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子》

 

　　《柏子》作于1928年5月，发表于1937年8月的《小说月报》，后收入《沈从文文集?雨后及其他》（第4卷）。

 

　　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作者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柏子的水手与辰河岸边一个做娼妇的女人之间男欢女爱的故事。柏子常常花两个月的时间在上下辰河的船上挣点钱，就来跟相好的妇人团聚一次，将赚的钱及买的东西交给她。而妇人也总是掐算着时日，有情有意地等着柏子的归来，形同夫妇。

 

　　《柏子》是沈从文小说中较为精短的一篇，所写的也是极简单的一桩事，但却标志着他的创作从习作阶段走向成熟。沈从文在这里不是要塑造柏子这个人物的性格，也不是要描写一种旧生活的景象，更不是要粉饰丑陋、贫穷和愚昧的人生，而是表现一类悲苦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生命活力。通过对人性美丑朦胧处的富于诗意的发现，展示出艰难命运把握中的人的自然欲望及渴求，显示人的生命强力。

 

　　沈从文这一类乡土题材小说艺术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很诗意地讲述他年轻时节经历过见识过的人与事，将生命挣扎的粗犷同生存泥涂的险恶，皆用小说形态作诗意的抒写。沈从文写到湘西，写到他记忆中的河流及水上岸边风物，写到他熟悉且关怀的那些在社会底层顽强挣扎的人物命运，他的笔便好像具有了一种魔力，字里行间便充满温情的缅想和悲悯的情绪，那些山光水色，平常人事，只要轻轻点染勾勒，便发出一种美的光辉。

 

　　对沈从文的人性思想，苏雪林曾经作过解释；“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作为一个独特的“乡下人”，沈从文的小说力避现实政治，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其小说艺术成就的最大所在，既非他的都市讽刺，也不是那些以少数民族习俗和佛经故事为题材的浪漫传奇，而是他的以沅水流域乡村人事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柏子》便是这类小说的标志性作品。沈从文企图以生命的强力来滋养文明侵蚀下的人性的枯萎，抗拒人性的扭曲和病态。当然也不乏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和不健全人性的反思。

 

 

　　《萧萧》

 

　　《萧萧》写于1929年冬，1957年2月校改，后收入《沈从文文集?新与旧

　　》（第6卷）。

 

　　《萧萧》写少女萧萧12岁就嫁给比她小九岁的丈夫做童养媳，尽管在婆家带丈夫、做杂事很苦很累，但压制不住花季少女渴望自由与爱情的心。她被那个在她家做工名叫花狗的年轻人诱惑而怀了身孕。花狗因此不辞而别，萧萧亦试图出逃，但失败了。依照当时封建习俗，她面临沉潭或发卖的惩处。由于娘家与婆家两方都没读过“子曰诗云”，故决定将她发卖。但待到萧萧十月足胎生了儿子，也未曾有人来买。萧萧侥幸逃过了惩罚，并留在婆家正经地做了丈夫的媳妇，抱着新生的毛毛，就如同当年抱着小丈夫一样。

 

　　《萧萧》是作家最富有写实意味的作品之一。作品以小说联结着风俗散文与爱情歌谣，自由结构使小说融入丰富的散文和诗的因素。小说从萧萧12岁嫁到婆家开始，以较多笔墨描写了萧萧的勤劳、纯朴以及作为一个少女所有的天真、幼稚、单纯的情状，发展慢慢走向高潮，到萧萧被花狗用歌唱开心窍，并怀有身孕，情节出现急剧转折，充满诗意的浪漫变成生死攸关的人生险关。这以后情节发展简洁明了迅速地向前推进。

 

