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梅二人在谈到“孤立句法”时所引休姆的意见是：
　　在散文中正像在代数中一样，具体事物是通过按照规则运行的符号或数码体现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具体事物根本没有形象可睹。……人们只是在这一过程结束时，才把Ｘ和Ｙ换成实在的事物。而诗歌至少在一个方面可视为正努力避免散文的这一特点。这就是说，它并不是数码语言，而是产生视觉效果的具体语言。它接纳诉诸肉体感觉的直觉语言。它总是力图攫住你，使你不断看到实物，使你避免沿着抽象过程而滑行。它选择鲜明的形容词和比喻，这倒不是因为要追新逐异，而我们又厌倦于陈词滥调，而是因为陈词滥调并不传达实物，并且要变成抽象数码。……在诗歌中，意象不仅仅是装饰，而是直觉语言的本质。诗歌是一个步行者，带你在地上旅行，散文则是一辆火车，把你送到目的地。
　　——《沉思集》
　　他们指出，休姆认为在散文中，句法把众多的词语连结成为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复合体，其内在关联因而变得十分重要，而它们与具体事物的联系却正好相反。由于受句法的驱使，读者匆促读了一字又一字，一句又一句，阅读过程遂变成了一种理性过程。诗重直觉，而非理性。其使命即是通过可见的具体意象，通过悠悠缓缓的步调，而使读者不断地看到实物。因此，句法缺乏诗歌性质。10
　　在诗歌中，任何词语组合都不可能没有句法，换句话说，没有句法亦是一种句法。因此，我们可以把“句法缺乏诗性”的断言改作如下的陈述：诗歌应该采用特殊句法，打破意象间正常的逻辑关联，使之呈现出孤立状态。这也正是高、梅二人名之为“孤立句法”的缘由。在一篇中西诗歌比较的文章里，余宝琳解释说：
　　古代汉语本身的若干特点也有助于诗歌功能的发挥。在此，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屈折变化（inflections）,动词也没有数和时态的屈折变化……。这些特点，再加上细部结构所必备的连接成分的省略，创造了一种仅仅依赖词序和语境的孤立句法，一种使意象无所依傍的性质得以强化的句法。11
　　余氏试图在中西对比的基础上概括中诗诗语的特点，应该说她涉及到了问题的主要方面，不过就孤立句法形成的语法条件而言，还应该做些补充说明。高、梅二人认为孤立句法的形成有三个条件：一是非连续，即诗句里只有名词或名词短语前后连属，而无其他成分，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二是歧义，12 即一句内同时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结构，如贾至句“白云明月吊湘娥”（人们不知究竟是“白云”还是“明月”在“吊湘娥”）；三是词语错置，即诗句内正常语序被打乱，或在其中插入其他成分，如杜甫名句“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些句法结构阻碍了诗句的内在流动，有利于单纯意象的形成。13 我们认为 ，上述前两个条件归根到底仍然不外是省略语法成分所致；他们的贡献在于：指明前两者的语法关系依次因一少一多而暧昧不明，使讨论更加细腻；并且指出词语错置亦可形成孤立句法，亦使讨论有所拓展。程纪贤也做了一些探讨，除相同的意见外，他还认为动词句的以虚代实（即以虚词代动词，如“老年仍道路，迟日复山川”等）可以削弱语法关系。14
　　现在，我们把汉学家有关的意见做一归纳。关于孤立句法形成的条件，他们认为有如下数项：
　　（一）词语无屈折变化（汉语固有特点；语法关系变弱）
　　（二）省略（名词之外的各种词类均可省略，甚至动词；或是固有特点，或是有意为之；语法关系变弱，词语结合方式或单一、或游移不定）；
　　（三）倒置或穿插（语法关系变弱，词语结合方式复杂化）；
　　（四）以虚代实（省略动词，以虚词代之；语法关系变弱）；
　　（五）并置或对仗（使孤立句法得以强化）。
　　在西方诗歌的衬托之下，中国诗歌的这种句法最为奇特，因此，也最为引人注目、最常惹人评说。汉学家通常或明或暗地把这种句法及其相关现象视为“非连续诗学”（the poetics of discontinuity），并且对此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关于非连续诗学产生何种艺术效果的讨论，尤为多见，下面是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非连续诗学的艺术效果之一：人与自然密切关联
　　中诗通常一面写人事，一面写景物，由于省略、倒装等手法的运用，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程纪贤说，中诗尽可能地省略各种人称代词，以获得这样一种诗歌语言：即把行为主体置放在与客观存在、与外在事物的特殊联系之中，从而使得外在因素内在化。试看李端的《感兴》和王维的《鹿柴》。15 李诗末二句省略代词，这显然是为了使隐者与宇宙因素认同；“高人”日常的闲逛也被描绘成了宇宙的运行。同样，在王诗前两句中，诗人自我认同的是“空山”；在第三句，诗人则是深透森林的余晖。诗中的“见”，意味着启悟和与事物本质的沟通。中诗也常常省略介词，诗人宁可单说“空山”，而不说“在空山里”；说“春眠”，而不说“当春眠时”。介词的省略使这些潜在的实体有可能充当主语，而且这种省略与代词省略一起，创造了一种可逆转的语言，其中主客、内外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映衬。中诗还常常省略比喻词（如“如”、“似”），这种省略也不仅仅出于用字简省的考虑，而是因为“硬性”地使比喻词前后的成分结合，可以在其间创造一种既有张力又有联络的关系。而且，如果在比况人生时用倒装法，读者就难以确定孰为主体，孰为客体，人生世事和自然变化也就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例如，在李白《送友人》一诗中，自然并不是外在的陪衬，而是一幕剧的扣人心弦的组成部分。第三联“浮云”、“落日”、“游子”、“故人”四者基于内在的必然关联而组织在一起，显示出人生戏剧与自然戏剧不可分割。16
