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以后也有一些作家论及文事，就其比较有些特殊见解的，可推裴度、李翱、皇甫?、刘?句四人。

　　古文运动到韩柳可说完成了，但是完成以后，进到第二阶段又很容易成为蜕分的现象，于是韩柳以后的文论也就不免有些分歧。

　　裴度，虽不以文名，也不以道名，但是他的论调却开了宋代道学家的先声。他当然不赞成骈文家的雕饰，可是他也不赞成韩柳的矫枉过正，于是主张自然，不要以文为事。这样，当然接近道学家的主张了。他的《寄李翱书》，历举了古代作家，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于是他再说：

　　若夫典谟训诰，文言系辞，国风雅颂，经圣人之笔削者，则又至易也，至直也，虽大弥天地，细入无间，而奇言怪语，未之或有。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此所谓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全唐文》五三八）

　　他推溯到古人著述，知道古人著述没有不出于自然，所以不要可文而文之。骈文家尚对偶，讲声韵，固然是可文而文之，可是古文家的磔裂章句，也何尝不是可文而文之呢？后来宋人称韩愈为有意为文，就是从这种论调上启发的。他再说：

　　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丽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致，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字为意也。

　　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则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逾，又何必远关经术，然后骋其材力哉！

　　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

　　其实，古文家的手法，正在这些高之下之，详之略之的方法上面，尤其是后来的一辈古文家讲所谓义法，那就更重视这些问题。在当时，古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和这些问题是有些关系的，必须要形式技巧上有特殊的成就，然后才能完成这种新体制。可是，正因为这样，又不免限制了古文的成就，使它不能反映现实。这就因为韩柳古文一方面以道为幌子，而一方面却不知道所谓“道”是要从现实中产生出来的，于是在古文家所自认为明道的作品，其实，是脱离了现实，只成为同骈文犯同样错误的以文为事的作品。这样，所以传奇小说明明是受古文运动的发展而成功的，也明明是因古文运动的成功而发展的，可是古文与传奇小说却始终各走各的路，成为两不相关似的，就因古文家处处牵附到道，也就使得传奇小说不敢高攀了。这样，所以从道学家看来，又看穿了这些伎俩，于是批评他们以文为事，看作和骈文一样，和时文一样。而裴氏就是最早提出这些见解的。这种论调，最合后来道学家的脾胃，而清代的骈文家，有些也申阐裴论，以为骈文张目，这恐怕不是裴氏的意思了。

　　李翱是韩门弟子。韩愈死后，李翱和皇甫?都有哀悼纪念的文章，而二人对于韩愈的评价，却各有不同的着眼之点。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云：“呜呼！孔子云远，杨朱恣行，孟轲距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辩之，孔道益明。”这是重在道的方面讲的。就是讲到“文”的方面，也称“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六经之学，绝而复新”。（《李文公集》十六）也是比较重在道的方面。而皇甫?的《韩文公墓志铭》就说：“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皇甫持正文集》六）那就比较重在文的方面了。由于李翱与皇甫?对于韩愈的认识不一样，所以二人之作风和成就也不相一致。李翱作风平易，论文重道；皇甫?作风奇特，论文也尚奇。

　　李翱《答朱》（一作王，一作梁）《载言书》自述其作古文之旨云：“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李文公集》六）此书说明他学古文之旨，全与韩愈相同。李翱此书为其论文主旨所在，与韩之《答李翊书》，柳之《答韦中立书》，同样重要。他说：

　　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

　　此书专讨论创意造言二事，而均归之于“皆不相师”。论创意，韩愈说过：“师其意不师其辞”，似乎意不能不相师。论造言，柳宗元又说过：“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似乎言也不能不相师。然而他却说：“创意造言，皆不相师。”这岂不是与韩柳异其旨趣吗？然而，言各有当，李翱的意思也正是韩柳的意思。在李翱当时，也许有一班人振于韩柳复古之说，而不能了解韩柳以复古为革新的意义，不能理会韩柳从学古以创造的本领。这好似在陈子昂李白在号召复古的时候，一辈后生就批评庾信和初唐四杰是同样的情形。所以他对于朱载言一流人，便不得不急急以“创意造者，皆不相师”为言。

　　先论创意。他说：

　　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肠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

　　他以为义贵深，意贵远。义深意远则理辩气直而辞盛文工。义之贵深，意之贵远，正如山之应当高，渎之应当出源到海，百品之应当足以充肠。深与远，是义与意的标准，标准可同而所以成其义与意者正不必同。不要以为在文以明道的旗帜之下，可以尽量容纳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假使没有自己独特的见地，说来必不会透彻。他所谓：“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应当着眼在这一点。这样，所以他主张学，──“此因学而知者也”。学愈深则意愈远，否则，一望皆黄茅白苇，只成为浅近的同而已。

　　继论造言。他再说：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享，犹犬羊之?享”，此之谓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韩退之曰：“唯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李文公集》六）

