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文艺报》以大篇幅刊载了韩少功与刘亮程的对话《植根于大地的写作》，他们围绕“大地写作”展开对话，并用心“倾听”。我对“大地写作”话题的持续关注，不仅基于我自己的乡土书写，基于对这两位作家写作的基本熟悉，也基于新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重新讨论“大地写作”的现实感，以及大地写作自身的现实感。
　　“现实感”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探究作家与大地的关系——大地写作的精神向度。韩少功“长期生活居住在乡间”，刘亮程则是“从乡土走出的”，南北两位作家正好成了相关的例子。韩、刘属于植根大地的写作。
　　一
　　毫无疑问，乡土离“大地”最近，在城市化人心浮躁的今天，乡土就是大地，植根乡土就是植根大地，大地是人类的源泉，谈大地写作不能不谈到乡土。韩少功有知青经历和乡土写作经历，由此作“内心的呼唤”，13年前决意回到湖南汨罗县，他当年做知青的地方。“我的选择是农耕式的，待在一个地方，守住一亩三分地，埋头苦创。”他只是提到职业化写作的苦衷，虽没有细说，其实还包含他在中心城市现代生活的复杂感受。应该说，正是在海南城市，韩少功完成了由一个乡土作家到学者型现代作家的过渡，频频参与了学府讲坛上的现代公共话题，这后者构成了他由城返乡的精神背景，他新的写作基础和方向的自我把握。
　　当年出去的跟现在回来的是同一个人，却是两副面孔。他退隐山乡的君子自白，表明他虽置身乡土，但跟乡土不再是血肉心灵交融的联系。因此，他乡居生活的重心在于他个人修养(对抗现代繁嚣和增加相关知识)，某种程度表明他对抗城市文明的一种政治姿态。他对乡村是感受性、体验性、实验性的，“乡村”是他现代思想的一个切入口，或一个比照。13年他虽在乡村，也看到了乡村的许多细部，但始终没有能动地深入到乡村的内部——变动中的乡村灵魂，对乡村——大地由历史演变产生的内在颤动缺乏真切的感受。当年有人对他的“归隐”做了大肆渲染，放大他归隐的意义，他对此是认可的，客观上还做了一定的配合。仿佛是一个事关现代流向富有指标性的文化事件似的，当时对此作派我就有些不以为然。如此事态决定了他保持着在城里形成的、俯瞰式的“现代关怀”，重返乡间对乡间风物有着诸般挑选，而不是全身心沉浸于乡土——大地(他虽然也涉及到了诸如乡村大雨断电一类现实)。因而，他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置身乡间而继续深化其“现代思考”(比如“三人对话”结束时他的着眼点仍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进步主义观念”，仍是“联合国”、“人类食品安全和生存质量”的宏观课题)。这与刘亮程的大地写作很不一样，仍是疏隔型，也可称为外注型，即把一个外在的主题注入乡土的腠理当中，是不是属于那一种“学者型写作”呢？
　　韩少功的精神成长和成熟决定了他与乡土持续地处在一种相隔情状。
　　其实，他跟乡土相隔在他的早年生活经历和乡土写作中已有所显示。早先他在乡村6年县城4年，是集体形式的知青，这就决定了他对乡村生活有一定的体察和体验，但未能进入乡村的深处或底部。那么，又如何理解他早年写的《西望茅草地》《爸爸爸》《归去来兮》和他在《我的根》的“文学寻根”名言，以及他的《马桥词典》？须知，这在当时有个“国民性批判”——民族性格发现和重铸这一文学思潮，而他对主流时代精神及其变化有着敏锐的感觉，而且能迅捷地内化为自己的写作主题，熟悉的生活——“乡土及其人事”就成了他写作的佐料。简言之，他是“由外而内”，“外注型”的，《爸爸爸》是当时文学思潮(国民性批判)的产物，“文学寻根”也未能深入到乡村——大地的内在形态，而停留在与直接乡土生存即根性生存相疏离的文化(外在)形态，当时他意识到了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重要构成的趋势，却没有持续地深入进去。这在当时受到嘉许是应当的，但也反映出当时“文化觉醒”的局限(当时普遍认为乡土是封闭落后的)。《马桥词典》同样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文化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话题的产物，而且借鉴了外国的语典形式，而此著是他归隐汨罗前，在城里写就的(同时期的《白鹿原》因展示乡村——大地活的灵魂而超过了一般的文化定义)。在我看来，此著是一部长篇随笔，倒显现了作者与乡土疏隔的漫不经心和力不从心。
