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写作与批评的关键词之一，“个人化写作”连同“身体写作”与“后现代主义”等词语犹如一股巨浪，有力地冲击着以往传统的主流文学与宏大叙事。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诸如此类的世界性会议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也正是这次影响深远的会议催生了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写作与批评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量涌现，女性写作的文本大量涌现，从创作姿态到文本内容，从写作风格到价值立场，均与以往的女作家截然不同。由此，“个人化写作”也开始引发学术界的轩然大波，转瞬十几年的时间已经逝去，当代文学迈入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语境早已呈现出更为生动的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新三巫”作为“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现如今都已走过不惑之年。可以说，她们性别立场鲜明的女性写作与“个人化写作”，在呈现个体生命与精神历程的同时，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见证与记录。

 

　　(一)新生代女性文学批评

 

　　被称为“新三巫”的陈染、林白、海男［1］，以及被称为“女王朔”的徐坤，是新生代作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其中陈染、林白、海男是公认的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戴锦华对这些女性作家给予了高度关注与重视，她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这几位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富有洞见地阐释与点评。戴锦华一方面肯定她们的创作繁荣了中国的女性文学，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迈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并表达出自己的喜悦之情，另一方面也对女作家们的写作所存在的问题不无忧虑，多次警醒在横流物欲与商业诱惑中的女性文学规避媚俗与迷失。

　　1996年第1期《大家》刊登了知名批评家王干与戴锦华的对话《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这篇对话后来被戴锦华收进她的访谈录著作《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中，只不过她将标题置换为《女性写作脉络与男性视点》。这篇对话篇幅不长，两位学者就“个人化写作”的内涵与女性话语空间等问题进行了针尖对麦芒的辩论，对话的气氛一度紧张接近白热化，甚至直到对话结束，两者依旧各持己见、相峙不下。虽然如此，戴锦华用不无激烈的言辞凸显了她对于“个人化写作”的肯定与赞许，捍卫了女性个体生命经验之于女性文学写作的意义，以及“个人化写作”的文学史价值，从而彰显出她一贯的女权主义立场。戴锦华指出，针对女作家，个人化写作有着自传的意义。在当前的语境中，具体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因为女性个人生活体验的直接书写，可能构成对男性社会的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颠覆。她认为，“个人化写作”与一些学者所命名的“美女作家”或“妓女文学”有本质的不同。在她看来，“个人化写作”是指在社会与政治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凝视与思考，对个体主体意识与身份认同的自觉确立，对意识形态与宏大叙事的主动突围，是一种文化姿态与性别立场的张扬，不仅呈现出女性写作的精神旨归，并且形成了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与解构。

　　对于陈染、林白、海男等女性作家的创作，戴锦华均有或多或少的文本阐释，但撰专文进行解读的莫过于那篇引用率超高的《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至于林白和海男，戴锦华在她的《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女性文化与女性写作》、《涉渡之舟:由父子场景到性别场景》、《重写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等学术著作或论文中也有所提及。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文本《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集中体现出戴锦华的女性主义观点，呈现出她对于“个人化写作”，以及“身体写作”的个人立场。在这篇文章中，戴锦华以褒扬的口吻对陈染的写作才华大加赞赏，用感性而真挚的语言对陈染创作的独特个性、自觉而鲜明的性别立场以及始于父亲场景终于“姐妹之邦”［2］的女性生存体验进行了解读与阐释。不难发现，戴锦华对陈染及其作品的个案研究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姿态，并充满肯定与认同，对于当时争议较大的“个人化写作”、姐妹情谊、女性经验等问题，戴锦华在批评立场与话语选择上，都充满了宽容与理解。

　　在“新三巫”之外，戴锦华将徐坤的写作指认为是不同于“个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的另一种女性写作。她认为，80年代以来的铁凝、王安忆等女作家的女性写作常常带有对历史、社会与现实的敏感与表达，而90年代的徐坤则在这个向度上，延续了80年代女性写作的传统。在戴锦华看来，徐坤的写作有力并有效地构成对诸多伟大叙事的有效颠覆与消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角色的性别规定，但与此同时，又在另一个向度上凸显了自己的女性文化身份。她既不是“女王朔”，也不是女钱钟书，更不是一个乔装打扮或女扮男装的角色，而是女性的文化立场与视角赋于她极具性别特色的酣畅与淋漓，而那些对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调侃也构成了对男权文化以及主流文学中的文化英雄的颠覆与冒犯。