　　造言，大概也是当时新起的问题。他先就当时人对于造言问题所举出的几点相反的标准，加以总的批评，称为未识文章之所主。这些问题，在李翱以前，权德舆已经提出过。权氏的《醉说》云：“尝闻于师曰，尚气尚理，有简有通。能者得之以四，不能者失之亦以是。四者皆得之于全，然则得之矣；失于全则鼓气者类于怒矣，言理者伤于懦矣：或狺狺而呀口，ㄢㄢ以堕水。好简者则琐碎以谲怪，或如谶纬。好通者则宽疏以浩荡，庞乱憔悴。岂无一曲之效，固致远之必泥。”（《权载之文集》三十）又其《尚书兵部郎中杨君文集序》云：“君尝以为尚气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权载之文集》三十三）可知这是当时一般人常提到的问题。一般人总以为标准愈具体，愈简单，则愈易明了，愈易遵守；但在他则以为这是不成问题的。他的标准，是造言要工，惟工而后能传。尚异与好理，对与否，易与难，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工。而做到这工的标准，却又须自己去创造的。“唯陈言之务去”，必不能袭用前人一言一语，这才是革新。所以我说：李翱此书，是专对当时泥古的人发的。

　　看出了这一点，然后知道他的所谓不用“莞尔”“哑哑”“粲然”“攸尔”“冁然”诸词，与皇甫?的尚奇不同。他不过提示人应当有创造的本领，应当善于采用当时的词汇。至于他所本的则仍是所谓“六经之旨”，他所学的，仍是所谓“六经之词”。他依旧是偏重在道的方面。

　　实在，李翱于道，也确是有所得者。即就其《复性书》而论，亦远胜于韩愈之《原道》。宋儒理学，即很受此书之影响。所以他的论文主张，就“六经之旨”言，也不是空洞的话。其《寄从弟正辞书》云：

　　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

　　仲尼孟轲殁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

　　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

　　贵与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爱而屑屑于其间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李文公集》八）

　　他不以为文章为一艺，所以偏重在道的方面。他谓“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这正是上承孔子“有德者必有言”之意，下启宋儒“道至则文自工”之说。宋人讥韩愈为“倒学”，实则李翱此文，即已逗露此意。“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这是宋人论文的见解。“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这是唐人论文的见解，而宋人所讥为倒学者。所以李翱论文，已开宋人之先声。至其《答皇甫?书》“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又《答开元寺僧书》畏后世圣人之责，不敢为释氏作钟铭，都可以看出他卫道的热烈。

　　至皇甫?之论文，便偏主于奇。其《答李生第一书》云：

　　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桡云霓，骊龙之珠必涸深泉。足下以少年之气盛，固当以出拔为意。学文之初，且未自尽其才，何遽称力不能哉！（《皇甫持正文集》四）

　　这种尚奇的主张，完全是尚文的倾向，因为不脱韩愈所谓“能”与“异”的见解。其《答李生第二书》复申述之云：

　　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

　　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

　　夫绘事后素，既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已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

　　《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谓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皇甫持正文集》四）

　　此节谓奇而无伤于正，正而无伤于奇，以文奇理正为标的，固似较前书为修正一些，但以尚奇之故总不免偏于修辞方面。其后孙樵论文，亦偏主于奇，就是皇甫?一派之支流。

　　孙樵《与友人论文书》自言：“尝得为文之道于来公无择，来公无择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韩先生退之”；（亦见其《与王霖秀才书》）则其渊源所自，正从皇甫?一派得来，所以不重在道，而重在文，而其论文亦不尚平而尚奇。其《与王霖秀才书》云：“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ゼ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前辈作者正如是。”（《孙樵集》二）又《与友人论文书》云：“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焕然如日月之经天也，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孙樵集》二）这些话，都是申皇甫?尚奇之旨。

　　到了五代，齐格既卑，诗体又靡，文学批评也无可论述，但是做《旧唐书》的刘?句，却有一些和当时古文家相反的见地。这原因，恐怕由于晚唐五代，古文家继起无人，只有孙樵勉强支持残局，但是又走了皇甫?的路线，脱离实际，所以令狐楚李商隐辈遂得以复煽骈文之余波，成为四六。在此风气之下当然论文见解要与古文家有些出入了。

　　古文家的论文是重在文行相顾的，但是刘?句却把它分开，不使相混。《旧唐书·苏味道李峤诸人传论》云：“才出于智，行出于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深浅也；行义诡实，由性之善恶也。然则智性禀之于气，不可使之强也。苏味道、李峤等俱为辅相，各处穹崇，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赡；验以弼谐之道，罔有贞纯。”他这种不以人废文的态度，比了昔人不以人废言为更进一步。因为他在教训的批评流行之后，而能有此见解，亦是值得注意的。

　　又，古文家因为重道，所以尚学。而《旧唐书·文苑传序》却说：“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责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随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这又发挥他的天才说了。在四六流行的时候，当然会产生和骈文家一鼻孔出气的论调。

　　这样，所以论到文学的进化，也能打破当时批评界的是古非今说。其《文苑传序》云：

　　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术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苡，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浮ㄤ，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他处于唐代批评界复古说高唱之后，而竟能不为所囿，谓是古非今未为通论，也可说是比较特殊的了。但是假使明白在他以前有令狐楚之四六，在他以后有杨亿、刘筠之西昆体，那么这种论调也就不值得惊奇了。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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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郭绍虞，来源：中国文学批评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