐蕃不断进攻甘青一带的吐谷浑，最后吐谷浑王诺曷钵率余部迁于河西。吐蕃择其王室余裔立为可汗，于公元689年嫁以墀邦公主，建立了两族王室间的紧密联系。
高宗龙朔二年，西突厥弓月部（弓月为今天新疆伊犁通往阿克苏的古道，唐朝在古道北段起点，今天的霍城县境内修建了弓月城，也就是后来蒙古时期察合台汗国首府阿力麻里城）便“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麟德二年(665)，弓月、疏勒等又“共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阗”。咸亨元年（670），吐蕃“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造成唐朝前期一次史无前例的边疆危机。至仪凤二年，吐蕃又联合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寇安西”。8世纪初，吐蕃攻占鄯善。开元三年(715)，吐蕃联合大食共攻拔汗那（今中亚费尔干纳地区，昭武诸国之一）。开元五年，吐蕃与突骑施、大食“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开元十年(722)，吐蕃围攻小勃律（克什米尔东部拉达克地区）。开元十五年，与突骑施围攻安西。开元二十年(732)，又西击勃律。
所以，尽管唐朝声威远播，但边疆一直危机四伏。对于鼎盛时期的吐蕃，加上反复无的突厥诸部族，唐朝在西域的羁縻政策已经显示了难以有效地管理，如果真是太平盛世，倒不会有什么问题。一旦遭遇冲突，唐朝往往陷入被动，怛罗斯之战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爆发，同样，李唐王朝也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放弃了昭武诸国，黯然退出西域中亚地区。
怛罗斯之战的起因
在怛罗斯之战前，唐朝在西域已经和大食国有过冲突，同时也和吐蕃有关系。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唐玄宗继位不久的开元三年，吐蕃和大食国联合进攻拔汗那(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拔汗那这一地方在古代为大宛国，但其部落则据说是古代乌孙的后裔，内附唐朝已久，原本分立大小国王，一个在呼闷城，一个在渴塞城，也沿袭了过去乌孙传统。吐蕃与大食共同扶立阿了达为拔汗那国国王，并发兵向拔汗那王遏波之进攻。遏波之兵败后逃到安西都护府(治龟兹，在今新疆库车县东郊)，向唐军求救。
此时，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都护郭虔瓘刚去世不久，由沙州刺史张孝嵩接任，跟着又出任监察御史，正在安西巡察。张孝嵩为中原南阳邓州人，原是一个文人，但喜好前往边关建功立业。他接到军情后，立即对安西都护吕休璟说：“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一》)由于张孝嵩有机断专行的权利，所以吕休璟将指挥权交给张孝嵩。张孝嵩率附近各部落兵马万余人，由安西出发，一路向西挺进数千里，连克数百城，并于十一月直入拔汗那境内。张孝嵩指挥唐军向阿了达发起猛攻，张孝嵩身先士卒，与城内守军展开激战，连破阿了达3座城池，俘斩千余人。敌兵崩溃，阿了达和残兵数十骑逃入山谷躲避。随后张孝嵩传檄诸国，大唐声威再次远播西域。大食、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罽宾(今阿富汗东北)等8国皆不敢与唐军争锋，相继遣使请和。而准备乘机借袭西域的突厥阿史那默啜闻讯后，也急忙退兵漠北。此次作战，张孝嵩在情况危机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又能够身先士卒，使诸部兵马与唐军团结一致，这才在情况不利于己的情况下迅速安定西域。但张孝嵩在取得胜利后，不但没得到封赏，反而被关进凉州监狱(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后又被贬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兵曹参军，原因是有人控告张孝嵩贪污。不过，由于边疆危机不断，很快他又回到北庭任上。开元十年(722年)，吐蕃包围了小勃律都城孽多(今克什米尔西北吉尔吉特)，相继攻占了该国九城之地。小勃律王没谨忙一面竭力抵抗，一面写信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孝嵩：“勃律，唐西门。失之,西方诸国皆墯吐蕃，都护图之。”(《新唐书·吐蕃传上》)张孝嵩深知小勃律对西域安危的重要，立即派疏勒副使张思礼率蕃、汉步骑兵4000人前去增援。张思礼率兵昼夜兼程，克服了高原缺养的困难，一举翻越了帕米高原，赶到小勃律。没谨忙见唐军已至，立即乘势出兵联合夹击吐蕃军，大破其众，俘斩数万人。
