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后收入《呐喊》。全文由文言小序和13节正文组成。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作者首次署笔名“鲁迅”。作品通过一位“迫害狂”患者的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叛逆封建礼教，受到迫害而发狂的狂人形象。通过狂人的自述，向人们指出封建社会“吃人”的历史。同时也暗示了狂人最终战斗和反抗的失败，进一步强调了启蒙的意义。

 

　　《狂人日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小说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的日记体结构和病态心理描写的表现方法，冲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手法，用现实主义来表现写实成分，构成了小说的骨架和血肉，而用象征主义来表现潜藏的寓意，构成了小说的灵魂。《狂人日记》奠定了现代小说的基础，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

 

　　我以为，除了要注意鲁迅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即对“吃人”（包括“被吃”）这个循环的食物链的发现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结构上的反讽性。

 

　　这种反讽性表现为作品开端部分的“识”作为全文的真正结尾，表明了狂人此时“病愈”——也就是不再疯狂，重新回到“大众”的队伍中了，因此，“到某地候补”去了。这意味着狂人反抗的失败和倒退，意味着日记里所有的“吃人的人”正夹道欢迎狂人回归到传统的队伍中。这与日记的结尾处“救救孩子”的希望的呐喊构成了一种消解。

 

　　联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的钱玄同来规劝自己从绍兴会馆里走出，寄托于醒转来的人们起来打破“铁屋子”，和自己答应“听将令”，并“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的“对希望的承诺”，鲁迅这篇小说乃至于他整个人文精神的起点和创作姿态实际上是“绝望”的。但绝望并没有使鲁迅走向虚无，而是更加绝决地战斗，表现出鲁迅式的韧性精神。

 

　　联系到当代小说的创作，不妨可以读点残雪和余华。鲁迅关于“吃人”的主题仍在继续，鲁迅的血脉仍在流淌。

 

 

　　《阿Q正传》

 

　　《阿Q正传》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连载于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署名“巴人”，1923年8月编入《呐喊》。全文共9章。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也是鲁迅惟一的中篇小说。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南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跨越时空的不朽典型。小说通过对阿Q姓名、籍贯、行状的考察、描摹，和他恋爱的悲剧与引起的生计的危机，和在辛亥革命的风潮中从“革命”到“不准革命”的命运，以及之后被当权者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品的经历，反映了阿Q受压迫、受剥削、受愚弄的社会地位和悲惨命运。作者用喜剧的形式来揭示悲剧的实质，成功地运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和富有特征的心理描绘来显示人物性格和精神状态。

 

　　小说中的阿Q和未庄的贫苦农民，虽然有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渴望，但愚昧、麻木、不觉悟，严重的精神胜利病，典型地揭示了这个历史阶段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写下了一段中国人的心灵史，说明了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节选部分主要侧重精神胜利法和由此导致的悲剧性命运。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对中国国民性进行研究和探讨，在《呐喊?自序》中所提及的“幻灯片”事件，使鲁迅进一步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家，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因此《阿Q正传》可以看成是鲁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国民弱点和病根的最突出和最深刻的艺术体现。

 

　　所选部分主要是突出那些能够体现阿Q精神胜利病的种种场景，一个失去了内心自我的阿Q，怎样依靠着本能在生活着，甚至死到临头，还在想着如何去扮演看客们所要求的角色，生命对于“文化”的要求竟然是那样的毫无意义。尤其是最后一幕关于庸众的群体的集体表演，似乎更值得我们注视。

 

 

　　《肥皂》

 

　　《肥皂》发表于1924年3月27、28日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彷徨》。全篇约九千字，表现了鲁迅在面对他所描写的人物时所呈现的讽刺态度。作品讽刺之深，真是刺刀见红。

 

　　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作者讲述的是一个叫“四铭”的封建卫道者，因为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女乞丐，认为这是“孝女”，听到流氓说“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一洗”后，他忍不住买一块肥皂回家，希望自己的太太也“咯支咯支”搓一搓；恰巧在药房里买肥皂时，遭到店员和洋学生的讪笑，骂了他一句“恶毒妇”；回到家逼着儿子查字典，吃饭时看准一块菜心想去伸筷，却被儿子夹去了。于是就教训儿子不孝……

