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表面上看似乎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但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她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比如，《红楼梦》第38回，她就作《螃蟹咏》，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而她自己最喜爱的词曲，居然也是一首富于孤愤、反叛色彩的《山门•寄生草》！由于受程高本的误导，红学界对薛宝钗思想性格的认识长期偏离实际情况。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薛宝钗“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但事实却是，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钗恰恰因为自己的个性而得罪了家长！如小说第22回，宝钗就曾一首《更香谜》，引得贾政大为扫兴，以为是“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第40回，在贾母携刘姥姥参观大观园的时候，宝钗蘅芜苑那“雪洞”一般朴素的室内布置，又引起了贾母的大为不满，认为是在亲戚面前很扫了她的面子。贾母对宝钗，一则曰“使不得”，二则曰“不象”，三则曰“忌讳”，四则曰“不要很离了格儿”，五则曰“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全是清一色的负面评价。到后来，“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的时刻，贾母命自己所心爱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与自己同坐主桌，却惟独将宝钗排挤到了主桌之外，同李纹、李绮辈坐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宝钗在贾母面前由“受宠”转为“失宠”的重要标志。如果宝钗真是“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她何以会落到如此结果呢？可见，在曹雪芹的原著中，宝钗恰恰是最不屑于玩弄什么“城府”，以讨好家长的人！正好，脂砚斋对于钗、黛写应制诗一事的评语也是：“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对弱者真切的同情，却对权势者“不屑”，这才是宝钗行事的基调！
另一种观点也同样错误不堪。即认为宝钗“热衷于仕途经济”，只会“谈讲谈讲仕途经济”。事实正好相反，宝钗恰恰与宝玉一样，最痛恨当时的官场、最痛恨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这种官场人物！宝钗劝宝玉读书做官，不过是希望宝玉能够掌握权力，去消灭那些“禄蠹”而已。正如她在《螃蟹咏》里所说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由于宝钗对宝玉的直言进谏，她的话还一度引起了宝玉的误会，以为那是所谓的“混帐话”。但误会终究是误会，后来宝玉读到宝钗所作的《螃蟹咏》，也禁不住要为宝钗愤世嫉俗的思想叫好，高呼“写的痛快”！耐人寻味的是，被宝玉当成是“从不说混帐话”的“知己”的那个林妹妹，后来却一再真的拿“混帐话”去劝告宝玉，告诫他说：“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而且，在对待贾雨村的问题上，宝玉、黛玉的态度几乎判若天渊！宝、黛之间这种似近而实远的情况，倒与宝玉、宝钗那种似远而实近的情形，形成了一种反向的“鲜明对比”。
对于书中的这种情况，曹雪芹生前的知己——脂砚斋倒是洞若观火。他（她）很早就已经指出，在这些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上，“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所以，宝玉与黛玉看似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思想立场却南辕北辙；宝玉与宝钗看似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选择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基于对当时那个社会的极度愤懑！
故而，作者借他的化身——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之手，为宝玉、宝钗安排了一场“金玉良姻”。这场婚姻的目的，就是借助宝钗在老庄、禅宗等“出世”哲学方面的“博知”，来引导宝玉“悟道”，并最终推动他出家为僧，使沉迷于红尘中的顽石尽快返回大荒山。而事实上，在曹雪芹的原著中，宝玉的第一次“禅悟”，就是宝钗向他推荐的那首《山门•寄生草》给引出来的。这就叫做“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在脂评本的后三十回佚稿中，宝玉最后在宝钗的引导下出家为僧。宝钗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尘世幸福，付出了半世孤凄的代价。但她却并无怨言，因为帮助所爱之人解脱精神上的痛苦，正是她一生的使命。这就是脂批所提示的“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
程高本后四十回显然篡改了曹雪芹原来的构思，抹杀了原著中宝钗引导宝玉“悟道”的重大主题。致使后来的论者对宝钗结局的评说，皆发生了一系列的误判。这明显是对曹雪芹原著的极大歪曲和亵渎！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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