正因为张孝嵩两次对外用兵，大食国对西域的争夺并不顺利，昭武九姓诸国对唐朝难得的积极出击感到无比振奋（对比前面提到的唐朝多年来开出空头支票的安抚劝慰，可以想见诸国君臣终于等到唐朝官军前来的心情），也就持续对大食进行反抗，一时间成为拉锯状态。
总体看来，在吐蕃的干扰下，大食国已经初步占据中亚，但是，唐朝方面同样不愿意就这么失去昭武诸国，于是，转而扶持突骑施部落首领苏禄可汗来协助统领西域诸部落。开元十二年（724年）白衣大食叶齐德二世殁，希沙木继为哈里发，再遣大军攻东拔汗那，围其都渴塞城，爆发渴水日之战，大食军大败，后卫主将战死，导致已经投降的康、石诸国复归于唐。724至727年，突骑施部落渗入昭武诸国，远至康国本土。726年，突骑施为防卫骨咄（帕米尔以西）与大食交战。这一段时间，突骑施部落在昭武诸国是作为唐朝代言人而出现的。突骑施败亡之后，大名鼎鼎的高仙芝终于登场了。
高仙芝为辽东以外的高句丽人，出身将门，父亲高舍鸡。起初，高仙芝随父亲在河西从军，后立下军功，官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高仙芝姿容俊美，善于骑射，20多岁就已和父亲地位相当。不过，他在安西四镇节度使田仁琬和盖嘉运手下时，并未受到重用。后来夫蒙灵察担任节度使，发现了高仙芝的才干，一再提拔。到了开元末年，高仙芝已官至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这就是夫蒙灵察于天宝初年平定达奚部之乱，高仙芝让其眼前一亮。
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在天宝二年后将“年”改为“载”，一直延续到唐肃宗至德二载，之后才又恢复为“年”），高仙芝受命领军万余人征讨小勃律，原因是吐蕃与小勃律联姻，小勃律及其周围20余部归附吐蕃，不再向唐朝贡。唐朝安西节度使、大都护田仁琬、盖嘉运曾数次派兵讨伐，皆不胜。高仙芝这一次行动依然挑战极限，像张孝嵩张思礼一样翻越帕米尔高原。经过二十余日艰苦行军，到达葱岭守捉（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然后沿兴都库什山北麓西行，又经二十余日到达播密水（今阿富汗瓦汉附近），再经二十余日到达特勒满川（今瓦罕河）。随后，高仙芝兵分三路，会攻吐蕃在中亚的阵地连云堡（今阿富汗东北部喷赤河南源兰加尔），当年八月，高仙芝大获全胜，押着小勃律王和吐蕃公主经赤佛堂路凯旋而归。随后，代替夫蒙灵察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天宝八载（749年），加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员，一个儿子也被授五品官，可谓荣宠。
同年十一月，吐火罗（小勃律以西，今阿富汗北部）叶护（系古代民族政权职务，多由贵族出任）失里怛伽罗上表：“师王亲附吐蕃，困苦小勃律镇军，阻其粮道。臣思破凶徒，望发安西兵，以来岁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高仙芝奉命出军。从安西到竭师国（今巴基斯坦奇特拉尔）的距离还要远于小勃律，由于有了第一次远征的经验，高仙芝这次准备更加充分，加上形式对唐军有利，唐军的行军虽然艰苦，但却很顺利。天宝九载（750年）二月，高仙芝击败了竭师国的军队，俘虏了竭师王勃特没。三月十二日，唐朝册立勃特没的哥哥素迦为朅师王。就在高仙芝军功达到顶点时，高仙芝忽然抛出一句石国王“无蕃臣礼”，领兵前去讨伐，酿成怛罗斯之战最直接的导火线。
高仙芝为何要讨伐石国？多年来史学界意见不一。大多数中国的学者以汉文史料记载，认为因石国王藩臣之礼有亏，因此高仙芝奏请讨伐。可对照史书，石国一向对唐朝是友好的，多次朝贡不断：天宝二年（743年），遣女婿康国大首领泰染缅献方物；天宝五载（746年），遣使献骏马十五匹，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也遣使献方物；天宝六载，遣使献马；天宝八载，派王太子远恩入关朝觐。石国王那俱车鼻施继位之后，对唐朝忠诚，被唐玄宗册封为怀化王，并赐予优待和免罪铁券。当高仙芝领唐军到来后，那俱车鼻施并未抵抗，出城约和。高仙芝假意遣使者将那俱车鼻施骗到长安，然后趁乘其不备，出兵掩袭，俘虏石国部众，随后纵兵杀掠。这次行动，高仙芝共获石国“瑟瑟十馀斛，黄金五六橐驼，其馀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高仙芝从石国回军途中，又诬蔑突骑施反叛，攻打并俘虏了移拨可汗。由始至终高仙芝都积极主动，却给唐朝带来严重的后果。