　　我们知道，对湘西完美人性的思考与表现，是沈从文小说在思想上的又一个显著的特色。《边城》中所表现的“优美、自然”的人性思想在作品中又重复得到体现。《萧萧》写童养媳生活，写一个如野草般在山野春风中生长的顽强生命，与一般于婆媳的复杂关系中展示童养媳命运的作品不同，它把大量笔墨用于风俗描绘，在人物命运和风俗场景之间进行精细的结构处理，笔锋往返，跌宕有致，灵便活泼，形成一幅以社会风俗为浓厚背景的人物画。为表现完美人性的理想，作者以表现青年男女的情爱作为切入视角与中心话题。在《萧萧》中作者安排了欢喜的结局，肯定了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爱，显示出

　　“神即自然”的思想。但现代理性的缺乏，使他们最终无法摆脱自身的悲剧命运。

 

 

　　《边城》

 

　　《边城》最初于1934年1月至4月在《国闻周报》连载，1934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其后40年间，沈从文对《边城》屡有修改。后收入《沈从文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l983年1月版。《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中也有收录。《边城》共21节，每一节都是一首圆润的散文诗，体现了作品的写作风格：缓缓的情节发展、细腻的心理刻划、清丽的语言描绘。

 

　　在湘西山清水秀、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茶峒，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祖父古道热肠，孙女翠翠淳朴善良，情窦初开，祖孙俩相依相偎，风雨同舟。在一次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当地船总顺顺的二儿子——貌美、健壮、人称“岳云”的傩送，俩人萌发了一种朦胧的情感，傩送爱翠翠，翠翠也下意识地爱傩送。不巧的是，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美丽清纯的翠翠。按当地的风俗，两位男子同时爱上一个女子，便应以决斗定胜负。但天保、傩送两兄弟没有反目为仇，也没有慷慨相让，他们公平地、正大光明地用唱山歌来一定乾坤。哥哥天保自知不敌弟弟傩送，于是带着失恋的忧伤远走他乡，不幸被竹篙弹入急流淹死了。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也无心谈爱对歌了，他抛下翠翠，驾船到下游寻找哥哥的尸首。翠翠惦记着傩送。祖父为了孙女的幸福去找船总顺顺，顺顺则以为大儿子的死与祖父有关，对祖父很冷淡。祖父心中郁闷，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伴随白塔的坍塌而死去了。留下翠翠孤单单一人。翠翠不愿离开渡口，她仍然弄着渡船，一边接送四方客人，一边矢志不渝地等着心上人的归来。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一类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而其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用小说和散文建构了他特异的“湘西世界”，描写了湘西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颂了人性美。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一个“神性”的世界，是“爱”和“美”构筑的一个理想王国。《边城》就是这个王国中的一座丰碑。在《边城》中，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用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了“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沈从文语）的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语），刻画了一群性格鲜活而又可爱的人物形象，它既是湘西边城山村生活的牧歌，也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颂歌。

 

　　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边城》这座“希腊小庙”里，作者供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爱与美完美结合，人与人肝胆相照。天真温柔的翠翠，勤劳朴实的祖父，能干体贴的傩送，个个美好善良；两性之爱、兄弟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弥漫在作品中，缓缓地、悄悄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展示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然而，令人心疼的是，这理想生活的结局并不美满，作品结尾处，主人翁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翠翠孤独无望地等候着，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以悲剧而告终。作者认为，这就是“神性”，是天意。

 

　　在《边城》这座“希腊小庙”里，作者同时还供奉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作品打破了传统的写作手法，不仅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境界，而且创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作品用散文的笔调和诗歌的意境淡淡写来，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夺，只有微妙的暗示，细腻的心理刻划，情不自禁的感情流动。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天衣无缝的融合在一起，融合在“水”做的背景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画”，也是“诗”。

 

　　这种山美、水美、人性美融为一炉的写作手法不是该篇独创，在他不少作品中都有，尤其是以故乡为题材的许多作品中。对故乡沈从文怀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温爱”，这种温爱体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如《湘西》、《湘行散记》等。他用作品赞颂故土的一切，用作品探索故土人们生命的形态，即“自然、自在、自为”（凌宇语），而《边城》的问世，意味着沈从文探索的趋于完善。《边城》之后，作者又写了一些探讨生命形式的作品，其中《长河》就继续着《边城》对自为生命形式的探索。文中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依旧保留了翠翠、傩送、老船夫的善良、纯朴与天真，且开始有了要求社会平等的渴求，他们已经摆脱对“天命”的依赖，想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鸭窠围的夜》