　　但《马桥词典》及他的写作同样昭示了他文学植根大地的一个方向一种姿态，大地写作的一个层面。
　　在对话中提及有关《马桥词典》的特点：用一种故事的语言对乡村的生活方式、方言、历史、伦理关系等方面的细节化阐释，但是，“当您再次回到乡村时，您是想试图去寻找更新的东西，还是您认为这里面仍有您认识不到的东西？”这里提示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向度，一就是《马桥词典》已体现了一个地方的乡村文化形态，二就是这次长住乡村是不是想寻找与《马桥词典》不同的“更新的东西”，或在《马桥词典》中已出现但被作者所忽视的东西。这实际上还揭示了韩少功跟乡土事实上的隔膜状态。韩少功说：“我倒没有具体的规划和设计，只是觉得换一种生活方式”，在社会维度和个人维度上“有收获”。他继续着眼于诸如社会维度和个人维度的现代性主题，也就成为他在乡土“寻找更新的东西”——乡村深入即大地深入的阻碍。换言之，于乡土“寻找更新的东西”，韩并没有强烈地感觉到，他欠缺一种植根乡土本能的精神律动。果然，乡土只是给他“充电、补血、提供资源”， 调整他的(城市人)心态，乡土给他提供功能性作用，而继续进行的写作可以与乡土无关。如他所说，“像我今年所写的长篇，就和方言没有什么关系，和地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身处熟悉的乡土却明确要摆脱地域文化的影响，也许成了他不想在城里继续的文学实践。
　　而这正是刘亮程所具备的。刘亮程在大地写作上亮出了另一种精神向度，也就是“内发型”大地写作。这方面刘亮程谈得比较内在、准确和从容。
　　二
　　不同于“天很小山很多”的南方乡土，刘亮程长期沉浸于新疆这片广漠的乡土，当然也远离文坛中心——政治文化中心，没有那种“社会—文学主潮引导创新”的压力和诱惑，“它的干燥、辽阔、偏远、地广人稀，以及多民族的文化生活背景，又显得它与别处不同……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到达这个地方都变弱了。相反自然的势力更大。在这片土地上你更能感受到天地带给你的东西，草木风雨带给你的东西，这些反而能被一个人更真切地感受到。”因而他的《一个人的村庄》，同样是散文，在当时赶风趋浪的文坛是个寂寞而独特的存在。他也像他所关注的新疆年轻作家李娟说的那样，“在寂寞的成长中单独地感受一种生活，单独地想了一些事情。然后用文字单独地呈现出来。”这样的写作，心灵和思想更接近大地，“仿佛作家被单独地放在地老天荒中去独立面对整个自然与人世。有‘孤悬’的意味。”还写出了新疆(大地)的干爽味和游牧精神。它属于另一种写作路子或叫写作姿态，而那种“外注型”的大地写作肯定抵达不了这样的思想艺术境界。将刘亮程这样的介入生活方式与那种采风和挂职相比，韩少功肯定了前者。其实，他自己的退隐方式，其介入生活的力度，也逊于刘亮程这样的乡土——大地知觉(认知)。
　　10年前我读了他的《一个人的村庄》，认为在乡土的广度、深度和细部上都充溢着生命感，大地——乡土上的人，牲畜和庄稼消失了一茬又一茬，甚至城市也可能消失，但大地乡土仍在，这就是永恒的力量，就是永恒。“我没骑马奔跑过，我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另一些年月人们回过头，朝相反的方面跑，我仍旧慢慢悠悠，远远地走在他的前头。”这类句子只能从乡土的内里流淌出来。在新疆(大地)这样的广漠之地，作家的气息和大地是连接的相通的，通过“历史的学习，把我的情感和祖先衔接在一块”。有人则通过“历史的学习”而把乡村(大地)道具化、客体化、异我化，认知的分野也是明显的。刘亮程们的大地写作，是原发性写作，他们有着真切的生命感悟历史感悟大地感悟，因而又是洞察性顿悟性从容性写作，这样的“洞察”、“顿悟”和“从容”是原发的、内在的，从干燥土里长出来的。