据阿拉伯史料记载，高仙芝在破竭师国的回程中，应拔汗那王之请而击石国。石国王那俱车鼻施被擒至长安后，遭到斩首。拔汗那国此后则频频派遣使团远赴长安，应有酬谢唐朝为己出兵平怨之意。如果对照汉文史书，在怛罗斯之战所发蕃兵中，除葛逻禄部众外，西域诸胡中也就仅见拔汗那兵力较多，显然，高仙芝这一行动也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好大喜功。
高仙芝之所以讨伐石国，一方面在于石国、拔汗那不和而为拔汗那讨之；另一方面，据日本学者前峙信次研究，石国之战还有石国与黄姓突骑施相互勾结，扰乱了唐朝在碎叶川一带的利益，引起唐朝对石国不满。 中国史书记载高仙芝入朝献俘之事，一致显示事后打击突骑施部落的重要性：
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执突骑施可汗及石国王。（《新唐书·玄宗本纪》）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安西四镇节度、特进兼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摄御史中丞高仙芝，生擒突骑施可汗、吐蕃大首领及石国王并可敦及杰帅来献。（《册府元龟·卷一百三十一》）
史书在列举这些俘虏时，都将突骑施可汗放在最先，其次是吐蕃大首领，然后才是石国国王及可敦，最后是羯师。这种排序方式应该是体现唐朝人眼里的重要程度，突骑施可汗被置于最先，无疑表明突骑施在当时唐人眼里的重要性，但对这个可汗的底细，以及高仙芝为何捉他却未着一字。日本学者前峙信次认为，高仙芝擒获的是与唐朝对立的黄姓突骑施所立的可汗；因为从740年石国副王莫贺咄吐屯与唐朝共击吐火仙可汗等黑姓突骑施来看，石国和黄姓突骑施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分析石国和唐朝之间的关系，不能脱离开与突骑施的关系，这从以下材料也可得到证实：从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旧唐书·李嗣业传》）四镇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等贼（《唐天宝十载二月十二日制授张无价将军官告》）
在这一串史实中，可能多数人难以分清原委。突骑施本身就是突厥部落之一，起初唐朝也扶持突厥可汗，突骑施部也继续听命突厥。但突厥叛服无常，迫使唐朝屡屡动兵。正如前面提到，在突厥政权瓦解后，突骑施已经拥戴李唐，成为隶属安西都护府，维持唐朝在西域的重要力量。武周时期，699年，乌质勒遣子入朝，706年，受封为怀德郡王。708年，封西河郡王，使者未至而乌质勒死，子鹿都督娑葛代统其众，胜兵至三十万，封之为金河郡王。所谓黑姓和黄姓，黄姓正是娑葛的后代，而黑姓则是苏禄可汗的后代。他们虽然是唐朝的蕃臣，但也有过唱对台戏的时候，如娑葛的部将阙啜忠节与之不和，向唐朝宰相宗楚客行赂，得到了宗楚客扶持。这个宗楚客在武周时就负责处理突厥和西域各部，此时宗楚客又与韦皇后、武三思为一伙，权势极盛。娑葛不满朝廷态度变化，就袭擒忠节，杀唐使冯嘉宾，败安西副都护牛师奖，一度为乱。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以娑葛理直，表请赦免其罪，娑葛于是又归降。而苏禄可汗如前面提到，他在唐玄宗时期为稳定边疆各部尽了不少职责。但随着势力坐大，同时也和突厥、吐蕃结亲，后来他和安西都护杜暹有嫌隙，曾经联合吐蕃兵劫掠安西四镇，围困安西城，直到逼杜暹入朝为相，才恢复遣使入朝。
所以，如果仔细了解当时西域方面朝廷与番邦，安西四镇机构和当地各部族的关系，就能看出，高仙芝少年得志，成长于边塞，立功不少，位居西域方面最高长官以后，他改变了过去的保守策略，变得十分主动。于是，他出兵讨伐石国、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三件事，其实是一系列的举动。史料在提到突骑施时前面皆冠以“背叛”一词，这两个字已揭示出高仙芝出兵突骑施的原因。除石国、突骑施，史料也都提到了九国胡，就是指昭武九姓胡人。据记载，碎叶川有流落该地的昭武九姓。也就是说，石国不仅与反唐的黄姓突骑施站在一起，而且还得到一些流散的昭武九姓支持，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控制。因此，高仙芝借讨伐石国之机，乘胜对其一并打击，这一行动的初衷并没有什么过失，反而体现了高仙芝希望振作朝廷的态度，并且有效实行唐朝在西域管辖力度的一种积极态度。然而，由于高仙芝在这次行动过程中的过激行为，最终引发次年的怛逻斯之战，再次揭示了历史绝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深刻规律。
