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清朝乾隆十七年的事。一天清早，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闯入广西苍梧县衙正堂，双膝跪下，举状鸣冤。县令李文正，见堂下有人告状，把惊堂木一拍，道：“你告何人？慢慢道来。”原告抬起头，呈上状子，声泪俱下：“小人余阿吕，家住西门枥木桥，告前街米店店主邱以诚赖账不还，辱骂小人。邱以诚于康熙五十九年借我父亲白银三百两，今我持邱以诚当年亲手所写借契向其讨还银两，他翻脸不认账。现借契在此，望大人给小的做主。”李公问：“三十二年前的债务为何至今才追还？”余阿吕回答：“先父本是商人，当年邱以诚向先父借钱经商，小人尚幼，未知此事，雍正七年，先父不幸暴病身亡。小人继承父亲经纪，一直做下来，只因近来生意亏本，正值走投无路之际，小人的母亲记起借出白银之事，从箱底翻出当年借契，差小人去向邱以诚索取欠债。”李公令差人递上借契，并传邱以诚到案。

　　邱以诚五十多岁，一入堂，扑通跪下。李公大声喝道：“你如何赖账辱人，从实招来，以免皮肉受苦。”邱以诚听完原告的状词后，大叫冤枉：“小人过去虽然和他父亲有交往，但从未借过他父亲一文银子。前不久余阿吕向我借三百银子。小人乃小本经营，哪来的这笔银子借给他，他就骂骂咧咧，气愤而去。现他却咬我欠他家三百两银子，实属诬告，请大人明断。”余阿吕在旁骂他狡辩，邱以诚反驳余阿吕有意诈人。李公一时难以决断，便对邱余二人说：“你们先回家去，待本官明断后再传你们。”

　　李公退入后堂，呷了口茶，拿起借契反复琢磨，沉思良久，又到书案取过《康熙字典》翻阅，然后又翻开雍正某年历书，不禁大腿一拍，哈哈大笑：“这是伪造的借契，怎骗得过本官。”

　　第二天升堂，传来邱余二人，李公对着余阿吕厉声喝道：“大胆刁民，如何诬告良民，快快招来。”余阿吕抵赖道：“小人有据为证，怎说是诬告？”李公说：“借据是伪造的。”余阿吕惊了一下，随即镇定下来：“大人从何说起？”李公一声冷笑：“借契上借债人邱以诚的‘邱’姓，原来是没有‘阝’旁的。到了雍正年间，雍正帝大尊大圣先师孔夫子，因避孔夫子之‘讳’，才开始给‘丘’姓加上‘阝’旁，成为今天一直使用的‘邱’，当年的历书记录了这一‘忌’。若说此契写于康熙五十九年，那么‘邱’姓应写成‘丘’字才对，借契上却写成‘邱’字，可见这张借契根本不是康熙年间所写，而是后来伪造的。”余阿吕听毕，无言以对。李公于是追问伪契是何人所造，余阿吕还想死赖不说，李公便喝令打板，余阿吕只得招供。

　　余阿吕从小好吃懒做，长大吃喝嫖赌，又不善于经营，于是逐步弄得倾家荡产。余阿吕便向其父旧友邱以诚借三百两银子，说是要重振旧业。邱以诚一则怒其不争气，二则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把他教训了一顿。余阿吕借不到银子，反受训斥，非常气愤，伺机讹诈。余阿吕有一个朋友叫朱阿良，此人非常善于描摹。余阿吕从家里找出邱以诚的笔迹，串通朱阿良伪造了这张借契，望事成后三百两银子来个二一添作五，谁知阴谋败露。李公传讯朱阿良，朱见余阿吕招了，自己哪还敢隐瞒，也如实招了。李公命差人枷起两犯，待后处置，宣布退堂。邱以诚感激李县令的明断，叩头拜谢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