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部的文献，实际上大多是对先秦典籍的研究资料，比如对《诗》、《书》、《三礼》、《春秋》、《周易》等经书的研究，成为汉代经学文献。其中和文学批评相关的，计有《周礼》、《礼记》、《毛诗》、《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几种。

　　《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四十二卷，十三经注疏本。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八十六卷搜集了不少材料对其进行校审辨订，是目前最好的本子，中华书局版。
　　此书在武帝时始见，故多有人怀疑。且其官制有些并非为春秋以前所有，而是战国官制，故有人怀疑其为伪造，但清人汪中有《周官征文》，举六证说明此书先秦已有，王国维也赞同汪中说法，并补充了一些材料，所以《周礼》一书先秦时已有是无疑问的，但汉人如刘德等参照战国文献对之又加以补撰也有可能，所以现在通行本的《周礼》从成书年代说是在汉代中前期，但内中的文献却可分作春秋、战国两部分。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篇目如《地官》、《春官》等均反映的是春秋时的观念和礼制。
　　《周礼》中涉及的文艺文献主要集中在《地官》及《春官》两篇，内容约有两类，一是记录周代文化及艺术教育的门类，如“六德”、“六行”、“六艺”等。二是记录了鼓师、舞师、乐师等艺人的工作内容及各艺术形式的特点。从中可以了解到周代礼乐文化与周人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

　　《礼记》（《小戴礼》或《小戴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十三经注疏本。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六十一卷，该书对《礼记》四十七篇（《大学》、《中庸》二篇除外）均作有题解，更博采宋元以来各家之说对郑注孔疏进行补充和修订，内容详实，资料丰富，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此书内容记录了以周王朝为主的秦汉以前的典章、名物、制度及天子以下各等级的冠、昏、祭、燕、享、朝、聘等礼仪，也含有部分汉代文献。其中《大学》、《中庸》二篇因在宋代被朱熹选出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四书》或《四子》，而名声大著。汉初时《礼记》共有１３１篇，戴德取其中８５篇为《大戴礼》，其侄子戴圣取４９篇为《小戴礼》。《大戴礼》一直未受到重视，《小戴礼》则自郑玄作注，唐孔颖达作疏后，一直流传至今，《大戴礼》虽未亡佚，但受重视程度远远比不上《小戴礼》。
　　《礼记》的内容应经过汉儒的修订，其中于文学批评意义重大的《乐记》一篇，文字显然与战国末期荀子的《乐论》非常相象，故很有可能是由汉儒采用荀子《乐论》原文又稍加修订而成。但此文究由何人完成尚不得知，《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似是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人所编，但《礼记》一书由戴圣所编订，没有他的参与似也说不过去，另据《隋书·音乐志》记载，沈约曾说“《乐记》取公孙尼子”，意谓此文乃战国人公孙尼子所写，近人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也取此说。但《公孙尼子》一书现存仅有马国翰辑佚本，并无足以和《乐记》相比勘的文字，而荀子的《乐论》则是有文字可证，另从《乐记》的文字与《毛诗大序》的意旨相合来看，它取自于荀子《乐论》，又经汉儒编订的可能更大一些，至于编者，可能是刘德，也可能是戴圣。《乐记》的材料来源，主要是荀子《乐论》，《吕氏春秋》、《周礼》等先秦文献大概也是汉儒所注意采用的。今本《乐记》由《乐象》、《乐化》、《乐施》、《乐情》等十一篇组成，而刘向《别录》著录有二十三篇，可能后来遗失了十二篇。
　　《礼记》一书中涉及文艺批评的文献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提出诗、乐与人心感物的关系（《乐记·乐本》。按：物感说是汉人的发明，它源于董仲舒天人合一论及五德始终说，汉代不少文献典籍都涉及过物感的问题，除《乐记》外，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东汉班固的《白虎通》对人心感物的问题都有所涉猎。但就艺术创作中的物感问题，还是以《乐记》中的资料比较集中，也比较切合艺术创作。自《乐记》后，在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中，从物感的角度解释艺术创作成为一个共识，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都曾用物感来说明文艺创作的前期过程）；二、提出诗、乐的教化功能（《乐记·乐本》、《乐记·乐论》、《乐记·乐施》、《乐记·乐化》）；三、提出诗、乐与自然物及社会事物的对应关系，此点明显是董仲舒阴阳五行神学说的翻版（《乐记·乐论》、《乐记·乐礼》、《乐记·乐言》、《乐记·乐象》）；四、论文艺情感真实性的重要（《乐记·乐本》、《乐记·乐化》、《表记》）；五、提出“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经解》）；六、记录诗、书、礼、乐、舞在周代礼制中的作用及运作情况（《乐记·乐施》、《乐记·魏文侯》、《乐记·宾牟贾》、《乐记·乐情》、《礼器》、《学记》、《王制》、《文王世子》）；七、论述了诗、乐、礼、舞四者的关系（《孔子闲居》、《仲尼燕居》、《乐记·乐化》）；八、论述了诗、乐与人的性格性情的关系（《乐记·乐化》、《子贡》）。