怛罗斯之战的经过
就在高仙芝忙于对付吐蕃和稳定西域的时候，大食国已经改天换地。公元750年4月26日，大食国首都大马士革被攻陷，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为黑衣大食）建立。高仙芝正前往讨伐石国和突骑施，然后兴冲冲回京师长安献俘，接受唐玄宗嘉奖，获得开府仪同三司的至高荣誉。
在长安，石国国王被斩首，石国王子逃回碎叶川部落，将高仙芝欺诱贪暴之事遍告诸胡。诸胡部落对唐朝感到失望，于是转而联合大食国欲攻打安西四镇。黑衣大食新立，刚好以此为借口扩张，在昭武诸国树立威信。高仙芝得到情报后于天宝十载四月（751年），领军从安西出发，准备先发制人。
翻过葱岭，越过沙漠，经三个月长途跋涉到达了怛逻斯，并迅速围城。据阿拉伯史书《创世与历史》记载，大食人在接到高仙芝要进攻的消息后，驻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里）的总督阿布·穆斯林（就是前面提到的扶持阿拨斯家族的波斯首领阿布·穆斯里姆）立即下达命令，部将塞义德·本·侯梅德带部下数千人抢先驻守怛逻斯城中，加强防守，为大军赢得时间。怛逻斯，一个过去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河畔城池，将因为这一战而永载史册，并深刻地影响后世。这个地方大致位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奥李-阿塔（今塔拉兹）附近，为什么高仙芝会选择攻打这里？很简单，怛罗斯实为石国第二大重镇。
唐朝方面，主将高仙芝，副将为李嗣业，别将为段秀实，兵力为安西都护府二万汉军，蕃军有拔汗那以及葛逻禄部约二万多人。当时“安西节度兵二万四千”，为了怛罗斯之战，高仙芝出动安西都护府八成以上的兵马，说明他为此倾尽全力，也对这一战进行充分准备。
唐军为马步混合部队，即使步兵平时也以马代步，作战的时候才下马作战，每六人或十人就配有其他一定数量马匹或骆驼充当运输物资，不过需要自行购买。因此，唐军战斗力一向强大。大食国方面的兵力为呼罗珊本部四万人，加上已经被大食国控制的昭武九姓诸国兵力十余万，总兵力当在十五万至二十万之间。显然，大食国和西域联军占了绝对优势。
在整体素质方面，呼罗珊是大食国历代经营的重镇，又是阿拔斯王朝起家的地方，呼罗珊骑兵在大食国中属绝对的精锐力量，同时马匹也占了绝对优势，阿拉伯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种，这也是唐军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唐军在装备方面有相当优势，步兵用陌刀，砍杀威力极大，列阵则“如墙而进”，肉搏威力不减，史载李嗣业用陌刀肉搏“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骑兵方面则是轻重结合，一般使用马槊，在近身肉搏时候用横刀，也就是“唐样大刀”，相当锋锐。唐军的铠甲以明光铠为代表，重量更加轻，但是防御力却大大的提升。另外还有一个优势是强弩，唐军一般使用四种弩，伏远弩射程三百步（450米），擘张弩射程二百三十步（345米），角弓弩射程二百步（300 米），单弓弩射程百六十步（240米）在不同范围均可以形成威胁。大食国的联军在这些方面则逊色不少。
可以说，盛唐时代的唐蕃联军是战斗力极强的，战役爆发后，高仙芝大军仍然取得一定优势。齐雅德和另将领艾布达·乌德·哈里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召集河中的驻屯军一万人火速赶往怛罗斯城增援（可能还包含阿布·穆斯林的一部分部队），高仙芝连续攻城五天，大食国大批援军赶到，从背后袭击唐军（《旧唐书·段秀实传》载：围城五日不克），形势发生惊天逆转。
