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常言“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其本人对于《红楼梦》的痴迷亦非同一般。其红学代表作《红楼梦魇》是张爱玲关于《红楼梦》的唯一的学术性专著，共七篇，以版本研究为主要内容，显现了其作为作家和女性的独特红学视角。按照红学的三大流派，张爱玲当属考据派，她以参详对照的考据方法为研究方法。张爱玲用“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来概括自己的红学情结。她对枯燥琐碎的考据，将她对于《红楼梦》发自内心的真爱以及对于红学“不疯魔不成活”的追求表现的淋漓尽致。被称为“扫眉才子女相如”的张爱玲在红学研究的范畴中，确实有一些与寻常考据家不同的地方。

一、作家与红学家的双重身份。

张爱玲与曹雪芹相似的身世阅历与背景，带给她别人所没有的独特体验，有感而想到许多学术大家为了研究学术而对原本的文学作品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我觉得这个就是独特的审美天赋，张爱玲对于《红楼梦》是带着真爱的研究，无关风月名利的研究出发点，独特的共鸣体验，是造就张爱玲不同于其他红学大家的第一步。相似的身世阅历和背景，使得张爱玲在红楼世界中找到自己，深有一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微妙感觉。张爱玲对《红楼梦》痴迷到不能自拔的程度，以至于每读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时，有生疏的遣词造句，都会不自觉的顿首研读。随着张爱玲大起大落的生活经历，她对《红楼梦》时有独特的体验，但是与生俱来的那份红楼情结已经潜移默化到她的内心深处，升华成了一种旁人难以启迪的审美天赋。在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中，这种情结和天赋也是处处显现，从十二三岁时读《红楼梦》八十回以下“天日无光，百般无味”的敏感，到从少年时代由父亲编撰回目而作的《摩登红楼梦》的才华，再到四五十年代横空出世的小说创作中的“红楼”影响。张爱玲不同于其他红学家的，就是其身份的双重性。张爱玲作为一名文学考据家，自有考据学家们无可及之处。

张爱玲的作家身份与创作特点，恐怕是“张看”红楼能够细致体察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红楼梦魇》中就可见出张爱玲不急不躁、抽丝剥茧，用理性细致的思考和甄辨，一点点把附着在《红楼梦》和曹雪芹身上的有意无意的误解“洗”掉。这正是出于作为作者的一种体贴，正是体会到读者容易对文本作品产生误解。张爱玲的红学见解主要集中在《红楼梦魇》中的《三详红楼梦》中，她否定了“自传说”，明确指出了《红楼梦》是“创作而非自传”。在《〈续集〉自序》中，她不无愤懑地说，“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合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

从文学创作理论来讲，作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创作上，小说从根本上说也还是虚构的艺术，现实仅仅提供了素材而已。作家为现实生活所感动，根据对生活的审美体验，通过头脑的加工改造，以语言为材料创造出艺术形象，形成可供读者欣赏的文学作品，这样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称为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最基本的文学实践，它是作家对一定社会生活的审美体验的形象反映，既包含对生活的审美认识，又包含着审美创造。同为作家的张爱玲从自身创作经历出发，钩稽不同版本中的脂批，以及曹雪芹友朋的记载，并通过人物和情节在改写过程中的变动与完善，认为曹雪芹对于《红楼梦》的叙事，大部分出于文本创作和艺术上的需要虚构而成。如延迟元妃之死，获罪的主犯的更改。如黛玉的轮廓个性是脂砚早年的小恋人，但宝黛的大量文字确实是虚构的，正是印证了小说中的形象可以是生活原型，塑造人物往往是杂糅而成，这也就是创作的过程，也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审美体验的形象反映。

二、作为女性的独特视角。

张爱玲的身份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她作为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而导致的多重体验，还在于她作为女性的独特视角，正是这一视角，让她有很了一些新的建树。红学界长期被男性的声音垄断，红学大家几乎都是男性，张爱玲身为女性却位列红学家。《红楼梦魇》中考据谨慎细致，想象发挥汪洋恣意，拥有熟读红楼的女性作家的所有特点。张爱玲对于《红楼梦》的许多章节更迭改写的动机、时间次序以及脂批年代的先后等，做了翔实精细的考证，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确实是红学研究中的宝贵材料。最富有情趣的是，张爱玲本人的想象和随意的发挥，以及剑走偏锋的研究切入点，时常让人惊叹，此为才女之作，非常人之拙见。如张爱玲从中国古代的服饰的研究，以及文中人物是否缠足来考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不同阅读体验，并且加以深入，考证了续书中的倾满现象。如张爱玲对于宝玉出家后的那件大红猩猩毡斗篷极不满意，觉得太阔气了。她将旧本与甲乙本拿来参详对照，才发现“猩猩毡”三个字原来是甲本加上去的。旧本“船头微微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张爱玲认为这样写才是“神来之笔”，这样的意境才是美，袈裟的红是可以附和“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但不能照搬先前那“猩猩毡斗篷”，一领破斗篷才是适合文本的。

再如《五详红楼梦》中，张爱玲提出了欣赏《红楼梦》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偏爱书中的某一少女，而张最爱的当属天真烂漫，有侠女风范的史湘云。细心的张爱玲发现，在《红楼梦》主要的角色中，唯独没有史湘云的正面面貌描写，除了“醉眠芍药茵”的“慢起秋波”四字以及被窝外的“一弯雪白膀子”之外，几乎就没有对史湘云的外貌描写了。在《四详红楼梦》中，张爱玲通过旧本发现史湘云早于林黛玉进京之前，就常住贾家，与宝玉和贾母同住一个房间，再加上三十一回的“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因此张爱玲这样细腻心思的小女人不禁恣意想象，也许宝玉和史湘云最终偕老才是书中最终的归宿。刚巧胡适根据《续阅微草堂笔记》考证旧本，指出宝玉和史湘云雪夜重逢结为伉俪。这个哀艳的结局，一时石破天惊，使张爱玲永不能忘，考证出一系列证据，后来深得周汝昌的肯定。其实，在一些细节上，也能看出张爱玲学术研究中独属于女性的细致。似乎只有张爱玲才会对于穿戴搭配别有用心，也只有女人才会在猩猩毡红斗篷，鹿皮小靴，天足小脚上这些东西上特别留心，也只有女人特有不受束缚的想象和信仰，来支撑张爱玲完成那么多见解独到而有理有据的考证。

总之，张爱玲对于《红楼梦》一掷十余年的无怨无悔，对于作者相似际遇的共鸣，对于红学见解独到的领悟都是无可取代的，虽然比起一些文本考据，正式不足，八卦有余，但是正是如此，才会自成就她的“红楼梦魇”。张爱玲的红学观和她的出身是分不开的，也和她作为作家和红学家的双重体验分不开。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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