　　《毛诗》，《毛诗注疏》二十卷，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本。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漱芳斋本。
　　此书相传为西汉初毛亨、毛苌研究《诗经》的注本，该注本通诂训，标兴体（刘勰语），《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东汉时郑众、马融、郑玄等人均冶《毛诗》，郑玄曾作《毛诗传笺》，对《毛传》未讲明或阙疑未解的字义进行疏通讲解，并参照吸收了其他三家诗的诗义，使《毛诗》的诗义更明豁。至唐，孔颖达在毛注郑笺的基础上作《毛诗正义》七十卷，此书由孔颖达统领，实际的作者有王德韶、齐威、赵乾叶、贾普曜等人。《正义》是对《郑笺》的疏释，主要的工作依然是训诂、文字校正及疏通字义。由于《毛诗正义》列入《五经》，故此后成为官方用书。前人的研究著作中，以清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较好。
　　《毛诗》作者依郑玄《诗谱》及《汉书·艺文志》，或曰毛公，或曰大毛公、小毛公，现在学界多认为大毛公为汉代鲁国人毛亨，小毛公为赵国人毛苌。据说大毛公《诗》学受自子夏一派，曾作《毛诗故训传》，并将之传授给毛苌，后河间献王刘德得之。此外，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及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也均认为《毛诗》作者当为毛亨及毛苌。与《毛传》作者相对有较统一的意见相比，关于《诗序》的作者，自汉以来就聚讼纷纭，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沈重说谓；“按郑（玄）《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子夏）意有未尽，毛更足成之。”又引或云：“《小序》是东海卫敬仲（卫宏）所作。”现存残篇郑玄《诗谱》中未见有关于《诗序》作者的问题。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又谓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学，因作《毛诗序》。至宋程颐、清王引之，又提出《大序》乃孔子所作。关于《毛诗序》作者的旧说，《四库提要》及清人崔述《读风偶识·通论诗序》（载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对之进行过梳理，可参考。考《诗序》内容，时有重复，所以自明人章如愚《山堂考索》以来，尤其是当代学者多认为《诗序》并非成于一时，也非成于一人之手。其作者是西汉初年的经生无疑，前人或说孔子，或说子夏，无非是想借圣人以壮其声势而已。至于卫宏，也许做过编订的工作。
　　《毛诗》的体例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序文，二是正文，三是传文。《诗经》首篇《关雎》前的序文历来学者习惯上将之分为两部分，从开篇“《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为小序，接下来从“风，风也”至篇末为大序。此种分法是采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所记录的分法：“起此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小序所讲主要是《关雎》一诗的义旨，大序则是对《诗》及诗学的总论。《毛诗》说诗，涉及到史实的，多依据《左传》，有关典章的，多用《周礼》，关于训诂的，多与《尔雅》相同。其传文较平实，与今文家多讲微言大义，尊信纬书有显著区别。
　　《毛诗》与文学批评相关的文献有三部分，分别是《诗大序》、《诗小序》和传文。
　　《诗大序》提出了三条诗学原则，一是强调诗的美刺作用；二是强调诗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三是提出在“发乎情，止乎礼义”基础上的“主文谲谏”的创作原则。这三条原则，是对先秦以来儒家诗学理论的总结和发挥，其价值不亚于《礼记·乐记》，影响甚为深远。
　　《诗小序》的文献意义在于它对诗本事及诗背景的记录方面，这是《诗经》研究者有意识地对诗歌创作缘起的探究，是对孟子“知人论世”说的具体实践，在文学研究的方向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毛诗》的传文，其撰写者原本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文学研究，而是传释经（诗）文，以使与《诗经》产生的年代相隔久远的汉人能够通过疏通文字诂训，更好地理解“经义”。但汉代儒生对《诗经》的传疏，客观上是对诗歌文本的解析，历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为文学批评的文献价值开掘得还不够，实际上，《毛诗诂训传》开创了诗歌文本研究的方向，它结合诗序，通过对诗句的字词义的疏通解讲，来确定诗义的做法，对后世文学研究起了一个示范的作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以说《毛诗诂训传》是第一次系统地，有意识地对诗歌文本的研究，此后有关诗文总集选本的章句传疏，都是在《毛诗》的开拓下，沿着《毛诗》的基本体例去进行的。《毛诗》的大序论诗学原则、小序记述具体的诗本事及概括题义、传文则通过文字的疏通去印证诗义，三部分相互呼应，有着内在的逻辑。这样一种体例，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作品文本研究的一个范例。#p#副标题#e#