到了第五日傍晚，在外围作战和负责警备的葛逻禄兵马突然后退，导致唐军阵脚大乱。他们从背后包围了步兵并且断绝了与骑兵的联系。而大食联军乘唐军混乱的机会，出动重骑兵突击唐军的中心大阵，连日征战的唐军在内外夹击下支撑不住，终于溃败。高仙芝在夜色掩护下单骑逃脱。李嗣业、段秀实收拢散兵游勇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蕃军联军中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造成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恐大食追兵赶上，不惜对盟军大打出手，挥舞大棒毙杀百余名拔汗那军士，才杀开一条血路，残余数千唐军才顺利撤退。
此前李嗣业曾劝高仙芝弃兵逃跑，被段秀实斥责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在收拢残兵之后，高仙芝并不甘心失败，依然想再进行一次反击，在李嗣业等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最后高仙芝只得引残兵千余人逃至安西。整个战役唐蕃联军大约杀敌七万余众，对出动约十六七万的大食国和西域联军来说，也算遇到重创，但唐蕃联军约四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也是败得一败涂地了。
整个怛罗斯之战中，葛逻禄部的倒戈成为关键，为什么会这样则是一个谜。巧合的是，在西域近千年的历史上，除了这次怛罗斯之战，他们还会扮演一次划时代的重要角色。作为铁勒诸部之一，葛逻禄部从唐朝立国以来的百余年中，先跟随突厥，后跟随薛延陀，再跟随突骑施、回纥等等，也渐渐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看看这一段历程，也大致能够明白，他们一直善于“见风使舵”。在其他部落风流云散后，回纥称雄漠北，葛逻禄部则在西域金山一带扎下脚跟。原本他们对唐朝也臣服，但也看到唐朝在管辖各部方面，一贯利用互相掣肘的小算盘。因此，随着诸国大举东进，唐朝官军竟然失去天可汗的声威，葛逻禄部迫于形势和投机心理，在危险重重战场中改变了态度。当时，他们在外围单独对抗诸国联军，可能被大食国收买，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哗变，总之，他们改变了高仙芝和李唐王朝在西域的命运。
战役之后，葛逻禄部确实在西域获得较为有利的发展壮大。唐朝后期回鹘西迁进入西域后，他们依然地位不动，互相杂居。到辽宋金时代再到蒙古元朝经历三四百年（元朝成为哈剌鲁部），即使有喀喇汗王朝、李氏于阗、高昌回鹘、安西回鹘和西辽王朝等政权分分合合，他们一直都是西域历史上重要而有影响的部族。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正是这个葛逻禄部，借用与康里部（据说是南北朝高车人的后裔，同样也是蒙古时代钦察人的一支）的恩怨再次掀起了契丹西辽王朝与西方塞尔柱王朝之间的又一次决定西域命运的卡特万会战（公元1141年9月9日）。
认真说来，也很难想像，唐宋以来伴随葛逻禄在金山（今阿尔泰山）和伊丽水（今伊犁河）之间的壮大，其中一部分葛逻禄人随原本生活在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的乌古斯人西迁。这个乌古斯人慢慢迁往中亚和西亚，正是塞尔柱人、土库曼人和更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前身，这些民族之中其实也都有葛逻禄部族的血统渊源，历史一向就是这么铁血无情，历史也从来就是这么充满讽刺意味和悲剧精神。
怛罗斯之战的结论
怛罗斯之战后四年，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唐朝兴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爆发。高仙芝奉命征讨叛军，在防务空虚、兵不习战的情况下驻守潼关。这位高句丽族名将仍然证明他具备出色的军事才能，一度保卫了长安。遗憾的是，年老昏聩的唐玄宗听信谗言，斩杀了高仙芝，然后自己却踏上逃亡之路，再也没能保住他的“天可汗”之尊。
从当时来说，怛罗斯之战的败绩对唐朝不过是“胜败乃兵家常事”。高仙芝被调回中原，他的属下、著名诗人岑参的好友封常清升任安西副都护。仅仅两年，唐朝在西域的实力就有所恢复，似乎并没留下多少阴影。但是，暗流隐藏在表相之下汹涌着，而史书所记录的往往只是表相而已。
怛罗斯之战，唐军确实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大食国虽然获胜，也没有敢继续趁胜追击。就是说，唐朝的出击确实阻止了回教势力的东进。反过来，大食国获得巩固中亚的时间。因为大食军的主将阿布·穆斯林功高震主而被谋杀，手下大将齐雅德、伊本·萨里也相继被处死，余部在呼罗珊一带作乱，大食国忙于平乱，对遥远的中国已经有心无力。同样，唐朝也由于安史之乱，在七八年里都穷于应付，也只能放弃在中亚与大食国争夺。