　　鲁迅的《肥皂》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讽刺小说。整篇小说采用白描的手法细写四铭的行状，“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暴露出了他龌龊的灵魂。

 

　　四铭是“昌明国粹”、力挽颓风的伪道学，是新思潮冲击下的封建怪胎。阅读这篇小说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他。一是作为封建卫道者的四铭，曾经也“奉旨维新”，提倡过学堂，现在又和何道统、卜薇园一类的封建遗老结成同党，同流合污了，他们反对新文化、咒骂新学堂，成立“移风文社”，上文“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表现出公开的反动性；而另一方面，他又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学堂，家里也有金边的英汉词典，还责怪儿子读英语不能“口耳并重”……奇怪的组合，使这个怪胎的形象分外鲜明，而作者的讽刺也由此表现得分外深刻；二是作品并没有正面展开四铭的反动行为，却用讽刺的放大镜来透视他灵魂深处的丑陋。作品的主要成分是写四铭买肥皂回来后，在家里的一系列表演，写出了他的虚伪和肮脏内心。两个层面由肥皂——孝女而关联起来，把前者四铭的道貌岸然和后者四铭的男盗女娼并举描写，起到了强烈的而又漫画化的效果，突出了讽刺意味。

 

 

　　《影的告别》

 

　　《影的告别》1924年12月8日发表于《语丝》周刊第4期，后收入《野草》。

 

　　它是一则鲁迅先生自我心灵剖析的记录，主要借助“影”的独白来直接抒发自己在明暗之间彷徨的思想情绪，通过影的生存的两难，展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人的影子向人来告别了，因为影子不愿意存在不明不暗的境地，尽管它十分明白离开了人，自己势必是无法生存的，光明和黑暗都将把它消灭，但是它依然还是不愿意彷徨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执着于现实，为别人换得光明，这是鲁迅绝望后的抗争姿态，也是鲁迅人文精神的起点。

 

　　同时我们对光明的理解，似乎不应该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光明”，而应该理解为对于将来的一种承诺式的希望，鲁迅从写《狂人日记》里的“救救孩子”开始，到《药》里的花环，都有一种“听将令”的对于将来的承诺，但这种承诺逐渐被鲁迅认识到其中的虚妄，因此在这里，影子自然是要告别了。

 

　　通过《影的告别》，我们深入到鲁迅的内心深处了解了鲁迅，认识了一个内心矛盾着的、执着于现实的鲁迅。

 

 

　　《示众》

 

　　《示众》发表于1925年4月13日北京《雨丝》周刊第22期，后收入《彷徨》。

 

　　这是一篇独具异彩的小说。写一个十一、二岁的胖孩子——馒头店的小伙计，还有陆续出场的18个人物——他们都没有姓名、没有性格特征，只有外貌和行动举止，这群萍聚云散的陌路人成为首善之区西城马路上来去匆匆的“过客”，他们汇集到一起看“示众”，可他们也被鲁迅“示众”于大庭广众之中。通过这次“集体示众”，鲁迅为我们揭示了国民麻木的劣根性。

 

　　鲁迅的绝望是他人文精神的起点和支点。对家族、血缘，特别是对传统和现实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体验，构成了他的绝望的姿态。这里就又集中到鲁迅长期关注的一个核心——“国民性”。因此贯穿在鲁迅几乎所有作品中的形象系列——麻木、愚昧的庸众的形象系列，读这些段落，我们如果联系《狂人日记》中的赵贵翁、路人、青年人包括孩子，以及那狗；《阿Q正传》中的阿Q、王胡、小D以及未庄和城里的闪动着狼一般眼神的看客；《药》中的看客和茶客们等等，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都成为迫使狂人“狂”而又“病愈”的根源，都是中国长期以来难以前行的根源了。

 

　　这篇小说可以说是鲁迅小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篇，它没有完整的故事，人物的性格也不是分明的，甚至人物连姓名也故意隐去，作者就是在塑造一个群像，就是在故意消解一切可能引起看客兴趣的动因，因此看客们的举动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纯粹是在无聊中寻找刺激的行为了，这样一来就使这个“示众”的场面本身具有了典型性，使得全体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那么疗救和启蒙的意义就非同小可了。

 

　　（执笔：江苏电大副教授　　钱旭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