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让自己的爱远隔千里？为什么他们能够忍受无尽循环的离别和告别后的孤独呢？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有时也有好处。另一方面这种生活方式通常也不是自愿选择的，而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如找到一份要求灵活跨地区的工作。埃里·鲁瑟尔·赫希尔德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描绘了工作岗位对年轻壮志的科学工作者的要求：只管跟着职位走，不要顾虑个人或者家庭的情况……一旦有一份更好的工作，哪怕只有一点小小的改善，就算横跨整个国家也要去。（赫希尔德，1975，49页）

　　此后工作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从经济领域渐渐扩散到许多其他领域。有些人讲，异地恋的人是爱情的游牧民族和单细胞体，他们的笔记本里总有两样东西：移动办公室和虚拟爱情。

　　当工作和职场高于一切，连私人事务也失去了专属空间，那么异地恋就成为多余的爱。异地恋在某种意义上被打包在旅行箱里：四四方方、随手拈来的爱情，好像旅行卫生袋中的电动牙刷，随处在哪里都可以插电--即插即用，牙齿瞬间亮白。一心孤身创业的人与电动牙刷式的爱情很相配。

　　现在的社会没有了孩子的位置。在异地恋中的“我们”只有一个公式：两个人对自己的爱加上作为兴趣的职业，不要孩子。“我们”不需要下一代，也就没有未来。这就是在激进的个性化社会中剩余的我们。

　　那些为了寻求自由而放弃孩子的人，也很坚定的放弃了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然后他们就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抓住机会，工作要求的任何时间或地点都不在话下。在全球劳动市场中恋爱的基本模型就是异地恋。全球资本主义和异地恋实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

　　由此，在超越民族和国界的资本和冲破传统家庭固定模式的异地恋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异地爱情与普通家庭模式的决裂不仅仅是一种挑衅，更确切地说，这种决裂符合全球化资本的要求。资本已经渗透到了性与爱的领域内，并把它转化为市场兼容模式。像尼克拉斯·卢曼的理论假设的一样，爱情与性、日常生活以及亲子关系的剥离不仅仅是“爱的沟通密码”（KommunikationscodederLiebe）发生变化（卢曼，1982），而是一种爱情变异与触角遍及内外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力量之间的回应关系。异地恋是“灵活的人”（森内特，1998）的灵活的爱（LiebedesflexiblenMenschen），当劳动力市场对地域灵活性的要求成为人在生活中的身份和组织原则时，便化作一种生活和恋爱的形式。如果将来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都要换五次工作，那对于一对两人都从业的情侣来说，就意味着要经历十次深层次的改变。如何的婚姻、家庭才能够经受这样的考验？答案就是：异地恋，不要孩子。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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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全球资本主义和异地恋，实际是同一事物，作者：佚名，来源：全息网，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