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首先是语言，而不是别的什么。”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如是说。不难想象，西方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一旦将注意力从汉字转向诗语，就会象旅行者走出狭窄的胡同一般，眼界顿时开阔起来。尤其是在本世纪现代语言学理论为之注入活力之后，中诗诗语研究更展示出了广阔的前景。 　
　　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大多存在着特定的关系，而它与语言学的关系可以说最为密切，而又最为复杂。这一点在西方的人文科学发展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是文学唯一的表达媒介，所以语言研究历来被目为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反过来看，文学语言代表着人类语言发展史的高级阶段，它丰富多彩，人所共赏，所以文学作品也历来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对象。早在古典时期，文学和语言学尚未分立门户，一个包罗极广的学科——修辞学，基本上就是关于优秀作家所用语言的研究。当时还有人明确指出，“语法是诗人和散文家运用语言的一般方法的实际知识”（狄奥尼西奥斯）。自此以降，鉴赏古典作品几乎一直是语言研究的主要目的和范畴。只是在十三、十四世纪，一些爱好思辨的语法学家，倾向把语法分析和哲学理论结合起来，探讨较为抽象的问题，但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语言研究的重点又回到了古典作品之上。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个名为“语文学”（ philology ）的学科，成为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的前身。它的研究对象更加广泛，包括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两个分支，不仅涉及语言、文学，还涉及其他一些学科领域，实际上它构成了一种“关于古代的科学研究”（Altertumwissenschaft）。后来它的研究领域有所变化，通常是专门探讨古代典籍的语言问题，其目的是为理解文学作品提供比较深刻的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现代语言学兴起之后，虽然它不能再来充当语言学的代名词，但仍然有人重视它在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正如英国小说家、学者刘易斯（C.S. Lewis，1898～1963）所说：
　　我时而听人讲，有人想从事一种完全摆脱语文学的文学研究，即完全摆脱对词语的爱好和关于词语的知识。也许这样的人并不存在。如果存在，那么他们要么是想入非非，要么是决计终生抱残守缺。1
　　迄今为止，无论是传统语言学还是现代语言学所进行的常规研究，如语音学、词源学、词法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等，均在文学研究中派上了用场。此外，在本世纪初叶，还形成了一个运用语言学知识研究书面或口头表达风格的学科——风格学。有人认为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有人认为它是传统修辞学在现代严格化了的变体，还有人认为它缺乏独立性，只能算作沟通语言和文学、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中介（详见第十五章第四节）。无论如何，风格学与文学的密切关联还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本世纪新兴的语言学理论不断向文学研究领域里渗透，引起了文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就我们目前的探索而言，显然这一点尤为重要。）这些变革是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旅美俄裔语言学家罗曼·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以及英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兹（I. A. Richards，1893～1979）、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 ）等人的探索分不开的。
　　1916年，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的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经过他人的整理终于问世了。书中诸多基于二分法的区分或范型，公认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其主要内容是：主张语言学由历时研究转向共时研究，建立“语言”和“言语”的依存关系，构筑语言成分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网络，以及区分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功能。这些语言学理论给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以丰富的营养，使它成为本世纪文学领域里颇具特色的一种研究方法（详见第十一章）。
　　雅可布森早年为俄国形式主义者，继而参与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术活动，最后迁至美国任教，并在此定居下来。他终其一生，勤于著述，但从未离开过文学语言的研究，在沟通语言学和诗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曾经站在文学科学的立场上指出，它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literariness），也就是使某一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最近的俄罗斯诗歌》）。但他毕竟是个语言学家，后来在一篇名为《语言学和诗学》的论文里，他又从另一角度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诗学首先要回答“是什么能使语词信息成为艺术作品？”诗学要探索“语词的结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诗学”一词具有较为宽泛的意义：它所“处理的诗歌功能，不仅在诗歌内（其中这种功能凌驾于其他语言功能之上），而且在诗歌外（在此另外某种功能则凌驾于诗歌功能之上）。”从信息交流的角度研究语言与诗学，也是他的一大贡献。由此可见，他关注的不是语言因素的静态关系，而是它们的动态关系。2 理查兹和燕卜荪是语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着重探讨词语在语境中产生不同含义的原因。他们对新批评派的影响很大，前者被视为该派的先驱，后者被视为重要成员。这些情况，我们留待第七章再做介绍。
　　总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语言学理论不仅向文学研究领域里直接渗透，为之提供观察文学语言的新视角，并且通过受其影响而得以形成或发展的理论体系（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而在文学研究领域里间接发挥作用。
　　第三，还有一种属于文化研究或哲学研究的倾向，试图根据语言和其他人文现象总结出更为抽象、更为概括的理论。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或者也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或者设想可用新的结论在更高层次上来反观文学。试举例说明之。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声称从语言和神话里可以找到原始人的思维方式，美国语言学家卡尔·尤蒂主张在哲学假设、语言科学和文学理论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其设想均超出了纯粹的文学研究，但又均可为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根据。3
　　显而易见，所谓文学与语言学的复杂关系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以一章的篇幅当然不能做全面而详尽的说明。在这一章里，我们只是评介直接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中诗诗语研究，包括有关韵律、句法、艺术思维等问题的专题研究。至于移植受现代语言学影响的其他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作品（不止于诗歌）的范例，我们只能在另外的章节里分别加以介绍了。