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的发生、发展、变异和消亡，属于文类史研究的范畴，其中追溯文类渊源的发生学是它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西方汉学界拥有多种这方面的研究实例，如桀溺（J.-P. Dieny） 探索古诗（十九首）之源，傅乐山（J. D. Frodsham）探索山水之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倪豪士探索小说之源等等。23 倪氏的研究颇多西方学术色彩，我们选作范例，介绍如下。
　　谈起小说的产生，中外学者几无例外地均溯至“小说”一词，来考察这个文类的源头，倪氏的文章却别开生面，谈到了其他一些问题。他说，“小说”一词虽然出现在先秦，但在当时它的含义并不明确，它既可以指关于哲理、政事的较不重要的辩解（“说”即“劝说”之意），又可以指朝官所记的用以劝诫、娱乐的街谈巷议。而采用虚构技巧的著作，却远在它出现之前就已经见之于世。接着，他把中国传统的虚构作品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文言型（它篇幅短小，但并非总是所谓的“短篇小说”，其源头可上溯至汉代）、白话型（它至晚起于唐代，受说书艺术的影响）和口述型，并把最后一种作为探索小说渊源的出发点。他指出，在现存最早的典籍之一《书经》中，曾以“古有训”三字，提及“蚩尤惟始作乱”一事；而郑玄解释这三字说，历代有某人为帝王口头讲述古代故事的活动，降至汉代，讲述尧舜已成习俗（郑注《周礼》）。《国语》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这些活动可能与所谓的“古有训”有关。
　　他继而解释说，英文“虚构”（ 亦即“小说”）是“fiction”，它来自拉丁文“fingere”，本义是 “造作”；而中文“造”、“作”亦与虚构有关，孔子语“述而不作”似可以为佐证。反过来说，一些并不以此为训的人，在讲述某事时有可能诉诸凭空虚构，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周代社会里，活跃着一批说客，他们要想寄人篱下并得到赏识，必须娴于辞令。他们很可能像古希腊人一样，所受的第一种训练就是讲述或者改编寓言、故事和历史插曲。“宋人揠苗助长”是个寓含哲理的笑话，当时无疑很流行。孟子把这则笑话编进了说教寓言（parable），又把这则寓言嵌入了类推片断（analogy），最后把这个片断置进了一篇对话 ：这就是传统哲学著作的一种标准形式。
　　接下来他引进了一个重要概念，即荷兰学者安德烈·若莱（Andre Jolles）铸造的所谓“简单形式”。若莱的这一术语指的是，人类思想在语言中得以具体化的结构要素。他认为，这些要素共有九种，即传说、英雄传奇（saga）、神话、谜语、谚语、事例、回忆录、（神仙）故事和笑话；而且，这些简单形式只是些语言片断，并非文学类型，但在很多场合它们是组成文类的砖瓦。倪氏举例证明了若莱的结论，有一例出自《韩诗外传》卷八：
　　齐有得罪于景公者，景公大怒，缚，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头，右手磨刀，仰而问曰：“古者，明王圣主，其肢解人，不审从何肢解始也。”景公离席，曰：“纵之，罪在寡人。”《诗》曰：“好是正直。”
　　他指出，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结构层次的变化：
　　（一）妙语。在核心部分，有一句讽刺性妙语：“仰而问曰：‘古者，明王圣主，……不审从何肢解始也。’”
　　（二）轶事。这句妙语是一段轶事的组成因素，这件事以“齐有……者”开端，至上述妙语结束。
　　（三）说教寓言（parable）。当景公的反应再加于其上时，这件事便成了一则说教寓言。
　　（四）寓言（allegory）。最后，由于引有三百篇诗句，全文又演变成了一篇言此而意彼的寓言。