当然，对于西域诸胡来说，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在唐朝和大食国之间都有较为复杂的变化。虽然有些小国投靠了大食国，但更多的时候，昭武诸国还是对唐朝更为亲近。包括战役的导火线石国，战后仍然归心唐朝。有不少文书资料显示，唐朝也依然同中亚各地往来密切，甚至还与对手大食国交上了朋友。例如天宝十五载（756年），拔汗那与大食国还派兵帮助唐朝镇压安史之乱。之后的40多年里，黑衣大食来华的17次记录，自怛罗斯之战后的6年，每年均有大食国使臣来朝，仅753年就来了4次，可见十分频繁，双方关系也得到改善，可谓“不打不相识”。而大食国之所以会对唐朝有较大的转变，也因为怛罗斯之战掳获众多唐朝人丁，见到中原不少的先进文明，例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中华以外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是随着怛罗斯之战的唐朝虏而出现在康国飒秣健（撒马儿罕），更后来传到大食国，最后到达欧洲。其次，甚至有资料显示，后来有中国的泥瓦工匠帮助大食人修筑巴格达城（前面也提到，762年，巴格达城正式成为黑衣大食的都城）。
同时，在当时被俘虏的唐朝人中，包括有第一个成功前往过非洲大陆留下记录的中国人杜环，他是著名宰相和史学家杜佑的侄儿，也是著名诗人杜牧的叔父。杜环原本应该是高仙芝身边的幕僚，随他出征怛罗斯，但不幸被俘虏，一路西行游历黑衣大食近十年，写下见闻《经行记》，直到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从海路返回中原。虽然杜环不像前辈玄奘法师那样出于个人宏大的志愿，也不像后来的郑和那样带着官方的重大使命，但杜环毕竟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留下了重要的世界信息。伴随怛罗斯之战，他也是一个不应该被后人忘怀的人物。
再放宽历史的眼界来看，如果从大食国和唐朝的战役经过，整个怛罗斯之战其实依然有许多的争议。例如在唐朝一方来说，原本对西域十分保守的朝廷是否真的想要打击大食国？还有这一次战役是否代表整个黑衣大食的意愿？事实很可能确实有些不一样，响应昭武九姓胡人前往迎战唐军的是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事后不久他也没有好结果。正如高仙芝代表唐朝主动出击，他本人的行动也以失败收场，还对唐朝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但作为大食国一方，则反而对唐朝有了更加主动的接触。
黑衣大食的立国其实和白衣大食并不一样，倭马亚家族多年实行对外扩张，在波斯和中亚到处盘剥，民间反抗此起彼伏，而阿拨斯家族取代倭马亚家族后，主要任务都在于寻求稳定，镇压各处的反抗。但恰恰阿拨斯家族仰仗的阿布·穆斯林是开国功臣，是一个标准的权贵，不仅独霸一方，且染指宫廷，干涉朝政，结果，为了在昭武诸胡中树立回教政权的威信，终于造成与高仙芝在怛罗斯的交手。
尽管这一战役的宗教因素并不算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也不能说，因为唐朝在怛罗斯的失败，让回教的传播在中亚地区占据上风。正如前面提到，即使再过上几百年，回教也仅仅是西域地区众多的教门之一，作为多元文化汇聚之地，其重要证据就在于一个“杂”字，如果回教在怛罗斯之战后，很快就在昭武诸胡中站稳脚跟，么，此后一千年里，就不大可能有号称多元文化繁荣的西域魅力了，就只能看到回教文化一家独大的局面，历史绝非如此。
然而，怛罗斯之战，又毕竟是回教在西域肇兴的标志，只不过历史使命的完成要等到后来的蒙古人。从长远看来，确实也算改变西域命运的转折点。同样，李唐王朝的衰弱是因为安史之乱，而怛罗斯之战却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直接起因之一。历史的链条是由无数的环节组成，怛罗斯之战、昭武诸胡和唐朝的边疆政策恰恰都是这一阶段重要的环节，然后才形成了唐朝前期近百年的西域形势，最终失去了对西域尤其是中亚地区的主导权。所以，这才有了本文开始所引用的巴托尔德的话，可见这一事件仍然有不可忽视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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