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和1930年间，由于郭沫若和鲁迅在文学上的主张和政治态度的不同，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干将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他们以《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向鲁迅发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鲁迅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刚从广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与创造社组成联合战线。鲁迅也不甘示弱，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了回答。在论战中，创造社元老郭沫若亲自操刀，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写道：“鲁迅先生的时代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建过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鲁迅当时并未回击，至1932年8月，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文章中，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鲁迅的评价，受不少人赞同。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面对全国人民哀悼鲁迅的形势，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转向，连夜写了《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鲁迅的死，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接着，他又用日文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的悼文。说“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甚至说自己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追悼鲁迅。11月3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日华学会举行悼念活动，郭沫若也匆匆赶到现场，在悼念会上高喊：“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在“文化大革命”中纪念鲁迅时，郭沫若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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