　　他说，由修辞扩展成故事，这也与古希腊的情况相似。战国时诸子语涉虚构，使刘勰后来提出了批评：“是以世疾诸子，混洞虚诞。”（《文心雕龙·诸子》）先秦其他著作中，《战国策》极富发展虚构原型的例子，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范睢说悍少年战神丛”、“触说赵太后”。他同意柯润璞（J.I. Crump）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上述段落“不是历史，甚至不是故意歪曲的历史，而是特殊类型小说。”24 他强调，柯氏考察形式而非内容的方法，是值得加以注意的。因为若谈及内容，很难说何时人们把一个特定的文本当作真实记载，何时它变成了虚构文字（在今天看来，古代某些科学论文甚至亦属“虚构”）。他还指出，篇幅较长的《穆天子传》，对于小说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论及周代典籍是后代某些虚构作品的取材之源时，他以“黄帝大战蚩尤”的故事为例，部分地借用袁珂等人的研究成果，着重分析了原始描述与衍生故事的种种不同。他采用的方法是：（一）首先辨明原始描述里的一组母题（即形式主义者所谓的“fable”）；（二）再察看它们在不同的衍生故事（他说 ，“故事”是指以艺术手法对所选母题做出的组织、安排 ，即形式主义者所谓的“sujet”）里所发生的变化：
　　原始描述：略（参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山海经·大荒北经》：后代小说多本此书。基本母题有：“危及黄帝的叛乱”，“黄帝寻求神灵援助”，“他的视力遭到了遮掩”，“虽有从臣以魔力相助，他仍然受到了挫折”，“天女‘魃’解决了难题”，“叛乱最后被平息下去了”。
　　《太平广记》卷五六引杜光庭《集仙录》：（这个故事在道家中得到了流传。）这里增添了两个母题，即“黄帝做梦”和“黄帝获得符咒与兵书”。
　　《太平御览》卷一五引《黄帝玄女战法》：除了一些细节外，均与《集仙录》相同。
　　《水浒传》第四十二回“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一段：这里有许多原有的母题。例如，九天玄女住所的龙形装饰图案，以及宋江被人从桥上推下而梦觉前所见的“二龙戏水”，均让人想到黄帝驱遣的“应龙”；其他还有宋江最后得以逃脱，两位仙女穿着“青衣”等。
　　《西游记》第四十二回（按：原文如此）“大圣战红孩”一段：此段似乎也以“黄帝大战蚩尤”为所本。例如，红孩的“三昧真火”是他致人于死地的武器；孙悟空请来四海龙王以雨灭火；红孩的小妖取“雾”、“风”等为名；悟空败阵后，请菩萨帮助；她派来龙女，并亲自用净瓶的甘露水浆灭火；最后她在悟空手心里写个“迷”字，叫他哄骗红孩，并用另一咒语制服了他。
　　由此，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利用周代典籍来探讨中国小说的起源和发展，是不无根据的。第一，《庄子》、《孟子》、《战国策》、《国语》等著作，包含着后来小说家加以采用的叙事技巧；第二，《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等作品，为后代小说提供了素材。而且早期包含小说因素的作品，应该分作传记和历史著作、游说辞以及志怪述异三种类型。25
　　以上所述汉学家的文类学研究，主要包括中西比较下中国文学及其主要文类的特点，文类划分的标准及其科学性，以及追溯传统小说原始形态的文类发生学。应该指出，第三章“史诗研究”和“悲剧研究”两节，就其性质而言也属于文类学研究的课题，事实上已经有人把它们划入了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范畴，而称之为“缺类研究”（但持相反意见学者为数不少）。我们之所以在他处另辟章节介绍，是因为这种研究的传统性较强。
　　在中西文类的平行比较中，关于文学总体的比较最富有魅力，读之便会令人油然而生“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其原因是搞民族文学研究，很少从这一角度去做观察。从宏观角度来看，中西文学好似两块各自浑然一体、特色鲜明的瑰宝，一旦进行比较，却又往往会形成肤浅、空泛的结论。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可比性，避免大而无当的见解，确实是宏观研究的一个难题。普实克并未停留在表面印象上，而是借用同一文化孕育出来的另一学科（即历史学）作为参照，从深隐层次找到可做比较的基点，然后再反观总体。他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比较巧妙的方法。就具体文类而言，中西比较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这样做起码有两种好处：第一，两者的相异之点，几乎均是各自的特征之所在，辨别异点即是突现它们的特征，辨之愈细，特征愈明。第二，两者的相同之点——鉴于中西文学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则几可说是世界文学的共同特征，对之加以证实，无异于寻求世界文学的共性与通则。退一步说，我们即使不以中西比较为鹄的，而只是考虑自己的民族文学，多一个性质迥异的参照物，也是大有裨益的。