　　《诗谱》二卷，汉郑玄撰，宋欧阳修《诗谱补亡》一卷，四部丛刊三编本。
　　此书全本已亡，唐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将郑玄《诗谱》残篇中的序置于卷首，至宋欧阳修搜辑整理，仍然残缺。
　　此书主要是根据《毛诗序》风雅正变的说法，对三百篇世次进行排列，列举了各首作品前后的世次，说明诗的先后时代及个别作者，偶尔也涉及作诗的缘由。在《诗谱序》中，郑玄说明了他排列各诗的世次，主要是依据《史记》的年表，所谓“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诗谱序》）由郑玄的这段话，可知其《诗谱》在方法上是采用“以史证诗”的办法，在体例上是采用世次系年的形式，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通过这一形式，能知诗歌发展的历史及其与时代的关系。虽说郑玄在制订谱序的时候，有时所引材料系捕风捉影，有时显得牵强附会，所编世次也不一定准确，但从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观念上，应该说郑玄的初衷是好的，这一方法，今天的学者仍然在采用。此外，《诗谱》在著述体例上作为诗歌系年的初祖，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具有独特的价值。

　　《韩诗外传》十卷，汉韩婴撰，四库全书本；《诗外传》十卷，四部丛刊本；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版。
　　此书属西汉今文学派的著作，西汉是经今文学派盛行的时期，《毛诗》最初并未被立为学官，相反今文学派的《鲁诗》、《齐诗》和《韩诗》均先后被立为学官。《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三家诗到了东汉就开始衰落了，其中《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寿命较长，由汉至北宋，均见著录。《隋书·经籍志》说：“《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新唐书·艺文志》时也仍见著录，大抵北宋时尚存，到南宋即告亡佚。《韩诗》原分内、外传，亡佚的是《内传》部分，《韩诗外传》部分现存十卷。《韩诗内传》整部虽亡佚，但在其他典籍中仍存有部分佚文，清王先谦辑录三家诗成《诗三家义集疏》，其中有《韩诗》的部分材料，可参看，有中华书局排印本。
　　《韩诗外传》与今文家的其他两家诗一样，不大顾及《诗》的原意，其内容基本上是引《诗》证事，讲一段故事，引若干《诗》句作为佐证，与《诗经》的内容却无大关系。《韩诗外传》对《诗经》本身的研究虽无大的价值，但在引《诗》证史的过程中，还是表达了一定的文艺思想，虽只言片语，也有若干可资借鉴者。约而言之，其要有三，一、论自然之同声相应、物类相感与音乐相合的现象（卷一第１６章“古者天子左五钟”；按：西汉有不少文字言及同类相感、同宫相动等一类的怪异现象，这种现象并不一定真正存在，但反映出汉初阴阳五行神学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印记）；二、论“有声无声”（一卷第２３章）；三、论“智者乐水”与“仁者乐山”（卷三第２５章、卷三第２６章）；四、论情中言外（卷四第３１章、卷七第２６章）；五、论《诗》之语（卷五第１章论《关雎》、卷八第９章论《黍离》、《晨风》）。《韩诗外传》中的文艺思想比较驳杂，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和体系，其缘由一个可能是《韩诗外传》的作者不止韩婴一人，第二个可能是作者受到当时各种思想的影响所致。