　　人与自然结交的极致是人在自然中的消隐。刘若愚认为，某些词语的省略的结果是“……与西方众多以自我为中心、以尘世为依归的诗歌相比，中国诗歌常常有一种无关个人、融于宇宙的性质。”17 但叶维廉进一步发挥说 ，中国诗人“以其最纯粹的形式描述客物，而不被理智和主观性所污染”，也就是说，他们从不“把自我的观点强加于现象之上”。有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余宝琳认为，中国诗人展示给我们看的，不是“事物”，而是他们个人对事物的觉察。就主体没有露面的王维诗《鸟鸣涧》和《鹿柴》而言，两首诗相参照，“空山”一词就会给人以释家信念的印象，诗人之消隐正是他自我表现的一种独特方式。18 在我们看来 ，不管诗人是有意让物象以原样演出，还是在以独特方式表现自己，人称代词的省略毕竟透露出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
　　（二）非连续诗学的艺术效果之二：主体间性
　　如果一首诗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其间就可能出现建立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上的关联。程纪贤说，杜甫《又呈吴郎》一诗里有三个人物：诗人（我）、“吴郎”（你）和“妇人”（她）。通过省略代词，诗人试图创造一种“主体间的”觉识，在此“他者”从未被置于对立的位置。他始终于另外两个人物认同，仿佛同时有多种视角观察事物。全诗展示了一个人物内心的议论，其中故事和话语一直混淆难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句也是一例。第二句因主语省略而有两解：“他在哪里思念月下之楼”和“她在哪里的月下之楼里默默思念”。诗人有意这样写，因为分别的恋人于此夜此时正在相思。19
　　（三）非连续诗学的艺术效果之三：一词多解
　　一词多解即是“歧义”，关于它的理论基础、范例类型和艺术效果等问题，我们在下文再做介绍（参见第七章第三节）。
　　（四）非连续诗学的艺术效果之四：诗歌时间的交错与永恒
　　时态及其相关词语的省略，以及不同时间的并置或对仗，往往造成时间不定指的效果。有人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错与叠合。程纪贤说，李商隐擅长兼写当下的时间和引起的时间。例如《马嵬二首》之二“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句，虽然写时间的流逝，但这是一种浑然无分的时间，宵夜只是一缕单调的回响，而且让人感觉不到白昼的到来。20 有人则强调诗歌时间的永恒性 。刘若愚以马致远小令名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天净沙·秋思》）为例分析说：“在此，诗人描写景色宛如打开一轴中国画，读者的注意力随之由一个景物移到了另一个景物；不过，动词的省略创造了一种静态感，仿佛这些景物从时间里被攫住后，又被永久地凝固下来，它们与济慈使之不朽的古希腊之瓮上的那些形象十分相似。”21
　　（五）非连续诗学的艺术效果之五：名词意象的一般性
　　一般认为，中诗单纯意象间的并置连接使它们显得具体可感，鲜明生动，但高友工和梅祖麟认为，近体诗名词意象有倾向描述性质的特点。他们说，在“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之二）句中，“黄金”的“黄”和“白雪”的“白”只是强调被修饰名词的性质，而当这些名词再去修饰其他名词时，它们便突出了本身的性质，如“金殿”、“雪峰”。一些附加“色”、“声”的词，如“山色”、“柳色”、“泉声”、“蝉声”等，其后缀也给了修饰成分以可见、可闻的性质。还有一些由并列名词组成的意象，有的壮美，如“日月”、“关山”，有的秀美，如“鱼鸟”、“蒲柳”。这些意象大多诉诸视觉。并列的复合名词（如“天地”、“江湖”）有较强的一般性，而代表物类且无修饰的原型名词（archetypal nouns）也可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在王维的《鸟鸣涧》中，就用了一些这样的名词，诗中写由“人”、“鸟”、“花”、“山”等组成的世界，体现着诗人自然而又素朴的风格。总之，原型名词以及其他倾向性质而非实物的名词（两者均是产生一般性的根源）的运用，使整个近体诗弥漫着“梦一般的抽象”和“无所不在的朦胧”（温姆塞特语）。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