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在这时期因群众爱好得以大量刊行，也引起文人重视。文人模拟话本进行创作，后人称“拟话本”。嘉靖年间洪□辑印了《清平山堂话本》。天启年间，有冯梦龙编集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有不少是当时人创作的拟话本。继“三言”之后，有凌□初所作《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周清源编写的《西湖二集》，于麟写的《清夜钟》，还有佚名的《石点头》、《醉醒石》、《幻影》等，形成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局面。

      拟话本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大量作为正面主人公出现。这里面，有买卖珠宝的、贩运布匹的和海外经商的各种商人，有小手工业者、机户、碾玉工匠和线铺主管，有裱褙铺主的女儿、贩香商人的姑娘，还有挑担卖油和提篮售姜的小贩。作品中写了对商人的公开赞扬，以及商人对自己“本业”的自豪感。二是在某些写爱情的作品中，两性关系中封建意识褪色了，偷情、外遇等等现象普遍起来。女子在追求爱情生活甚至在偷情行动中，表现出了甚少拘束的大胆性格。而对那些偷情的姑娘和有外遇的妻子，有的作品往往对她们作正面的描写，流露和表示了某些欣赏、肯定的态度。在封建道德意识褪色的同时，一些作品强调了对人格的尊重，有些作品则表现了金钱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宰作用。这正是复杂的市民阶层的生活思想的真实反映。

      在戏曲领域里，明代后期是继元杂剧之后中国戏曲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传奇出现了创作高潮，产生了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这时期的杂剧由于形式有了变化，并运用南曲，或南北合套，有人称它为“南杂剧”，其中也出现了不少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

      这时期的戏曲创作，在内容上表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①产生了大量的现实时事剧。戏剧作品及时地反映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鸣凤记》首开风气，作者主要描写的是嘉靖时代震动朝野的严嵩集团和反严嵩集团的政治势力的斗争，鞭挞了严嵩结党营私、误国害民的丑恶行径，歌颂了爱国的正派官员杨继盛、夏言、邹应龙。杨继盛的悲壮牺牲，写得较为感人。自此以后，这方面剧作日益增多。如木石山人的《金环记》歌颂清官海瑞，史□的《忠孝记》和佚名的《壁香记》表现正直的沈□，沈应召的《去思记》描写王铁的抗倭，陈开泰的《冰山记》、穆成章的《请剑记》、盛于斯的《鸣冤记》、高汝拭的《不丈夫》、王应遴的《清凉扇》、范世彦的《磨忠记》，抨击了权宦魏忠贤。尽管有的剧作写得较为粗糙，但在戏剧创作中表现出这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仍值得称道。

      ②讽刺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孙钟龄《东郭记》运用借古喻今的手法，嘲讽了封建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以漫画式手法，对封建官僚的种种精神特征作了形象化的概括。对剧中各色人物在谐谑中深藏着讽刺性的愤慨。王衡的《郁轮袍》借骗子王推能得到歧王和九公主赏识的滑稽情节，嘲讽了明代官场特别是科场的肮脏、腐败。《真傀儡》写杜衍被召，假傀儡衣冠受命的故事，对统治者进行无情笑骂。这时期的讽刺剧不仅讽刺官场较为深刻，而且选材范围也较为广阔。徐渭的《玉禅师》对好色虚伪的玉通和尚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徐复祚的《一文钱》则是对守财奴卢至的悭吝本性作了形象的勾勒。这些作品，丰富了中国讽刺文学的宝库。

      ③爱情剧更加丰富多彩。这时期爱情剧的突出之处是能较完整、较深入、较细腻地表现出妇女争取自由幸福的曲折过程，并且注意包含更多的会内容。《牡丹亭》写妇女为了“情”可以由生到死、由死再复生；《玉簪记》写女性勇冲戒门的心理变化。牡丹亭》中长年被关闭在闺房的杜丽娘，在父训、母教、师诲的社会压力下，本该成为循规蹈矩的女中典范，但一次游园，就促使她青春觉醒，并和情人在梦中幽会。这种大胆披露内心欲望的勇敢精神，是以前许多妇女形象未曾表现过的。而《玉簪记》在描写陈妙常欲爱不能、欲舍不忍的微妙心理方面，又有另一番功力。此外，朱鼎在《玉镜台记》里，把人物的命运和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孟称舜在《娇红记》里，注意刻画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可以不顾功名富贵的思想基础。这些，都使爱情剧有了一些新的境界。

      这时期的戏曲在形式方面也有许多创造，总的趋向是更多样化、灵活化。传奇戏曲的长篇巨制竟能敷衍至一百出，如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    戏文》。有的传奇戏曲却又短至十余出，如高濂的《赋归记》和《陈情记》。杂剧也是如此，元代杂剧本为四折、五折，到明代杂剧有的多至七、八折，有的少至一折。通过不断的创作实践，一些传奇戏曲作家已较为注意结构的谨严，注意关目的紧凑，注意安排好悬念。《红梨记》第二出中男女主角就以诗定情，直到第二十九出才真相大白，足见作者的匠心。注意戏曲的结构艺术，是戏剧文学进步的一个标志。

      戏曲创作的繁荣，也促使一些人进行了理论的探索，这时期的曲学著作也相当丰富。徐渭的《南词叙录》，王世贞的《曲藻》，魏良辅的《曲律》，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中的论曲部分（后人辑为《曲论》），臧懋循的《元曲选序》，吕天成的《曲品》，王骥德的《曲律》，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都是有一定见解的论著。这时期，还出现了文学史上有名的“汤、沈之争”。汤显祖注重剧作的“曲意”，注重语言的文采,认为为了内容的需要，在音律上有所乖拗也不足为怪。沈□则注重语言的“本色”，严守音律。两家主张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王骥德的《曲律》，实际上就是吸取了两家所长而写成的一部较为完善的戏曲理论论著。

      这时期在戏曲创作上也出现了内容落后、迂腐的作品。如佚名的《四美记》，描写蔡端明孝行感天，南海观音和鲁班神都来帮助他洛阳造桥，主要意旨是“教忠劝善”。王□登的《全德记》，歌颂窦禹钧“积德多子”，充斥着陈腐的封建说教。罗懋登的《香山记》写观音行传以弘化佛法，宣传宗教迷信。苏元□《梦境记》写吕岩归真以阐扬道术。释智达的《归元镜》写净土三祖的故事，并告诫人们他的戏主要是进行宗教宣传。不过，这类创作在这时期只是一股支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