　　辨别文类特征，以之划分文类，属于文类形态学。陆机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文赋》）在我国，自古迄今，大大小小的文学类型有数百种之多。它们的“囿别区分”，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古代批评家很讲求体制的严谨，以便为文学创作树立规范，所谓“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即言此事。但他们辨识文类的做法，往往是在兼顾作品内容和用途的同时，侧重考虑音律的平仄、韵散，句式的奇偶、齐杂，以及篇幅的大小长短这些一望即知的表层形式因素。分类标准每每因人而异，既缺乏统一性，又缺乏科学性，以致造成了如上所述的混乱现象。
　　西方现代学术也很重视文学作品的分类，托多洛夫从反面提出了这一问题：
　　时至今日，还坚持关注文类，这即使不是犯有时代错误的消遣，也仿佛是徒劳的消遣。我们都知道，文类是曾经存在过的，在古典主义时代确实有过民谣、颂歌、十四行诗、悲剧和喜剧，——如今安在哉？26
　　实际上他的真意是说，当今的作品已不合旧有的体制，但并不证明旧有的文类已经消失。因为“一种新文类无不是对一种或数种旧有文类的改造，借助反转，借助置换或借助组合。”27 就这样 ，他把辨识文学类型的目光引向了作品内部。在另一处，他更明确地说：“文类研究应该辩明它们的结构特点，而不应该以其名称去区别它们。”28 这种观点代表着西方文类研究的新方向。于是，学者们离开表面特征，发现视点、代言人、节奏、动因、模仿层次等所谓的深层因素，也可作为识别文类的依据；而且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形式不仅能够与内容接榫，还能够转化为内容。基于这些认识，文学类型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特征、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可以得到新的解释。而采用现代文类学的内向化视角来观照中国文学，各种类型的轮廓便会变得明朗清晰起来。本章已有数例，其他各章也有多例与文类学研究有关，如史诗与悲剧研究（第三章）、口述诗歌研究（第九章）；再如倪豪士关于《文苑英华》里“传”体传奇的研究，就“叙事”、“模式”、“风格”、“结构”和“意义”五种语码详细解说，使这种类型的特点格外分明（详见第十三章第四节）。当然，文类研究也不能全然抛开外在因素或者表层因素而不顾，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说明文类的特点。现代学术追求分类标准的科学性，重视文类概念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已成为明显的趋势。
　　从历史角度观察文类形态的演变，是文类学研究的另一个较大的范畴，如上所述它涉及文类的发生与发展、变异与消亡；如果文类跨越国界而产生了影响，有了所谓的传播史，还可为比较文类史提供了研究素材。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只介绍了文类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支——文类发生学，而且只限于小说发生学。
　　既然是追溯渊源，历史眼光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横向考察并存文类间的借鉴关系。在这一点上，古代学者并非有所忽略，而是做的不够。倪豪士的文章则不仅强调了横向的借鉴，而且为这种借鉴辨认出了一些基本因素（即他引若莱的“简单形式”）。这一研究颇与时尚相合，譬如说上引托多洛夫的那篇文章，虽名之曰“文类的起源”，探讨的却是文学类型间互相借取某种成分，而形成新文类的现象。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是否应该结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怎样结合，解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从倪文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