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提到的“清理遗产，兼取西学，以创建新的文学理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国理论家长期以来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古代学者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而珍贵的遗产，公认堪与西方文论相媲美；近、现代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下，我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多少带有中西合璧特点的理论主张；而到了当代，我国理论家虽然仍有建树，但显然自己的声音开始变得微弱起来；尤其是在最近的十多年，由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译介，我们自己的声音似乎已经汩没无闻了。对此，钱中文先生不无忧虑地说：“本世纪我国文学理论中有关文学的观念，主要来自外国，它的基本术语同样来自外国。80年代前主要使用苏联的一套，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使用欧美的一套。这倒不是说这些观念、概念不能用，看来那些有用的东西还要继续使用下去，而是说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观念、概念。”15 于是不少学者认为 ，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界“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16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理论界在发出殷忧之余，也开始了深沉的反思，以寻求摆脱当前被动局面的出路。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西方汉学界的移植研究仍然不无启发意义。

　　因为移植研究已经通过大量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文学、哪怕是中国古典文学也具有营建新理论的活力和质料。

　　证据之一：由上述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的碰撞方式可知，西方学者在创建或推阐新论的过程中，有时完全基于中国语言文学，有时则援引之（尽管规模不大）以为立论的基石。

　　证据之二：把中国古典文学当作“补益之物”或“矫正之物”，据以修订、引申或改造西方理论，以便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关于以上两点，均可参见第十六章第一节。）

　　证据之三：在本书稍微涉及却未予详述的另一范畴——中西比较诗学内，还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新兴文论相互认同的情况。根据汉学家的辨识，中西理论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试举数例于下：

　　⑴庄子的“道”与现象学的“意义之存在”（ un etre du sense ），庄子的“心斋”说与现象学的“判断悬止”说；17

　　⑵金圣叹提倡“精严”、沉思作品细节与新批评的细读法；18

　　⑶李东阳等人的诗高于文、格律音韵乃诗歌两大要素的观点与俄国的形式主义文学观；19

　　⑷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与西方现代的叙事学（参见本章第一节浦氏所论）。

　　⑸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某一论点和解读方式与西方现代批评流派的术语“经验型态”和“显微结构”。20

　　在此，我们故意选来一些中国古人之说与西方今人之说相互认同的例子（中西古人之说相互认同者也不少），以增强说服力。

　　证据之四：融合中西旧说，而创建新论。刘若愚根据严羽、王夫之、王国维和马拉美、艾略特等人的见解，提出了诗歌乃语言和境界之双重探索的理论，并且指出其适用对象是东西方所有的诗歌。21 （关于以上两点的大多例证 ，均可参见本丛书之一《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第三章。）这一见解并非是宏大的理论，这种尝试也为数不多，但它代表着一种极其光明的前景。

　　这些实例尽管在中国文学中所占比重极其微小，但也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据以建立新理论的活力，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也蕴藏着现代文学理论的质料和神髓。这就等于说，根据中国文学来建立新的理论，并不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既然我们具备了营建新论的物质基础，又拥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于实于虚，应有者，已皆有之，那么理论建设的步履何以如此沉重而艰难呢？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主观方面，而不在客观方面。这很值得深思，很值得理论家去做专门的探讨。

　　透过移植研究，还可以部分地看到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状况。（如果另做考察，当可全面地把握这一现象。）近百年来，西方文艺理论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说纷呈，派别林立，各执己见，百家争鸣，可谓盛极一时矣。这些理论流派的生存期、规模和影响，有着很大的区别，细察它们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其间兴衰交替的形态。就其产生的渊源而言，有的来自文学创作（通过实地考察），如帕里-劳德理论；有的来自文学作品 ，如意象研究、新批评研究；而大多是基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如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巴罗克风格研究、心理学研究等等。就其相互间的关系而言，有的是旧有理论的延伸，如新批评扩展了传统的诗语研究；有的是旧有理论的否定，如解构主义颠覆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法国诸家的结构主义和拉康的心理分析；有的则广采博收，以丰富自己，如文类学、叙事学。就其生长点而言，有的在文本（或是类型、或是主题、或是形式），有的在作者心态，有的在读者接受，有的在创作过程，有的在某一文学现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情况，在考虑以哪种方式创建新理论时，我们都是可取作参考的。

　　中西结合的原则，对于理论建设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短处，也有长处，我们应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精通国学而兼知西学的华裔汉学家，对此体会得更深刻些，譬如叶嘉莹声称： 

　　中国传统的批评著述，虽一向缺乏今日新批评所重视的理论体系，然而其对旧诗鉴赏的深刻之处，却也不是借自西方的新理论及新观点所可完全取代的。 

　　她还认为，如果具备了中西学术的素养，“则传统的批评著作便确实能予人不少启发与印证的光照”。22 参照以上这些看法 ，我们便可对所谓中西结合以创建新理论的设想，做出更加具体的说明：第一，整理古代的理论典籍，挖掘其中闪光的思想，使之更好地为后人参考、借鉴；第二，融合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进而铸造广泛适用的新理论；第三，根据自己的传统文论，发展适合本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鉴赏与研究的新理论。

　　总之，如果考察一下中国文学与文论在西方的际遇和影响，考察一下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碰撞的过程和终结，理论研究者也一定能够从中得到许多启发。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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