 

　　(二)与刘思谦、台湾女性文学批评的比较

 

　　在新时期以来的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中选择刘思谦，作为与戴锦华相比较的对象，除了源于这两位批评家拥有女性文学批评的重要位置之外，还因为她们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前后的两个相继时代，在女性文学批评谱系中是代际的承接关系，正如陈骏涛所说，她们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一和第二代女学人。个体的批评难免留有时代的印痕，通过比较两者女性文学批评的异同，既能够呈现出八九十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过渡与变迁，也能够透射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开放的发展路向与演变轨迹。

　　在批评路向上，受80年代社会风尚浸染的刘思谦，高扬人道主义立场，呼唤“大写的人”与主体意识，倡导启蒙主义，反复提出“文学是人学”;在两性关系上，刘思谦认为，男女两性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她指出女性的内涵多面，而且层次丰富，在刘思谦看来，“女性”既是女性又超越女性，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因此，她常常在写作中将女性与男性一并书写，并呼吁男女两性能够互相包容与认同，从而和谐共存，时刻警惕女性主体意识的极端膨胀并滑向女权主义。

　　不难发现，刘思谦的文化立场中立而圆滑，这一方面源于儒家中庸之道对刘思谦学术思想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她个人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经历紧密相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代洗礼的刘思谦，常常以悲悯之心看待生活，因为历经艰辛，所以，人生态度平和淡然，而且她拥有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所有这些都使得她能够以平静的心态面对人事。可以说，刘思谦公允中立的文化立场淡化了女权主义一贯的偏执与激烈，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这种立场可能导致历尽艰难而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意识，再次陷落于男权文化的沼泽，并进而为男性话语所吞没。与文化姿态相对应，刘思谦的批评文字也以“人”为主线，常常力求呈现人和个体。在《“娜拉”言说》的引言中，从潜入集体无意识的男权文化传统对女性形成的压制出发，提出女性的人文主义，作为刘思谦女性文学批评的代表理论之一，女性人文主义不是启蒙理性人文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它的必要的丰富和发展，刘思谦强调主体意识之于女性的重要，主张做女人与做人的结合［3］(pp．93－106)。另外，在批评姿态上，刘思谦总是细腻谨慎地分析问题，并提出温婉的建议，从不锋芒毕露。

　　到了90年代初期，社会文化的转型带来了多元化的文化语境，文学批评也逐渐走出80年代意识形态的裹挟，这些为戴锦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精神支持。因此，与第一代女性文学批评女学人刘思谦相比，作为第二代女学人代表的戴锦华，不仅在文化立场上显得异常激进，对男权文化传统的批判也更加彻底、坚决。

　　戴锦华将女性的历史处境指称为空洞的能指。她认为女性并没有社会身份的认同，只有自然性别的指认，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女性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4］(pp.36－39)。一直以来，戴锦华指出，这种极不对等的两性关系已经固化为男权文化传统并演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了男权文化秩序对女性进行规定的根据。据此，戴锦华认为，女性一定要力求挣脱这种历史境遇，必须自觉突围。因此，在她的女性文学批评中，常常强调颠覆、消解与解构，从历史传统到现存体制，从男性逻各斯中心，到整个社会文化秩序，戴锦华一律给予无情解构。在解构的同时，戴锦华还注重观照传统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境遇，试图寻觅现代生存语境下女性的精神旨归，并以自我的生命体验与理论积累作为凭依，通过女性自己的文学写作，建构女性的话语与生存空间［5］(pp.163－169)，可谓解构与建构并在。可以说，戴锦华的女性主义批评代表并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女性文学批评，她思想深远，表达尖锐，在学术上，她的文字敢于对批评惯例发起挑战，惊人之语层出不穷，勇往直前的她总能正面攻击，在消解历史的过程中完成对男权文化秩序的颠覆，激越的解构姿态让学术界频频侧目。

　　在海峡对岸台湾地区也高扬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鲜明旗帜，笔者之所以选择台湾地区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作为与戴锦华的女性文学批评进行比较的对象，在于台湾也处在社会转型期，并且在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影响下，男权文化根深蒂固，而且也在80年代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理论的大量涌入，通过比较两者在批评倾向与程度方面存在的差异，能够鲜明地呈现出同处社会转型期两者在社会语境与文化思维等方面各自的独特个性。