　　更使人身心一动的，是刘亮程一句“随着在新疆的游走和观察，不知不觉中与一个地方的现实相遇”。我以为这是大地写作精神高度的一个指标。
　　与现实相遇正是大地写作的归宿，大地写作的价值所在。至此，在经过细心耐心地与乡土打成一气，作家精气神的触觉延伸到乡土的天空和土地，环境和心灵，神性和人心，历史和现实，这个地方的现实就不再囿于一隅，而是与现代都市——全人类相连相通，是新疆的这一个，也是大地的这一个，人类的这一个。这样的现实是实在的、细密的、生活的，也是升华的、宏大的、精神的。我比先前更加强烈地认定，这种植根大地的写作是能够出真正的大作品的。刘亮程们悉心写的“个人的惶恐感和个人的虚无感、孤悬感”不正与现代人的精神状态——现实相遇吗？他强烈感觉到的“自然力”问题不正是与人类——现实相遇的价值命题？况且他们还写出了这块土地在自然力下的简单却是从容不迫，虽是游牧却是有历史有根——有强大心灵的生活。这在一些“南方乡土”的写作(包括韩少功)里是欠缺的，或者说较为稀薄。对韩少功而言，就存在以全球化现代理性压过或取代乡土(大地)感性的缺陷。
　　虽然如刘亮程所说，这类作品对内地读者有阅读障碍，跟内地都市化大众化生活“有隔膜感”，它太远，但同样有一个“原创独创作品创造读者”即文学“化”大众的过程。植根乡土与现实相遇同样有一个作家的主体精神建构问题，这方面，真正植根乡土(大地)的作家优势也是明显的，不过，也存在因作家(包括刘亮程)主体意识不强大而与现实相遇的力度不够的问题。
　　应该说，对刘亮程们大地写作的“隔膜”，也与我们功利化的批评状态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批评生态呈功利——劣化之势；我早就察觉，以乡土写作为例，对那些成名早成了一方诸侯的文坛精英，他们的作品一出来，评论界一轰而上慷慨褒评，不惮做过度解释，很快将其归入“引领潮流”的名作经典阵列，仿佛此作品此作家是此类写作的最佳方式最高水平，而对一些沉潜乡土深处独特性原创性又离文坛中心“太远”的作品，评论界就没那个耐心了。这既有时代性浮躁的因素，恐怕也包含批评家“师出有名”的功利考虑，还有着批评家自身大地意识狭隘和偏颇的因素。
　　三
　　大西北与南方乡土有可比性和不可比性，可是任何地方的乡土大地都有着自性——原乡性(包括自然力)，只是作家所感觉到的多寡高下。什么叫乡土自性？就是乡土在自在、自为、自主、本原、自治状态下所彰显的乡土主体性，它当然包括自然力，包括历史的和文化的积淀。同样是乡土的自性，南方以住守(重土轻迁)为显著特点，村居意识较明显，而新疆(北方)以牧游为显著特点，其村庄是流动的，村庄意识较为泛化，更能与广袤大地相重叠。刘亮程笔下的“一个人的村庄”，他笔下的大西北游牧精神，人与自然力的融合，都流露出丰沛的乡土(大地)自性。显然，作家和学者所关注的现代后现代的“热题”并不是衡量大地写作重要的参照指标。被“现代后现代”撵得气喘吁吁的人们(包括作家)对乡土自性已经久违了。乡土传导着大地的基本旋律，因而南北山乡又有共同的一面，这就是长时段、长计划、从容、乐观与和谐。
　　又一次发现乡土，文学表现乡土(大地)自性还刚刚开始，乡土(大地)写作“不知不觉中与一个地方的现实相遇”，就是与全球化城市化的“现实”相遇，与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现实”相遇，它也就有着时代张力和活力，有着广阔的前景。
　　即便进入了现代化语境，乡土自性及其文学表达是现代化有机的构成。随着生活的展开，人类会意识到“大地”的不可或缺。因而，大地写作仍是生长性的，充满生机。“大地写作三人谈”就呈现了这样的精神流向。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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