 

　　散文《鸭窠围的夜》发表于1934年4月《文学》第二卷第4号，后收入《沈从文文集?湘行散记》（第9卷）。

 

　　作品写“我”在鸭窠围泊船过夜的见闻感想，贯穿着作者对湘西乡土的悲悯情怀。对鸭窠围的人事、风物、民俗等的描写繁复而不杂乱，鸭窠围的夜景静穆而神秘，吊脚楼景象奇异，形成一幅五光十色的画，带有浓厚的地域和民族特点。

 

　　除了小说，沈从文的散文创作成就也很高。其散文那种诗化的文体与诗意的抒情带有牧歌的特征，他常常将湘西的人生方式，通过景物印象与人事哀乐娓娓道来，真切而富有历史感，饱蕴作者的故乡情思与现实思考。

 

　　在散文中，作者继续造他的“希腊神庙”。作者从水手与妓女的缠绵相恋中进行着爱欲即为生命、生命契合自然的人性的哲理思考，这种违背传统道德与伦理的思考，表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原始主义的人性理想。地域性、民族性及人性仍是沈从文散文着力表现的主要方面。

 

　　沈从文散文呈现三个艺术特点，一是将眼前与过去的人事与风景融合一体进行叙写。二是以小说笔法写散文，穿插小说的人物对话与细节、情节的描写，具有小说的情节与情境。三是写景多采用融情入景的手法，形成诗一般的意境。

 

 

　　《八骏图》

 

　　《八骏图》发表于1935年7月《文学》，后收入《沈从文文集?八骏图》（第6卷），《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中也有收录，是沈从文都市小说中的优秀短篇之一。

 

　　《八骏图》写作家达士与其他七位专家同来青岛讲学与休假，“心灵皆不健全”，均患了性压抑、性变态的病症。通过达士讲学休假期间耳闻目睹的经历叙写，揭露大学教授们的伪善矫作，假正经与假道学。表面衣冠楚楚，文明儒雅，其实怯懦庸鄙无聊。

 

　　“讽刺小说”是沈从文小说三种基本形态和文体结构之一。都市人生与湘西乡村的对立互参是沈从文创作的总体指向。这篇作品是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的代表。作品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抓住被揭露对象的精神病态以及由精神病态而产生的可笑言行，对现代文明中的上层人物进行辛辣的嘲讽与抨击。

 

　　沈从文善于抓住人物自身思想与行为、文明社会的道德理性与人的自然本性的矛盾心态进行如实叙写或白描，通过叙述方式和视角的不断转换加上书信、日记、电报及对话的巧妙穿插，使全篇呈现出典型的京派精巧讽刺风格。儿女成行的教授在床里挂着半裸体的广告美女画，宣布不愿结婚的教授大谈以前主张“精神恋爱”的同事拜倒在上海交际花的石榴裙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教授生活在文明和学识的世界里，心灵上的欲望被抑制和堵塞，但又不愿卸下文明的衣冠，以冠冕堂皇的人生哲学作虚伪的遮掩。

 

　　沈从文从人性的缺失、人性的冲突入手，从性爱的角度切入，一一展示这些知识精英的灵魂，揭示出自以为深得现代文明真谛的高等知识者，也阻挡不住性爱的隐隐涌动，并用“习惯”、“道德”种种绳索捆绑自己，以理性压制自己，以至最后人格分裂、精神变态、人性扭曲。

　　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始终是站在原始荒蛮的湘西人性世界的立场上，对现代都市文明及传统文化予以否定的。对于他而言，性爱即是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只有返朴归真，才能求得人性和谐。只有人性复归，才能实现人的重造和民族的重造。

 

　　（执笔：湖南电大副教授   唐旭君　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