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柳宗元并称“韩柳”，曾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并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韩愈著名的《师说》被后世广为流传，但在当时却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可柳宗元却始终支持韩愈的观点；韩愈负责修撰国史，想逃避责任之时，又是柳宗元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他们在患难中升华友谊，在交流中传递温暖，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34岁的柳宗元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往湖南永州。

    此时的柳宗元正担任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正六品的品级，表面看上去是个官，实际上却是个被流放的罪犯。由于他这种极为特殊的身份，昔日的很多朋友、同事担心受到牵连，对他是避之惟恐不及。

    不过，也有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在柳宗元春风得意之时，还是在他被贬之后，始终能够与他交流情感、讨论学问，并与柳宗元成为一生一世的好朋友。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韩愈。

韩愈和柳宗元曾是同事

    韩愈与柳宗元的朋友关系可以追溯到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至贞元十二年(796年)，韩愈一直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博学宏词科考试。在此期间，柳宗元也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他们不是同一科的考生，但彼此之间是比较熟悉的，何况韩愈连续考了四次，已经是非常著名的考生了，而且文章的名气也是有的，所以他们作为诗文之友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柳宗元和韩愈都在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成为同事。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更是朋友。

    这里需要对韩愈和柳宗元的微妙关系做一些必要的交代。其实，他们的这种朋友关系主要是在诗文创作领域，在政治方面却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或者说，柳宗元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器重与当时韩愈所受到的待遇并不对等。

    当时，柳宗元与革新集团的首领王叔文的关系十分密切，而韩愈却与王叔文等人的关系比较疏远，对王叔文等人为政的风格以及做人的品质也颇为不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韩愈和柳宗元原本是政敌关系。

    虽然当时韩愈的地位较低，但是在王叔文等人看来，他也许会在未来成长为对革新派有威胁的人物，所以就防患于未然，找个由头将韩愈贬得远远的。

韩愈和柳宗元差一个辈分

    虽然柳宗元与王叔文走得很近，但并未影响他与韩愈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后人之所以将韩柳并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缘分多多。

    第一，韩愈和柳宗元共同倡导并开创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儒学复兴运动，他们是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所以并称；

    第二，在古文运动、儒学复兴运动中，韩愈和柳宗元都以卓越的才华创作了大量流传千古的文章，是中唐时期首屈一指的大散文家、大诗人，也是唐代两位最重要的哲学家，所以并称；

    第三，韩愈和柳宗元年龄相近，不仅认识，而且非常熟识，还都有被贬的经历。

    所不同的是，韩愈先后被贬两次，但被贬的时间较短，起起落落；而柳宗元却一贬不起，最终死在被贬地柳州。但即便是在被贬的漫长岁月里，韩愈与柳宗元的通信也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思想的交流，所以并称。

    而且，韩愈和柳宗元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关系。韩愈虽然年长柳宗元五岁，但是两个人却差了一个辈分。因为韩愈的兄长韩会与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有交往，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柳宗元给韩愈写信时，总是很谦虚地称呼韩愈为“丈”，就是前辈、长辈的意思。

柳宗元赞同《师说》的观点

    柳宗元虽然被贬之后长期不在中原地区，但是他跟韩愈之间是声气相投的。

    韩愈写下名满天下的《师说》之后，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因为在唐代，门第、血统依然是士人走向仕途很重要的门径，读书求教、好为人师则为贵族士大夫们所不齿。而十年之后，远在永州被贬之地的柳宗元对韩愈的观点是坚决支持的。

    当时，有一位名叫韦中立的年轻人专门从长安奔赴永州拜会柳宗元，希望拜他为师，学习古文。柳宗元在给韦中立的信中就以韩愈为例，说韩愈奋勇不顾世俗的目光，敢于触犯众人的忌讳，甘愿承受他人的讥笑和侮辱，才写了《师说》这篇文章。

    由此可见，柳宗元非常赞同韩愈《师说》中的观点，只是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

    其实，早在长安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拜柳宗元为师，向他学习文章写作。现在被贬永州，他虽然不愿意背负一个勇于为师的名义，但在实际上，他用自己的行动呼应了韩愈的要为人师表，要将古文之道传授给更多读书人的号召。

柳宗元曾狠狠批评韩愈

    作为唐代的两位著名思想家，韩愈和柳宗元的交流在“心有灵犀”的默契之外，也并不都是风平浪静的。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柳宗元给韩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对韩愈冷嘲热讽，毫不留情。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柳宗元如此大动肝火呢？

    事情还得从韩愈官职的变动说起。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朝廷任命韩愈为比部郎中兼史馆修撰，负责修撰国史。可韩愈接到这个任命之后却噤若寒蝉。

    说起来道理并不复杂，做史官的第一要求是要尊重历史，但如果你要尊重历史，那么皇帝的看法和宰相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样。你是坚持真理，还是维护皇权？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在韩愈的内心反复翻滚，这是他畏惧做史官的根本原因。

    当时有个叫刘轲的秀才给韩愈写了一封祝贺信，韩愈在给刘秀才的回信中说了自己的心情，同时也把这封信寄给柳宗元一份。信的意思大概是说，史官不是轻易能做好的。朝廷给我这个职位就是看我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才能，想着好歹给我个位置，让我能够享受一些俸禄就够了。

    柳宗元一看这封信，十分生气，在给韩愈的回信中说：接到你的信，“私心甚不喜”。难道说你认为宰相让你做史官，就是为了给你个头衔，让你干领俸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在那儿待着。一个真正有志向的人，怎么能够等到让别人来督促自己才想到要尽职尽责呢？

    柳宗元在这封书信里一语中的，凡是承担了那个职责，就要坚守那个职责所代表的道义与原则，如果要改悔，就不如立刻离开那个职责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