　　在与孟悦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中，戴锦华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观照了“五四”以降的女性文学传统;而魏爱莲的《十七世纪中国才女的书信世界》、孙康宜的《明清诗媛与女才德观》、康正果的《重新认识明清才女》等台湾的女性文学批评著作，则从西方汉学界的相关研究出发，重点对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传统进行了发掘。不难发现，两者分别选择了各不相同的女性文学传统进行追溯，但殊途同归的是，两者的精神旨归都在于突围逻各斯中心话语，并通过将女性的感性体验纳入批评视野，来消解男权文化传统与男性话语对文学进行的规塑与操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法国女性主义学派影响下，戴锦华与台湾女性文学批评者均提倡“女性写作”，并强调女性的感性经验对于“女性话语”的重要性。戴锦华肯定“个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她认为女性话语与女性写作只有通过女性的生命体验搭建，才能实现对男权文化秩序的有力突围，而台湾的女性文学批评者也认为，建构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理论，关键在于将情欲题材纳入视野。在从心理角度阐释欲望与身体、想象力与女性写作时，台湾的女性主义批评者表现出了并不亚于戴锦华的突围禁区的大胆与决绝姿态。

　　在两性关系的界定上，正如前文所述，戴锦华立场鲜明，她反复强调女性潜抑与历史地表之下的历史与现实境遇，并且拒绝认同男权文化传统，并指出女性应该自觉地突围和颠覆，并以女性生命体验为依据力求建立女性话语与生存空间。对此，台湾的女性主义批评者们认同西方的双性同体理论，她们提倡两性之间的互通有无，以及将性格与生理相区分，从而使得人类兼具两性优点，两性走向和谐共处，她们认为，双性同体应该作为女性主义思想及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旨归。可见，与戴锦华不同，这种观点避免了女性主义者走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致最终陷入极端化的女性中心论。

　　此外，在思想与社会基础方面，台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与大陆不同。上个世纪初，在西方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台湾民报》等报刊开始撰文介绍西方女权运动，并开展对于妇女教育等社会问题的讨论，后来由于日本对台湾的侵占使得女权运动的影响不得不告一段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译介了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浪潮的再度涌入，从20世纪80年代初始，两性平权运动在台湾大规模地展开，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也相应地活跃起来;90年代以后，在几次女权社会运动的席卷下，台湾妇女的生存境遇已经获得了很大进展，一些歧视妇女的规定也在相继废除。

　　总的来说，虽然海峡两岸的女性主义批评因为具备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理论资源而表现出一定的相通性，但大陆与台湾思想的开放程度与文化的宽容程度不同，而且前者并不具备台湾女权运动所提供的深厚社会思想支持，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大陆便不曾拥有台湾大批女性主义者明目张胆地书写同性恋并频频获奖大有跻身主流文学势头的壮观景象。而戴锦华这类立场坚定、姿态鲜明的批评家在国内批评界招致异议甚至难被接受，其孤军奋战般的落寞境况，也更容易让人理解。

　　虽然戴锦华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不免存有偏颇，但是无论对于女性文学批评，抑或是新生代小说批评而言，她的研究实绩均不可低估，不仅在彼时不可限量，直到现在仍不失巨大的借鉴意义。可以说，戴锦华在女性文学批评领地的价值无人代替。总的来看，戴锦华以一种对新生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才华极为称道的立场，用恰切、形象而又感性十足的语言对这些女作家的小说给予了中肯地解读与评价。而戴锦华对陈染、林白等新生代女作家及其作品的个案分析不仅带有浓郁的女性主义意味，在批评的语言与态度上也是充满肯定与认同的，甚至颇有引以为荣的味道，不管是在“个人化写作”、姐妹情谊、身体写作等引发诸多争鸣的问题上，还是在这些女作家带有强烈性别色彩的书写方式上，从而彰显出她一以贯之的鲜明的女性主义批评立场。

 

　　［参考文献］

　　［1］戴锦华，王干．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J］．大家，1996，(1)．

　　［2］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1996，(3)．

　　［3］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4］SimonedeBeauvoir．TheSecondSex，London:JonathanCape，1953．

　　［5］ElaineShowalter．ALiteratureOfTheirOwn［M］，Prinston:Prin-stonuniversity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