　　《春秋繁露》，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春秋繁露注》十七卷，皇清经解续编本。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此书今存十七卷八十二篇，经过后人整理。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起家，关于《春秋繁露》的内容，《汉书·董仲舒传》指其“说《春秋》事得失”，但实际上书中所论多与《春秋》无关，是作者依托于《春秋》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四库提要》说《春秋繁露》一书实是：“《尚书大传》、《诗外传》一类”，也说明了《春秋繁露》一书的性质。董仲舒除《春秋繁露》外，本来还有《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诸篇，现在这些篇目俱见于今本《春秋繁露》，可见是后人将之并入。
　　《春秋繁露》一书中有关文学批评的内容与其哲学思想相一致，主要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基础上的“同类相动”（《同类相动》）及“中和之美”（《循天之道》）等思想。董仲舒在阐发其思想的时候，经常打着孔子或先秦儒家经典的旗号，实际上他引述原话时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偷换概念。比如董仲舒所讲的“中和”，先后引过《诗经》、《孟子》中的话，但实际上只是用来佐证他自己关于天地、道德、圣人的看法。当然，董仲舒也继承了孔子的一些理论，比如《玉杯》篇讲述了志与物，质与文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即是。此外，董仲舒文艺思想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还有他记录了春秋以来有关“六艺”的传统说法，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仁人”（《精华》），这一提法，是对春秋“六艺”使用情况的真实记录，也对后世有关文艺鉴赏方面的理论产生影响。

　　纬书类，明孙瑴《古微书》，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经编纬书类》、黄奭《黄氏逸书考·通纬》诸书中均有辑本。
　　纬书是经部中的一个怪胎，是汉人以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等思想来解释传统儒家经典的书。其本身与儒家思想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后世正统儒家也以其荒诞不经而对其抛弃。南齐刘勰《文心雕龙》专门有一篇《正纬》，可见其在儒者心目中的印象。纬书的产生年代，据《后汉书·张衡传》和《文心雕龙·正纬》，是在西汉晚期的哀帝与平帝时期。纬书《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有纬书十三种，其中重要的有《易纬》八卷、《尚书纬》三卷、《诗纬》十八卷、《礼纬》三卷、《乐纬》三卷、《春秋灾异》十五卷。但纬书至唐代已亡佚，现仅存一些在古书中所引及的片断，被收集在上述诸种辑佚著作中。
　　纬书虽是谶纬神学的产物，本身荒诞不经，但其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尤其是有关文学批评的方面，其中不少提法对魏晋六朝文学批评有所影响。比如《诗纬·含神雾》中的“诗者，持也”，经《文心雕龙》引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纬书中有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观点是其他文献中所没有见过的，比如《诗纬》中讲“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将文学创作过程分析得非常细致。此外，纬书对音乐也有不少的论述，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